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7）（1/2）

三十一

利斯和艾希曼在夜里见了面。艾希曼有三十五岁左右。手套、帽子、靴子，这三样表现徳国武装力量的神气、高傲和优越性的东西，跟党卫军领袖希姆莱所穿戴的完全一样。

利斯在战前就认识艾希曼一家。他们是同乡。利斯在柏林大学上学的时候，在报社以及后来在哲学杂志编辑部工作的时候，有时回故乡去看看，常常见到中学时期的同学。有些人在社会浪潮中得势了，后来浪潮过去，就消沉了，荣誉和物质享受又被别人捞去。可是年轻的艾希曼一直生活得很不起眼，很单调。凡尔登城下的炮声，曾经似乎要来的胜利，失败和通货膨胀，国会里的政治斗争，绘画、戏剧、音乐中左的和超左的流派的冲击，新风尚的兴起和衰落—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单调生活。

他做过外地一家公司的代理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对待外人，他从不过分粗暴也不过分殷勤。人生的条条大路都被闹哄哄的、指手画脚的、敌视他的人群堵塞着。到处可以看到排挤他的又敏捷又机警的人，他们灵活老练，闪动着发亮的深沉的眼睛，带着傲慢的神气朝他冷笑……在柏林中学毕业之后，他没有找到工作。柏林一些公司的经理和业主对他说，没有空缺，可是艾希曼从旁边了解到，有的公司没接收他，却接收了一个很不像样的不知是什么民族的人，也许是波兰人，也许是意大利人。他想上大学，但是大学里对人的态度很不公正，他上不了。他看到，考试人员一看见他的浅色眼睛和圆圆的脸、浅色的平头、又短又直的鼻子，就没有劲了。似乎他们喜欢的是长脸、黑眼睛、佝偻腰、窄肩膀的人，喜欢没出息的人。回到外省老家的人不只是他一个。这是很多人的命运。柏林一直有一类人，这一类的人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但是这一类人大多数是在崇尚世界主义、失去民族特点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不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不分德国人和波兰人。

这是很特殊的一类人，是一个很奇怪的种族，他们最聪明，最有学问，最能冷眼旁观。这类人所发出的朝气蓬勃的、非侵略性的思想威力给予人的强烈感觉是可怕的。这种威力表现在这些人的奇怪的爱好中，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在生活中注意时髦，却又不修边幅，似乎不看重时髦；表现在他们对动物的热爱中，喜爱动物却与他们纯粹的城市生活方式相结合；表现在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方面，他们善于抽象思维的同时，却又十分喜欢艺术和生活中粗犷的东西……这些人推进了德国的染料化学和氮合成化学，推进了强射线研究和优质钢的生产。就因为他们，外国的学者、艺术家、哲学家和工程师们纷纷来到德国，但正是这些人最不像德国人，他们在全世界到处游荡，他们的友好交往完全不是德国需要的，他们的德国人特征太不鲜明。

一个外地公司的职员怎么能出人头地呢，能够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可是现在你瞧他手里的文件，这文件在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知道，那就是希特勒、希姆莱、卡尔津布伦涅尔 [16] 。他把文件锁进保险柜，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一部老大的黑色轿车正在门口等着他。卫兵向他敬礼，副官给他打开车门，党卫军少校艾希曼上了车。司机开大了油门，这部大马力的警察要员专用车便飞驰起来，一路上只见城里的警察恭恭敬敬对汽车行礼，急急忙忙打开绿灯，汽车穿过一条条柏林街道，便上了公路干线。冷雨，晨雾，喇叭声，公路缓缓地盘旋转弯。

此刻，在斯莫列维奇，在果树丛中是一座座幽静的小房子，人行道上长着青草。在加尔季切夫商场的街道上，涂了紫色或红色记号的肮脏的黄色爪子的母鸡在灰土中跑来跑去。在基辅的波多尔区和瓦西里科夫，在有很多肮脏的玻璃窗的多层楼房里，楼梯被孩子和老人千万次的步履磨得光光溜溜。

在敖德萨，院子里长着花皮悬铃木，晒着花连衣裙、褂子和裤子，煮果酱的铜盆在火盆上冒着热气，还没见过太阳的黑皮肤婴儿在摇篮里啼哭。

在华沙，狭窄的六层楼房里住着裁缝、装订工人、家庭教师、夜酒吧和咖啡馆的歌手、大学生、钟表匠。

在斯大林道尔弗，傍晚农舍里生起炉火，风从彼列科普方向吹来，夹带着盐味和暖和的尘土味，老牛哞哞叫着，晃悠着沉重的大头……

在布达佩斯，在法斯托夫，在维也纳，在梅利托波尔和在阿姆斯特丹，在玻璃窗明净如镜的别墅里，在工厂烟雾笼罩的房屋中，居住着犹太族的人们。

集中营的铁丝网、毒气室的墙、防坦克壕的黄土把千千万万人联接在一起，他们属于各种各样的年龄和职业，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具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和精神爱好，有信神的宗教狂热分子，也有无神论的坚定信徒，有工人，有游手好闲的人，有医生和商人，有聪明人，有白痴，有小偷，有喜欢空想的人，有冷眼旁观者，有好心人，有圣洁的人，也有卑劣的人，死神在等待着他们。

警察要员的大马力轿车一路奔驰着，在秋天的公路干线上不停地转着弯儿。

三十二

他们是在夜里见面的。艾希曼一面往办公室走，一面很快地询问着，径直走进办公室，坐到安乐椅上。

“我的时间不多，最迟在明天我要上华沙去。”

他已经去过集中营警备队，和建筑工地主任谈过。

“工厂的情况怎样，您对福斯这个人的印象如何，据您看，这些化学家有水平吗？”他很快地询问着。

艾希曼用他那长着粉红色大指甲的白胖的手指翻阅着桌上的文件，不时地用自来水笔做记号。利斯觉得，艾希曼并不认为这事与其他事有什么不同，虽然这种事情即便铁石心肠的人也要发冷发怵的。

利斯这几天喝了很多酒。气喘病加剧了，每天夜里他感到心跳得厉害。但是他认为，酒精对身体的害处不如神经紧张的害处大，而他是时时刻刻处在神经紧张状态中的。

他很希望重新去研究那些敌视国家社会主义的著名活动家的思想，解答那些冷酷、复杂然而不用流血的问题。到那时候他就不再喝酒了，一天顶多抽上两三支香烟。所以不久前一天夜里他把一个苏联的老布尔什维克叫了来，跟他下了一盘政治棋，他回到卧室以后，没用安眠药就睡着了，一直睡到上午九点多钟。

在夜间视察毒气室的时候，建设者们为艾希曼和利斯安排了一次别出心裁的小宴会。在毒气室中间放一张小桌，摆上酒和菜，赖内克请艾希曼和利斯饮酒。

艾希曼一见到这别出心裁的酒宴，就笑起来，说：

“我乐意从命。”

他把帽子交给自己的卫兵，就在桌旁坐下来。他的一张大脸忽然露出踌躇满志的样子，就像千千万万喜欢吃喝的男子坐上摆满山珍海味的宴席那样。

赖内克站着斟好了酒，大家都端起酒杯，等着埃·希曼致祝酒词。

在这水泥密闭室的寂静中，在斟得满满的酒杯里，有一种异常紧张的气氛，利斯觉得，他的心简直要经受不住了。他很希望高声祝愿德国理想早日实现的祝酒词打破紧张的气氛。但是紧张气氛非但没有打破，反而越来越紧张了。因为艾希曼正在吃火腿面包。

“先生们，你们怎么啦？”艾希曼问。“这火腿太好了。”

“我们在等待您的祝酒词呢。”利斯说。

艾希曼端起酒杯。

“祝咱们为党国效劳取得更大胜利，依我看，这是最值得祝贺的。”

只有他一个人几乎没喝，而是吃了很多。

早晨艾希曼穿着裤衩在打开的窗户前做了一会儿早操。晨雾中露出一排排整齐的集中营棚屋。火车汽笛声传来。利斯一向不羡慕艾希曼。利斯没有很高的职务，却有很高的地位—在帝国保安总部里都认为他是一个聪明人。希姆莱很喜欢和他交谈。上层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尽可能不在他面前显示自己官位高。他习惯于不仅在保安部门博得尊敬。到处都有帝国保安总部的影响和势力：在大学里，在儿童疗养院院长的签字中，在歌剧院招收年轻演员的考试中，在为春季画展评选作品的时候，在国会选举的候选名单里。

这里是生活的轴心。党之所以永远正确，党的道理或者没有道理之所以能战胜其他任何道理，党的哲学之所以能战胜其他一切哲学，主要靠国家秘密警察的工作。这真是一根魔杖！要是失手掉落了，魔力就消失了，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变为牛皮大王，学术巨著就会变为异端邪说。万万不能放下这根魔杖。

利斯这天早晨看着艾希曼，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萌发了嫉妒心理。艾希曼在离开之前几分钟说：

“利斯，咱们是同乡呀。”

他们谈起他们喜欢去的故乡城市的一些街道、饭馆、电影院。

“当然，有的地方我也没有去过。”艾希曼说。并且提到一个俱乐部，那地方他这个小业主的儿子过去是不能去的。

利斯想换个话题，就问道：

“请问，能不能大致地有个数，准备处理多少犹太人？”

他以为，他的问题问得过头了，也许，除了元首和希姆莱，世界上只有三个人能够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在艾希曼回忆他年轻时在民主和风行世界主义的时代不得志的情形之后，利斯问他这种事，承认自己不知情，正是最恰当的时候。

艾希曼回答了他。

利斯非常震惊，又问一遍：

“是几百万吗？”

艾希曼耸了耸肩膀。

他们沉默了一阵子。

“咱们在学生时代不曾相识，非常遗憾，”利斯说，“如歌德说的，最好的是大学生时代。”

“我没有做过柏林的大学生，我是在外地上学的，您用不着感到遗憾。”艾希曼说。又补充说：“老乡，这个数目我是第一次说出来。如果算上在贝希特斯加登 [17] 、帝国内阁和元首府那几次，那这个数目总共说过七次或者八次。”

“我明白，我们不会在明天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数目的。”

“我指的就是报纸。”艾希曼说。

他带着冷笑的神气看了看利斯，利斯感到惶恐不安，因为他觉得艾希曼比他更聪明。艾希曼却说：

“除了咱们都是一个绿树丛中的宁静小城的同乡以外，我对您说出这个数目，还有一个原因。我希望，它能使我们在今后的共同工作中很好地配合。”

“非常感谢，”利斯说，“应当好好考虑考虑，事情是十分重大的。”

“当然啦。这主意不光是我的。”艾希曼竖起一个指头朝着上面。“如果您能跟我合作，万一希特勒失败了。那咱们就一起上吊。”

“前景是十分美好的，值得考虑。”利斯说。

“可以设想，两年后我们再坐在这房间里的舒适的小桌旁，就可以说：我们用二十个月的时间解决了人类用二十个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们告别了。利斯目送着汽车。

他对于人与人在国家中的关系有自己的观点。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生活不能自由发展，生活的每一步都必须加以控制。

为了指导人的呼吸、母亲的感情，指导如何读书、唱歌、夏天旅游，领导工厂和军队，就需要有许多领导者。因为生活不能像野草一样随便生长，不能像大海一样随便翻腾。利斯认为，领导者可以分为四种性格类型。

第一种类型：性格单纯的人，一般缺乏敏锐的智慧和分析的能力。这些人从报纸和杂志上摘取口号和公式，从希特勒的讲话、戈培尔的文章、佛朗哥和罗森堡的书中寻找理论根据。一旦感到失去支柱，就会不知所措。他们不考虑各种现象的联系，在任何问题上都表现得激烈和偏执。他们不论对待哲学、国家社会主义的科学、似是而非的新发现，还是对待新戏剧的成就、新的音乐、国会选举运动，都十分顶真。他们像小学生一样，读书死记硬背，听报告、看书都要做笔记。他们的个人生活一般都十分简朴，有时甚至很贫困，他们往往比其他类型的人更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家庭。

利斯起初以为艾希曼正是属于这种类型。

第二种性格类型：聪明的无耻之徒。这些人知道魔杖是存在的。他们在可靠的朋友圈子里讥笑很多人，讥笑新博士和硕士不学无术，讥笑各级长官的错误和习性。他们不讥笑的只有领袖和崇高理想。这些人一般生活都很阔绰，他们有的是酒喝。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高位的比职位低的多。在下层当权的主要是第一种性格类型的人。

利斯认为，在最高层掌权的是第三类性格的人。最高领导层掌权的不过八九个人，再有十五至二十人相配合。那儿另是一番天地，不再有什么信条，可以自由地裁判一切。那儿不再有理想，只看是否有利于我，只求称我心意，翻云覆雨，心狠手辣，不惜任何手段。

有时候利斯觉得，在德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和他们的利益。

利斯发现，头脑简单的人出现在最高层，往往标志着不祥事件的开端。这少数翻云覆雨的高手们提拔一些恪守信条的人，为的是让他们干特别血腥的事情。恪守信条的老实人暂时会受到最高层的赏识和犒劳，但是等到完成了任务，一般都要销声匿迹，有时会落得和自己的牺牲者一样的下场。最上层又是只有几个翻云覆雨的高手了。

第一种性格类型的老实人具有特别可贵的品质：他们具有人民性。他们不光摘引国家社会主义大师们的语句，也说人民的语言。他们的粗暴是人民的粗暴，农民的粗暴。他们说的笑话会在工人大会上引起一阵阵笑声！

第四种性格类型：奉命行事的人。他们对信条、思想、哲学丝毫不感兴趣，但也没有什么分析能力。国家社会主义党给他们薪俸，他们就为党效劳。他们追求的唯一的、最高的目标就是吃、穿、别墅、珠宝、家具、小汽车、冷气设备。他们不大喜欢金钱，不相信金钱的可靠性。

利斯向往最高领导层，希望和最高领导者交往，和他们接近，在高层里，在玩弄心计、进行文的较量的地方，他感到得心应手，轻松自如，非常得意。

但是利斯看到，在可怕的高层，在一些最高的领导者之上，在那一层之上还有一个隐隐约约、模模糊糊、不易理解、不依逻辑行事的世界，领袖希特勒就在这个最高世界里。

不知为什么，许多无法结合的特点汇集于希特勒一身：他是许多高手的头儿，是超级技师，特等装修工，总监工，其阴险毒辣甚至超过他所有的亲密助手的总和。利斯害怕的正是这一点。况且，在希特勒身上还有教条式的狂热、宗教式的信仰和盲目性，又像老牛一样的不讲道理，这些特点利斯只是在最低层的党的领导者中间见到过。他是魔杖的创作者，是头号圣人，同时又是极其愚昧和狂热的信徒。

现在，利斯目送着汽车渐渐远去的时候，他觉得艾希曼忽然使他隐隐产生了一种又害怕又羡慕的感觉，过去使他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德国人的领袖希特勒。

三十三

重新建立起来的部队在夜间秘密地朝斯大林格勒前线移动。

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顿河中游，新战线的兵力越来越密集。一列列军车就在草原上停靠，部队在重新铺好的铁路沿线上下车。

天一开始放亮，夜里如奔腾的河流似的铁路线就安静下来，只有淡淡的尘雾笼罩在草原上。白天，炮身用干枯的野草和麦秸掩盖着，似乎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与秋日的原野融为一体的炮身更沉静的了。一架架飞机张着翅膀，像僵死的昆虫似的停在机场上，上面覆盖着网状掩蔽物。

在那幅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看到的地图上，三角符号、菱形符号和圆圈一天比一天稠密，标志番号的数字也越来越稠密。这是新的西南战线—也就是现在的进攻战线—各部队在编队，聚集，开向出发的地界。

坦克兵团和炮兵师避开硝烟弥漫的斯大林格勒，顺着伏尔加右岸空旷的盐碱地带朝南开去，开向一处处安静的河湾。军队渡过伏尔加河以后，在加尔梅克草原上，在湖汊之间的盐碱地上驻扎下来，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说起他们都觉得奇怪的话……这是在战场南边，在加尔梅克草原上集结兵力，面对德军的右翼。苏军最高指挥部正准备包围保卢斯的斯大林格勒集团军。

一艘艘轮船、渡船和驳船在秋日的星光下，在黑沉沉的夜色中，把诺维科夫的坦克军渡向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右岸。

成千上万的人看到用白漆涂在钢甲上的俄罗斯古代将领的姓氏：“库图佐夫”、“苏沃洛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成千上万的人看到，苏联的重炮、火箭炮和从盟国租借来的武器一齐向斯大林格勒涌去。

虽然千百万人看到了这样的调动，集结大量兵力准备进攻斯大林格勒西北面和南面的行动还是在秘密中进行着。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德国人也知道这种大规模的调动。要遮掩是不可能的，就好比一个人走在草原上，遮不住草原上的风。

德国人都知道苏军在向斯大林格勒调动，可是进攻斯大林格勒对于他们依然是秘密。每一个德军的尉官只要看到地图上标出的苏军集结地点，都会猜出只有斯大林、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知道的苏方的最高军事机密。

可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围，不论对德军尉官们还是对德军元帅们，都是非常突然的。

这怎么可能呢？

斯大林格勒依然没有失守，虽然投入了大量兵力，德军多次进攻依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在消耗殆尽的苏军的一些团里，也只剩下几十名战士。这承担起残酷战斗的超级重负的少数人正是使德国人思想产生迷乱的原因。

敌人不能设想，他们强大的兵力会被一小堆人打碎。在他们看来，苏军的后备力量似乎只是在准备增援苏联守军。在伏尔加河畔抗击保卢斯集团军进攻的战士们成了斯大林格勒进攻战的战略家。

而历史的无情的魔力隐藏得还要深些。在这里面，自由是可以产生胜利的。自由仍然是战争的目的，而一旦触碰到历史有魔力的手指，它便成了历史得心应手的工具。

三十四

一个老妇人抱着一捆干芦苇朝家门口走去，她的阴沉的脸流露出一副操心的神气。她从一部落满灰尘的吉普车旁边走过，又从军部的一辆坦克旁边走过，坦克上盖着帆布，一个角紧靠着房子的板墙。她瘦得皮包骨头，样子很不起眼，似乎再没有什么比这个从她家门前的坦克旁边走过的老妇人更平常的了。可是，这个老妇人，还有此时在棚子底下挤牛奶的模样平平的女儿，还有把一个指头杵到鼻孔里、看着牛奶从奶头里往外窜的她的浅色头发的外孙，却和驻扎在草原上的军队有重要关系，其重要程度超过世界上一切大事。

所有这些军队上的人：军部、集团军司令部的少校，坐在黑糊糊的乡下圣像下面抽香烟的将军，在俄罗斯炉灶上烧羊肉的将军们的炊事员，躲在仓库里用子弹和钉子做发卷儿的电话员姑娘，在院子里对着洋铁洗脸盆刮脸、一只眼看着镜子、一只眼看着天空留意着敌机的坦克手们—这钢铁、电力和汽油组成的整个战争世界，已成为一座座草原村庄长期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于老妇人来说，这里还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她看到今天在坦克上的小伙子们，就想起夏天那些疲惫无神的小伙子，那些小伙子步行来到这里求宿，一个劲儿担惊害怕，夜里都不睡，不时地到外面观望。

加尔梅克草原村落里的这个老妇人，和在乌拉尔给后备坦克军军部送铜茶炊的老妇人，和六月间在沃罗涅日把麦秸铺在地上让上校睡觉、一面望着窗外红红的火光画着十字的老妇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不论是要回屋里生炉灶的老妇人，还是走出门来的上校，谁都没有注意到。

加尔梅克草原上异常宁静，使人心旷神怡。这天早晨在柏林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是否知道，俄罗斯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脸转向西方，准备进攻和出击了？

诺维科夫在台阶上唤来司机哈里托诺夫：

“把我和政委的大衣带上，咱们要很晚才能回来。”

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走出门来。

“涅乌多布诺夫同志，”诺维科夫说，“要是有什么情况，您打电话给卡尔波夫，下午三点以后，就打电话给别洛夫和马卡罗夫。”

涅乌多布诺夫说：“会有什么情况呢？”

“那可说不定，也许司令员一下子来了呢。”诺维科夫说。

从太阳那边出现了两架铁鸟，朝村子飞去。飞得越来越快，响声越来越大，草原的安静一下子就被打破了。哈里托诺夫从汽车里跳出来，朝仓房的墙根下跑去。

“傻瓜，怎么，躲起自己的飞机来啦？”格特马诺夫喊道。

这时候其中一架飞机用机枪朝村子扫射起来，另一架飞机投下一枚炸弹。呼啸声，轰隆声。妇女尖叫起来，小孩子哭起来，爆炸掀起的土块纷纷往地上落。

诺维科夫听到炸弹下落的啸声，弯了弯身子。有一小会儿，一切都笼罩在灰尘与硝烟中，他能看见的只有和他站在一起的格特马诺夫。接着涅乌多布诺夫的身影也从灰尘与硝烟中露了出来。他直着身子、昂着头站在那里，像是木雕的，只有他没有弯下身子。

格特马诺夫脸色有些灰白，但是又兴奋，又快活，一面打裤子上的灰土，一面带着洋洋得意的自夸口气说：

“没什么，还行，裤子还没有湿，咱们的将军甚至连动都没有动呢。”

然后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去看炸弹坑周围的土飞得多么远。他们吃惊的是，远处房屋上的玻璃大都碎了，最近的房屋上的玻璃却好好的。他们又看了看倒下的篱笆。

诺维科夫觉得这两个第一次看到炸弹爆炸的人很有意思，看样子他们吃惊的是，把这枚炸弹造出来，带上天空又扔到地上，目的只有一个：炸死格特马诺夫的孩子的父亲和涅乌多布诺夫的孩子的父亲。原来，人在战场上就干这种事儿。

格特马诺夫坐上汽车以后，一个劲儿在谈这次空袭，后来自己打断自己的话，说：

“诺维科夫同志，你听我说这些话，也许觉得好笑，你遇到上千次轰炸，我这是头一回呀。”接着又换了话题，问道：“我问你，那个克雷莫夫好像被俘过吧？”

诺维科夫说：“克雷莫夫吗？你问他干什么？”

“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听到说起过他，说得很有意思。”

“他被围困过，至于被俘，好像没有。说他什么了？”

格特马诺夫没听到诺维科夫的话，捅了捅司机的肩膀，说：

“顺着这条大路可以到第一旅旅部，不用过那条沟。你瞧，我在战场上也是有眼力的。”

诺维科夫已经习惯了，格特马诺夫在交谈时从来不跟着对方走：一会儿他自己说，一会儿提问题，一会儿又是他说，一会儿又问起什么。似乎他的思想走的是没有规律的曲线。不过，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格特马诺夫常常谈起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随身带着很厚的一摞家人的照片，两次派人上乌法去送东西。可是他马上就爱上了卫生所那个很凶的黑发女医生塔玛拉·巴甫洛芙娜，而且爱得很深。有一天早晨维尔什科夫很痛心地对诺维科夫说：“上校同志，女医生夜里在政委那儿睡的，天快亮时候才出来。”

诺维科夫说：

“维尔什科夫，这不是您管的事。您别偷偷拿我的水果糖就好了。”

格特马诺夫不隐瞒他和塔玛拉·巴甫洛芙娜的关系，就是这会儿在草原上，他也把肩膀靠在诺维科夫身上，小声说：

“诺维科夫同志，有一个小伙子爱上咱们的女医生啦。”他带着亲热和惆怅的神气看了看诺维科夫。

“那是个政委。”诺维科夫说着，拿眼睛瞟了瞟司机。

“这也没什么，布尔什维克又不是和尚，”格特马诺夫小声说，“你要知道，我这个老糊涂蛋爱上她啦。”

他们沉默了几分钟。格特马诺夫又说起话来，似乎刚才说那一番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话的不是他。

“诺维科夫同志，你到了你熟悉的前方环境里，一点没有瘦。可是，就拿我来说，我天生是做党的工作的材料。我是在最艰难的一年到州党委工作的，如果是别人，会累出肺痨病的：粮食计划没有完成，斯大林同志两次打电话找我，可是我即使有点儿不自在，照样发胖，就像在疗养院一样。你现在就是这样。”

“鬼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材料，”诺维科夫说，“也许，我当真是打仗的材料吧。”

他笑起来。

“我发现，一看到什么有趣的事儿，我首先就想，别忘了对叶尼娅说说。刚才德国佬向你和涅乌多布诺夫扔下第一颗炸弹，我就想：一定要对她说说。”

“要作政治汇报吗？”格特马诺夫问道。

“就是，就是。”诺维科夫说。

“老婆嘛，当然啦，”格特马诺夫说，“老婆总是最亲近的。”

他们来到第一旅驻地，下了汽车。

在诺维科夫的脑子里经常有一长串的人、姓名、地名、大大小小的任务、明白的事和不明白的事、下达的和取消的指示。

夜里他有时忽然醒来，犯起愁来，他很怀疑：该不该进行超出瞄准器射程标尺刻度的远程射击？在行进中射击是否合适？各排排长是否能迅速而准确地判断战局的变化，独立决策，瞬息间发出命令？

然后他想象，一队一队的坦克冲破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的战线，冲进缺口，进行追击，和强击航空大队、自行炮队、摩托化步兵和工兵联合在一起，不断地向西推进，夺取渡口、桥梁，绕过布雷区，攻向敌人防御中心。他高兴激动得把两条光光的腿从床上荡下来，坐在黑暗中，兴奋得喘粗气。

他从来不想把夜里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格特马诺夫。

他在草原上比在乌拉尔的时候更经常对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感到恼火。

他在心里说：“你们是专拣甜饼子吃的。”

他已经不是一九四一年那样子了。他比以前喝酒喝得多。他常常骂娘，常常发火。有一次他差点对燃料供应处处长动手。

他看到，有些人很怕他。

“他妈的谁知道我是不是天生打仗的材料，”他说，“不过顶好还是跟自己喜欢的娘们儿住在森林小屋里。白天去打打野味，晚上回来。她做好了吃的，吃过就睡觉。战争可是不能养活人。”

格特马诺夫侧歪着头，仔细看了看他。

第一旅旅长卡尔波夫上校圆滚滚的脸，红头发，晶亮的蓝眼睛，这样的眼睛只有头发很红的人才有。他在战地无线电台旁边碰到了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

他的作战经历有一段时间和西北战线的战斗有关系；在那里，卡尔波夫不止一次把自己的坦克埋到土里，把坦克变成固定的火力点。

他和诺维科夫、格特马诺夫一起朝第一团驻地走去，那神气就好像他是主要首长，他的动作是那样从容。

从他的体质来看，似乎他应该是一个喜欢喝酒和美食的和气人。但他却是另外一种性格：不爱说话，对人很冷淡，器量又小，又多疑。他从不热情招待客人，是一个出了名的小气鬼。

格特马诺夫称赞了他们为坦克和大炮挖掘掩蔽所的认真态度。

这位旅长什么都考虑到了，既考虑了坦克威胁的方向，又考虑到侧翼进逼的可能性，他只是没有考虑到，即将开始的战斗可能让他带领全旅迅速地冲进缺口，转向追击。

诺维科夫看到格特马诺夫又点头又说话表示赞许，十分生气。

可是卡尔波夫就好像故意给诺维科夫火上浇油似的，说：

“上校同志，请允许我来说说。在敖德萨我们就隐蔽得很好。那天傍晚我们发起反攻，狠狠打了罗马尼亚人一顿，到夜里遵照集团军司令员的命令，我军像一个人似的进入海港，上了轮船。罗马尼亚人到上午十点钟才猛醒过来，急忙进攻已被我们遗弃的战壕，可是我们已经在黑海上的轮船上了。”

“你们现在面对的不是罗马尼亚人的空战壕啊。”诺维科夫说。

卡尔波夫能不能在进攻时期日日夜夜地往前冲，把敌人的作战部队、防御中心抛在后面？……能不能不顾自己的前方后背、左右侧翼，一心只想着追击，一直往前冲？他不是那种性格，不是的。

周围的一切依然带着已经过去的暑热的痕迹；奇怪的是，空气如此凉爽。坦克手们干着士兵们的家常事：有的把小镜子搁在炮塔上，坐在钢甲上刮脸，有的在擦枪，有的在写信，有的在地上铺了帆布，在上面打扑克牌，有一大堆小伙子闲着没有事儿，围着一位卫生员姑娘说笑。在辽阔的天空下、广袤的大地上的这幅平常的画面，充满了黄昏前的惆怅情调。

这时候，一位营长朝着走到跟前的三位首长跑来，一面跑一面抻平制服上衣，尖声喊着：

“全营立正！”

诺维科夫就像和他作对似的，回答说：

“稍息！稍息！”

在政委随便说着话走过的地方响起笑声，坦克手们互相看了看，他们的脸显得更快活了。政委问一些人，离开乌拉尔的姑娘，心里什么滋味；又问，是不是一写信就写很多张纸；还问，在草原上能不能天天收到《红星报》。

政委狠狠批评了军需官。

“弟兄们今天吃的什么？昨天吃的什么？前天吃的什么？你这三天也是吃大麦米加青番茄汤吗？好吧，把炊事员叫来，”他在坦克手们的一片笑声中说，“让他说说，他给军需官做什么吃的。”

他一再询问坦克手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情形，好像是责备队列军官不关心士兵生活：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光知道操心战术，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