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6）（1/2）

二十六

复员回来的科学家们汇集在科学院的一座大厅里。

这些人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面色苍白的，有秃顶的，有大眼睛的，有眼睛小而锐敏的，有宽额头的，有窄额头的，大家汇集在一起之后，就回味着过去那段生活中曾经存在的那种崇高的诗意，散文的诗意。

长久放在没有生炉子的房子里的发潮的资料和书页，竖起大衣领子做科学报告，用冻僵冻红的手指头抄写公式，用几颗土豆和烂白菜叶子做的莫斯科杂烩汤，拥挤着领饭票，在配给咸鱼和补贴素油的名册上恼人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切一下子退居次要位置了。老同事见了面，问候声响成一片。

维克托看到契贝任和院士希沙科夫在一起。

“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维克托看着他的亲热的脸，一连喊了两遍。契贝任把他抱住。

“您的孩子们从前方给您来信吗？”维克托问道。

“他们都很好，来信的，来信的。”

契贝任却没有笑，而是皱起眉头，维克托从他这种神气看出来，他已经知道托里亚牺牲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请代我向您的夫人表示敬意，衷心的敬意。我的敬意和内人的敬意。”

契贝任接着又说：

“我看过您的论文了，很有意义，很重要，比一般认识到的还要重要。您要知道，其重要性将超过我们现在所能想象到的。”

他吻了吻维克托的额头。

“哪里，哪里，这算不了什么。”维克托说。他觉得又不好意思，又高兴。他来开会的路上，还惴惴不安地想着：有谁看过他的论文，会怎样评价他的论文？要是根本没有人看过呢？

他听了契贝任的话，马上就充满了信心：他和他的论文在这里要成为唯一的话题了。

希沙科夫站在旁边，可是维克托有很多话要对契贝任说，这些话是不能当着别人的面说的，尤其不能当着希沙科夫的面说。

维克托看见希沙科夫，常常想起格列布·乌斯宾斯基的一句滑稽的话：“金字塔形水牛。”

希沙科夫那肉乎乎的方脸，傲慢的厚嘴唇，指甲泛着油光的胖手指，密密实实的银灰色平头，维克托一看到就觉得不痛快。他每次遇到希沙科夫，心里都要出现疑问：“他认识我吗？会跟我打招呼吗？”每当希沙科夫用肥厚的嘴唇慢慢地说出好像也是肉乎乎的、牛肉似的话时，他却一面生自己的气，一面感到高兴。

“是一头傲慢的公牛！”维克托在谈到希沙科夫时，对索科洛夫这样说。“我一见到他就害怕，就像小镇上的犹太人见了骑兵上校。”

“有什么了不起的！”索科洛夫说。“谁都知道，他都不知道摄影图像出现时的正电子。每一个研究生都知道，希沙科夫院士却不知道。”

索科洛夫很少说别人坏话，不知是由于谨慎，还是由于那种不能责难别人的宗教式感情。可是希沙科夫总是使他非常生气，所以他常常骂希沙科夫，嘲笑希沙科夫，忍也忍不住。

大家谈起战争。

“咱们在伏尔加河上把德国人挡住了，”契贝任说，“伏尔加河真了不起呀。真是活命水，活命水。”

“是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希沙科夫说，“斯大林格勒之战反映出我们战略的光辉和我们人民的坚强。”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知道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最近的论文吗？”契贝任问。

“当然听说过，不过还没有看过。”

从希沙科夫脸上看不出他是否真的听说过维克托的论文。

维克托对着契贝任的眼睛看了很长的一眼：让他的老朋友和老师看到他经受的痛苦吧，让契贝任知道他的损失和疑虑吧。可是维克托的眼睛也看出了契贝任的悲哀、他的痛苦的思绪、他的暮年的疲惫感。

索科洛夫走过来，就在契贝任和他握手的时候，希沙科夫院士不大客气地拿眼睛扫了扫他的旧上衣。等波斯托耶夫走到跟前，希沙科夫绽开他那大脸上所有的肉高兴地笑了笑，说：

“你好，你好，我的好朋友，我见到你真高兴。”

这两个又高又粗的魁梧汉子谈起身体健康、老婆、孩子、别墅。

维克托低声问索科洛夫：

“你们家收拾好了吗？家里暖和吗？”

“目前还不比在喀山好。玛利亚一再要我问候你们。可能明天下午她上你们家去。”

“那太好啦，”维克托说，“我们已经想她了，在喀山天天见面，我们已经习惯了。”

“是啊，天天见面，”索科洛夫说，“据我看，玛利亚一天上你们家三趟。我早就劝她搬到你们家去啦。”

维克托笑起来，心里想，自己的笑不是完全自然的。这时候数学家列昂季耶夫院士来到大厅里。列昂季耶夫大鼻子，大脑袋剃得光光的，戴着黄镜框的大眼镜。过去他们住在加斯普拉的时候，有一次上雅尔塔去，在酒店里喝了很多酒，唱着黄色小调来到加斯普拉的食堂，弄得食堂工作人员不知如何是好，惹得所有休养的人捧腹大笑。列昂季耶夫现在一看见维克托，就笑起来。维克托微微垂下眼睛，等待着列昂季耶夫谈他的论文。

但是看样子，列昂季耶夫想起了加斯普拉的趣事，把手一挥，高声说：

“噢，怎么样，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咱们再喝几杯？”

进来一位穿黑西装的黑头发年轻人，维克托发现，希沙科夫马上向他鞠了一个躬。

苏斯拉科夫走到年轻人跟前。苏斯拉科夫是在主席团里分管重要而不为人所知的事情的；大家只知道，借助他的力量比借助主席团的力量更容易把一位科学博士从阿拉木图调到喀山，更容易分到住房。这是一个面容疲惫、习惯于夜晚工作、脸颊像灰色面团一样苍白的人，是大家时时都用得着的人。

大家都习惯了，苏斯拉科夫在开会时抽“巴尔米拉”牌高级香烟，院士们抽黄烟和土烟，在走出科学院大门以后，不是科学界名人们对他说：“来，坐我的车吧。”而是他一面朝自己的小汽车走，一面对科学家们说：“来，我把您带着。”

现在维克托观察着苏斯拉科夫和那个黑头发的年轻人说话，看出来，那个年轻人丝毫无求于苏斯拉科夫。不论请求的方式多么斯文典雅，总能看出，谁是求人的，谁是被人求的。相反，那个年轻人倒是希望快点儿结束同苏斯拉科夫的谈话。年轻人特意带着恭敬的神气向契贝任鞠了一个躬，但是在这种恭敬之中有一种不易觉察、但不知为什么还是可以觉察到的漫不经心的神气。

“请问，这位年轻的大人物是谁？”维克托问。

波斯托耶夫低声说：

“他最近调到中央委员会科学处工作。”

“您要知道，”维克托说，“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不屈不挠精神—这就是牛顿的不屈不挠精神，爱因斯坦的不屈不挠精神。在伏尔加河上的胜利标志着爱因斯坦思想的胜利，总而言之，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希沙科夫带着无法理解的神气笑了笑，轻轻摇了摇头。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难道您不理解我的意思吗？”维克托说。

“是啊，是不能理解，”科学处的年轻人来到旁边笑着说，“看样子，只有所谓相对论才能帮助找出俄罗斯的伏尔加河与爱因斯坦之间的联系。”

“所谓相对论？”维克托吃惊地说。他看到对他表示的这种不友好的嘲笑态度，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他看了看希沙科夫，想寻求支持，但是看样子，这位金字塔形水牛那种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也推广到爱因斯坦身上了。

维克托立刻觉得十分懊恼，又难受，又气愤。他有时候就会这样，一生起气来，费很大力气才能忍住。回到家里以后，才会在大晚上慷慨激昂地反驳欺侮他的人。有时他忘乎所以，又叫喊，又打手势，通过想象中的发言维护自己的所爱，嘲笑敌人。柳德米拉就对娜佳说：

“你爸爸又发表高论了。”

这会儿他感到受了侮辱，不仅是因为对待爱因斯坦的轻蔑态度。他认为，每一个熟人都应该和他谈谈他的论文，他应该成为与会者注意的中心。他觉得自己受了欺负，受了凌辱。他知道，为这类的事生气是很可笑的，但是他生气了。只有契贝任和他谈起他的论文。

维克托用温和的口气说：

“法西斯分子赶走了天才的爱因斯坦，他们的物理学就成了猢狲的物理学。可是，谢天谢地，我们挡住了法西斯的进攻。于是这一切就在一起了：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还有我们时代首屈一指的天才人物爱因斯坦，还有最落后的村庄，没有文化的老农妇，还有大家都盼望的自由。这一切都连在一起了。我好像说得很乱，不过，恐怕没有什么比这种乱更清楚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觉得您对爱因斯坦的颂扬太过分了。”

“总的来说，”波斯托耶夫快活地说，“可以说，是有些过分。”

科学处的年轻人带着不快活的神气看了看维克托。

“嗯，施特鲁姆同志 [11] ，”他说，于是维克托又感觉出他的口气的不善，“在我国人民的生死一线的紧急关头，您认为在自己心里把爱因斯坦和伏尔加河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在这些日子里，与您观点不同的同志们心里却出现的是另外的想法。各人的心是各人的，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不过，至于如何评价爱因斯坦，倒是可以争论争论，因为，我认为，用唯心主义理论冒充最高的科学成就是不应该的。”

“您别来这一套吧，”维克托打断他的话，又用傲慢的、教训的口吻说，“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现代物理学离开爱因斯坦，就是猢狲的物理学。我们不应该拿爱因斯坦、伽利略、牛顿的名字开玩笑。”

他动了一下手指头，警告希沙科夫，他看到希沙科夫眨巴了一下眼睛。过了一小会儿，维克托就站在窗前，声音忽大忽小地把这次偶然发生的冲突说给索科洛夫听。

“您刚才就站在旁边，竟然什么也没有听见，”维克托说，“契贝任也好像有意走了开去，没有听见。”

他皱起眉头，不再说话了。他还想今天自己会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呢，想得多么天真，多么孩子气啊。谁知，大家的激动情绪是上级机关的一个年轻人的到来引起的。

“您知道这个年轻后生姓什么吗？”索科洛夫就好像猜到了他的心思，忽然问道。“他是什么人家里的？”

“我一点也不知道。”维克托说。

索科洛夫把嘴巴凑到维克托耳朵上，小声说起来。

“您说什么！”维克托叫起来。他想起当时他很不理解的金字塔水牛和苏斯拉科夫对待这位大学生年龄的小伙子的态度，不禁拉长声音说：

“怪……不……得……呢……我还觉得奇怪呢。”

索科洛夫微微笑着对他说：

“您回来第一天就在科学处和科学院领导层为自己建立起良好关系啦。您就像马克·吐温小说里那个人物，在税务检查官面前夸起自己的收入。”

但是维克托不喜欢这种俏皮话，他问道：

“您刚才站在我旁边，当真没有听见我们的争论吗？还是不愿意参与我和税务检查官的谈话？”

索科洛夫那小小的眼睛对着维克托笑了笑，那双眼睛显得很善良，因此也显得很好看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您别不好受，难道您以为，希沙科夫会重视您的论文吗？哼，我的天啊，我的天啊，这儿有多少荣华富贵的事要忙活，您的论文可是实在事情呀。”

他的眼神和声调中流露出真诚和温暖，这正是维克托在喀山那个秋日黄昏去找他时希望得到的。那时候在喀山维克托没有得到。

大会开始了。发言的一些人谈到科学在危难的战争时期的任务，谈到自己愿意为人民的事业贡献出全部力量，要帮助军队战胜德国法西斯。谈到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谈到党中央对科学家的帮助，谈到斯大林同志在领导军队和人民的同时，还要抽时间关心科学问题，还说科学家们要不辜负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的信任。

谈到在新的环境中势必进行组织上的改变。物理学家们很吃惊地了解到，发言人对该研究所的科学研究计划很不满意：过分注重纯理论问题了。大家都在大厅里小声传说着苏斯拉科夫的话：“研究所脱离实际。”

二十七

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国内科研工作的状况。都说，党现在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的发展上。

中央委员会认为，科学应当面向生产，应当接近现实，同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

据说，斯大林同志参加了会议，他像往常一样，一只手握着烟斗，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不时地带着沉思的神气停下来，不知是倾听与会者的发言，还是倾听自己心里的话。

与会者尖锐地批评了唯心主义和轻视本国哲学和科学的倾向。斯大林在会议上有两次插话。当谢尔巴科夫发言，赞成对科学院的预算进行限制的时候，斯大林摇了摇头，说：

“搞科学不是做肥皂。我们对科学院不进行限制。”

第二次插话是在会上有人谈到唯心主义理论的害处和一部分科学家过分崇拜西方科学的时候。斯大林点点头，说：

“应当好好保护我们的人，决不能实行专制残暴统治。”

被邀参加这次会议的科学家们，对朋友们说了说斯大林的情形，叫朋友们保证不要说出去。过了三天，整个莫斯科科学界人士便在几十个家庭和朋友圈子里小声议论起会议上的情形。

很多人小声传说着，说斯大林已经白了头，说他的嘴里一口黑牙，牙齿已经坏了，说他的手很好看，手指头细细的，因为出过天花，脸上还有麻子。

听到这些话的人警告未成年人说：

“小心，你要是乱说，不仅要害了自己，还会害了咱们全家。”

大家都认为，科学家们的状况将会大大地改善。斯大林说的关于专制残暴制度的话，使人产生很大的希望。

过了几天，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切特韦里科夫被逮捕了。关于他被捕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的说他是间谍；有的说他在出国期间常常和俄国流亡分子会面；有的说他的德国裔妻子在战前常常和住在柏林的妹妹通信；有的说他企图推广小麦的有害品种，以造成病害和歉收；有的认为，他的被捕与他说的有关食指的一句话有关系；有的认为，他被捕是因为他对小时候的伙伴说过一桩政治方面的笑话。

在战争时期不常听到政治性的逮捕，所以许多人，包括维克托在内，就以为这种可怕的事永远不会有了。

维克托又想起了一九三七年，那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说出夜里被捕的人的名字。想起那时候怎样在电话里互相报告这方面的事：“昨天夜里安娜·安德列耶芙娜的丈夫病了……”想起邻居在电话里怎样回答有关被捕者的情况：“他离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想起当时常听到的逮捕人的情形：有的正在给孩子洗澡，就被抓走了，有的是在工作，在看戏，在深夜里被抓走。想起有人说过：“搜查了两天两夜，什么都搜了，甚至把地板都撬起来……几乎什么都没看，为了做样子，随便翻了翻书……”

想起一去不复返的几十个人的名字：瓦维洛夫院士……维捷院士……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作家巴别尔……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梅耶霍德……细菌学家科尔叔诺夫和兹拉托戈罗夫……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列文博士……

但问题并不在于被捕者是杰出人物和社会名流，问题在于，不论是名人还是毫不出众的普通人，全都没有罪，都是老老实实工作的人。

难道这一切又要开始了？难道到了战后，听到夜里的脚步声和汽车声还是要心惊肉跳？

多么难把争取自由的战争和这种事联系在一起啊……是啊，是啊，我们在喀山真不该那样乱说啊。

切特韦里科夫被捕之后，过了一个星期，契贝任声明离开物理研究所，接替他的位子的是希沙科夫。

科学院主席团的人上契贝任家里去过。据说，不知是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召见过契贝任，好像契贝任不肯改变研究所的选题计划。

据说，考虑到他的巨大的科学成就，暂时不想对他采取极端措施。同时被解除职务的还有分管行政工作的所长、年轻的自由主义分子皮敏诺夫，认为他不称职。

希沙科夫院士担任了所长职务和契贝任原来担任的学术领导职务。

有传闻说，契贝任在这些事情之后，心脏病发作。维克托马上就准备去看他，往他家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保姆说，契贝任最近确实身体不大好，遵照医生意见同夫人一起上外地去了，过两三个星期才能回来。

维克托对柳德米拉说：

“这种情形，就好比把一个小孩子从电车门口往下推，还要把这叫做保护，让他不受专制残暴制度的危害。契贝任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佛教徒、喇嘛教徒，这跟物理有什么关系？契贝任建立了一个学派。契贝任是卢瑟福的朋友。契贝任方程式每一个管院子的人都知道。”

“哼，关于管院子的，爸爸，你算了吧。”娜佳说。

维克托说：

“小心，你要是乱说，不仅要害了自己，还会害了我们全家。”

“我知道，这种话只能对家里人说。”

维克托用温和的口气说：

“唉，娜佳，我有什么办法能改变中央的决议？能用头去撞墙吗？而且契贝任是自己声明愿意离职的呀。况且，据说大家都不满意他的工作。”

柳德米拉对丈夫说：

“用不着这样激动。再说，你自己也常常和契贝任争论嘛。”

“如果不争论，就没有真正的友谊。”

“就是了，”柳德米拉说，“瞧着吧，你那样喜欢乱说，也会把你的实验室领导职务撤掉。”

“我倒不担心这个，”维克托说，“娜佳说得不错，的确，我所有的话都是说给自家人听的，等于在口袋里做手势。你打个电话给切特韦里科夫的夫人，去看看她！你们是朋友嘛。”

“现在这样不合适，再说，我们也不是多么亲近的朋友，”柳德米拉说，“我一点也帮助不了她。她现在也用不着我。以往出了这种事之后，你给谁打过电话吗？”

“依我看，应该。”娜佳说。

维克托皱了皱眉头。

“就是打个电话，实质上还是等于‘在口袋里打手势’。”

他想和索科洛夫谈谈契贝任的离职，这种事不能和老婆孩子谈。但是他硬压制着自己不给索科洛夫打电话，这种事不能在电话里谈。

还是很奇怪。为什么让希沙科夫当所长？很明显，维克托最近发表的论文是科学界的大事。契贝任在学术会议上说，这是苏联物理理论界十年来最重大的事件。可是却让希沙科夫做研究所的领导。这是闹着玩儿的吗？他看着几百张照片，看到电子的痕迹往左偏转，忽然又看到照片上同样的痕迹、同样的粒子往右偏转。可以说，把正电子握住了。这是年轻的萨沃斯季扬诺夫也会明白的。可是希沙科夫却撅起嘴，把照片推到一边，认为照片有毛病。谢里凡说：“唉，这就是向右呀，你简直不知道哪边是右，哪边是左。”

最奇怪的是，谁也不觉得这样的事奇怪。这样的事也就不知不觉变成理所当然的了。维克托的朋友们、他的妻子和他自己也就认为这种情况是合理合法的了。维克托不适合做所长，希沙科夫适合做所长。

波斯托耶夫是怎么说的？哦，他说：“最主要的是，我们都是苏联人。”

不过，要做一个比契贝任更爱苏联的苏联人，恐怕很难。

早晨，在去研究所的路上，维克托想象着，所里的工作人员，从院士到试验员，一定都在谈着契贝任了。研究所门口停着一辆小汽车，司机是一个戴眼镜的上了年纪的人，正在看报。门房老头子夏天常常和维克托一块儿在实验室里喝茶，今天在楼梯上碰到他，说：“新官上任啦。”又伤心地说：“咱们的老所长呢，嗯？”

在大厅里，试验员们在谈设备安装的事。试验设备是昨天从喀山运来的。试验大厅里摆满一个个大箱子。在乌拉尔定做的新仪器同旧的设备一起运到。诺兹德林站在一个老大的木板箱旁边，维克托觉得他的脸上似乎流露着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佩列佩里津腋下夹着拐杖，用一条腿在这个大箱子周围蹦跳着。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指着一个个箱子，说：

“您看，维克托·帕夫洛维奇！”

“这么大的东西连瞎子也会看到。”佩列佩里津说。

但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说的不是箱子。

“看见啦，看见啦，当然看见啦。”维克托说。

“再过一个小时，工人们就来了，”诺兹德林说，“我已经跟马尔科夫教授说好了。”

他是用当家人的平静而缓慢的口气说这话的。轮到他说话算数的时候了。

维克托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坐在长沙发上，索科洛夫站在窗前，旁边的磁实验室主任斯维琴坐在写字台前抽着自己卷的烟卷儿。

维克托一走进来，斯维琴站起来，要把椅子让给他：

“这是主人的位子嘛。”

“不用，不用，请坐吧。”维克托说。接着又问：“最高会议上谈的是什么？”

马尔科夫说：

“关于限额问题。每位院士的限额要提高到一千五，一般的人限额提高到五百，和人民演员，和列别杰夫—库马奇那样的伟大诗人一样。”

“咱们要开始安装设备了，”维克托说，“可是契贝任不在所里了。正如俗话说的：房屋失火，时钟还在走。”

但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人都没有接他的话。

萨沃斯季扬诺夫说：

“昨天我有个堂弟来了，他是出了医院上前方去，从这儿路过，家里没有酒，我向邻居家买了一瓶，花了三百五十卢布。”

“真不得了！”斯维琴说。

“搞科学不是做肥皂。”萨沃斯季扬诺夫快活地说。但是从几个人的脸色可以看出来，他这个玩笑开得很不合适。

“新官已经到任啦。”维克托说。

“是一个劲头儿十足的人呢。”斯维琴说。

“咱们有希沙科夫当头头儿，就有办法啦，”马尔科夫说，“他是日丹诺夫同志家里的座上客。”

马尔科夫是个很奇怪的人，他与人交往似乎不多，但总是什么事都知道：知道旁边的实验室里的副博士加布里切芙斯卡娅怀了孕，知道清洁工丽达的丈夫又进了军医院，也知道最高学位评委会没有批准斯莫罗金采夫的博士学位申请报告。

“可不是吗，”萨沃斯季扬诺夫说，“他的出了名的错误我们都是知道的。不过，总的说，他这人也不坏。诸位可知道，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在哪儿？好人做卑鄙事不是心甘情愿的。”

“错误不过是错误，”磁实验室主任说，“不过，一个人凭错误当不了院士。”

斯维琴是研究所党委委员，他是一九四一年秋天入党的，虽然参与党的活动不久，但和很多人一样，非常顶真，用宗教式的虔诚对待党的使命。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我正有事要找你，党委请您在大会上发言，谈谈您对新的任务的看法。”

“要我谈领导的错误，批判契贝任吗？”维克托很气愤地问道。他本不希望这样，可是一谈起来就控制不住了。“我不知道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要我干卑鄙的事，我不会心甘情愿。”

他转脸朝着实验室的同事们，问道：

“比如说，同志们，你们赞成契贝任离职吗？”

他原本相信会得到他们支持的，可是看到萨沃斯季扬诺夫态度暧昧地耸了耸肩膀并且说“人老了，不中用了”的时候，他觉得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