荒路（1/2）

前一阵我的妻子桃薇一声不吭地走了，我去医院找她，同事说她请了长假，我想既然请了长假，必然还是会回来的吧。

我从幼年一直对人的出走有着莫名的情结，人在不同阶段出走之后，定会以一个新面目面对周遭，无论他的生活是多么沦落，沮丧，都会有所改变。我怀疑她出轨，是因为去医院询问她的去向时，感觉背后有她同事们隐隐地耻笑，这更验证了我之前的怀疑。而我早已过了敏感的年纪，我知道若是有了可以察觉到的耻笑，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两天以后她回到家，给我做了早餐，当作什么都没发生，我也佯装什么都没发生，我说我的工资从五千涨到了六千。她说，恭喜。

听到恭喜之后，我断定她一定是出轨。我们没有孩子，是我的原因，结婚前我们总是争吵，婚后她带我找熟人看病，我们有个一居室，终日飘着中草药的气味，整个房间都好像枯黄色，当在厨房里塑胶篮子里的草药变质发臭也没人管的时候，我们都放弃了。我偶尔去她父母家，她父亲患了老年痴呆，但还记得桃薇比我大两岁的事。这个老爷子常对我说，桃薇从小就很漂亮。我知道桃薇从小就很漂亮。桃薇出走后我去过她父母家一次，老爷子还是絮叨这句话，我当时喝了些酒，心中抑郁，我说：“这不算什么。”桃薇母亲没有说话。我想她会在下一通电话里告诉桃薇吧。我只是心中愤懑，没有想到那么多。

二〇〇八年奥运会，人好像下水道里杂交泛滥的老鼠满溢了一般，在各处浩浩荡荡，城市上空堆积着各色人种呼吸的废气，不论地铁、公厕、咖啡馆，全是陌生的颜色和脸谱。所以有一天回家，我对桃薇说我们去西藏一次。桃薇说好。

我们没有计划自驾，每个人带了很小的一个背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觉得在驾驶和副驾驶上待久了会非常尴尬。但我没想过的是，这种尴尬本身也是稳定的，如果选择自驾，就不会导致那样一个结果。

我们从贵州省到了云南，当地的省道因为雨季的泥石流被冲毁了不少，路上随处可见挖掘机，艳阳高照的时候尘土腾起久久不散去。或者阴雨时云雾蔓延，视线很少清澈过，永远混混沌沌，我以为进了藏区会好些。在崎岖山路上，还可见路旁堆积了五颜六色的大油桶，堆积得像是以前海边轮渡上满载的石油。这些油桶上有黑色溢出来，像窗帘一样，整个排列起来有着触目惊心的污浊感，跟周围的草木丛生极其不搭。

中途有一次车停下来，有东西刮了保险杠，司机去搬前方石头的时候，桃薇问我：“这些桶里装的什么？”

我说：“石油。”

桃薇说：“可能不是。”

我笑着，说：“地沟油。”

桃薇面无表情地从我身边走过去，看了一会儿，好像还用手指抹了抹。她回来时，我问：“是什么？”她没有回答我。

我们每天要坐十个小时车，车在山路攀爬时十分缓慢。

桃薇很注意养生，她随身带很多瓶瓶罐罐的营养药，可以看到她在车上吃药时，药丸会从她手心里颠簸出去，然后她就又取出一片，如果又从手掌里弹出，她会再取一片，直到可以填到她嘴里，执拗得让人觉得可怕。

滇藏线的车窗外，每天都是浑浊一片，我们有了疲惫感，景色都是一样的，绿色的线条划过去，过一会儿，再几条绿色线条划过去，山的形状让我感觉像是每天周而复始地睡觉。

大约在第五天夜里，我们已经过了德钦和芒康，傍晚的时候到达左贡，当地的旅馆只有两家，有个从拉萨来的规划团队住满两家旅馆，没有位置了。我们站在路边，想着可以去哪过夜。

我说：“不行可以找当地的藏民家过夜。”

桃薇说：“太脏了，赶路吧。”

我说：“旅馆也是当地人开的，能有什么区别？”

桃薇站在马路边上，她已经扎起了围巾，围巾包着她的下巴。我说：“从这里开始没有可讲究的，比北京干净多了。”

桃薇看着路灯，说：“哪干净？”

正好一辆车过去，车灯打亮了她的脸，我盯着她的鱼尾纹看。其实我说不上来哪干净。

车多是从林芝往东开，很少有这个时间去八宿镇的，往八宿的车程要六个小时，到达就会是后半夜。我靠着路灯后面的一个石柱子，桃薇把包搁在脚边，搓着双手。

之后有一辆开往八宿的车，只是上面人满了，这辆塞满人的车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从车窗里探出一个四川的脑袋，他说：“赶夜路？”

桃薇说：“是啊。”

四川脑袋竖起大拇指。

四川人说：“可我们车里坐满了，不然可以拉你们，你们去哪？”

桃薇看起来有点生气，她很可能认为我们在此站了一个小时，等到一辆人满又暖烘烘的车，还要被人竖大拇指夸奖是件很窝火的事。

桃薇说：“新西兰。”

我对司机喊：“去八宿，需要几个小时啊师傅？”

四川人收回手，说：“六七个点。”然后摇上窗走了。

车走后，桃薇朝身后的小山坡上走去。

我说：“你做什么？”

桃薇说：“去厕所。”

我走过去拎起她的包，跟在她身后上了山坡。

在一块路标牌下的阴影里，我听到桃薇穿过植物的声音，衣服摩擦树叶的声音。周围一片黑暗，路灯的光漫不过来，镇子里的灯火渺小如水滴一样撒在远处。我顿时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近感。我想起两年前她买那条围巾时的情形，她在一个柜台前试戴一个帽子，在镜子前摆弄了半天，发觉不合适，就随手扯过一条围巾绕在脖子上。这条围巾是粗硕的毛线，卡在她的下巴和嘴唇之间，她说：“这个很好。”说话时，她下巴轻微晃动，那条粗硕毛线的围巾滑下去一点，我顿时觉得心里极其地喜欢她，特别想拥抱她，我朝她走过去，她视线里的镜子出现了我的身影，然后她走向柜台。而我极其地沮丧。

可以看到坡下路灯旁雾的形状，染上一层黄色。那种久违的亲近感让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我说：“你是不是出轨了？”

桃薇说：“包你拿过来了吗？”

我说：“拿过来了。”

桃薇站起身，说：“我好了。”

我们又回到路边等车。我吹起了口哨。由于天气冷，大部分都是口水喷出嘴唇的声音。

桃薇说：“你觉得很好听？”

我停下，说：“特别好听。”

又继续吹起来。

桃薇说：“你不信任别人，就一文不值。”

我继续吹口哨，吹得气流越来越大，反而吹不出声响，我气急败坏地活动嘴唇，不小心牙齿夹出一个口子，血从裂缝里流出，很干燥。像舔了一口凤梨皮。

我说：“信任谁？”

桃薇说：“所有人，都不会信任你，因为你一文不值。”

我直起了背，不再依靠石柱，我说：“你病了？脑子进屎了？”

桃薇转过头来，她的下巴从围巾里完全伸出来。她说：“不用气急败坏。”

我说：“我没有。我们从来不吵架，你他妈有病了。”

桃薇说：“是吗？”

桃薇双手环住自己，似乎非常寒冷。

这时一辆车停下来，直到它停在身边时我才发现。

车没摇窗户。车玻璃不是透明的，贴了膜，从外面看不进去。我看了眼桃薇，她朝车窗走过去，我没听清她说了什么，桃薇拉开车门上了车。

上了车，我们没说话。车上的空气并没有暖和多少。前面坐的是两个藏民，头发乱糟糟，大约三十岁的样子。副驾驶的藏民耳朵上有纱布，我仔细看有没有渗出的血，看到他在反光镜里看着我。

他操着模糊的汉语说：“哪里来？”

我说：“北京。”

桃薇说：“谢谢啊。”

司机说：“你们，是去八宿吗？”

我说：“这里旅馆住满了。八宿有过夜的地儿么？”

副驾驶说：“有，有，这里，拉萨来的，很多人。”

他们之间互相说了几句，发出笑声。笑声很嘶哑，好像连着两天没喝过水的样子。

桃薇说：“耳朵怎么了？”

副驾驶回过头，指着自己包着纱布的耳朵，说：“这个？”

桃薇点点头。纱布说：“虫子。”

我说：“虫子咬的？”

司机忙说：“不是，不是，是里面，有虫子。”

我又盯着他的耳朵看了会，忙说：“取出来了吧？”

桃薇说：“滴食用油就可以了。”

副驾驶说：“什么？”

桃薇：“食用油，花生油，豆油啊。”

副驾驶点点头：“我知道，花生油，我们吃牛油，肥肉榨的。”

桃薇说：“包纱布也不好。容易感染。”

司机从后视镜里笑笑，他说：“我们想，憋死它。”

他说的最后一个字眼极其清楚，又尖锐。

纱布说：“你是，看病的？”

我说：“是啊，她在医院工作。”

纱布说：“嗯，所以你懂。我这里也有些不舒服。”

我没看到他指着哪。

桃薇：“其实虫子挺好。小时候我养过一只牛蛙。”

副驾驶说：“牛蛙？”

桃薇说：“比青蛙大一些，藏区也该有的吧。”

副驾驶不置可否。桃薇继续说：“养了好多年，放在鱼缸里，它跑出去过两次，都抓回来了。后来因为夏天换水太勤，就很少喂它。不管几年，它都不认识你。”

我说：“我耳朵里也进过虫子。”

桃薇：“小学毕业的冬天它从鱼缸里跑了，我再也没见过。因为不喂，它肚子一直都是瘪的，凹进去，就看得到脊柱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