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1）（1/2）

一

后方的人看到一列列军车开往前方的时候，会感到无比喜悦和兴奋，觉得这些大炮，这些新涂了漆的坦克正是担负朝夕盼望的总攻任务的，战争的胜利结局很快就要来到了。

离了预备队登上军车的人心情特别紧张。年轻的排长们仿佛看到了斯大林的密令……当然，老练一些的人根本不考虑这类事，而是喝开水，在小桌上或在靴后跟上捶里海鱼干，谈着少校的风流韵事，谈着到下一个枢纽站可以换到什么货物。久经沙场的人仿佛已看到，部队怎样在前线附近只有德国轰炸机到过的偏僻小站下车，而新兵们一遇到轰炸就会多少失去兴奋的心情……在路上睡肿了眼皮的人再也无法睡觉，日日夜夜行军，没工夫吃，没工夫喝，滚烫的马达不停地轰鸣，震得两鬓隐隐作痛，两手没有力气抓方向盘。指挥员天天收到看不完的密码电报，时时刻刻在无线电报话机里听到训斥和骂娘，司令部要求快点儿把缺口堵住，在这儿再也没有人过问新部队在练习射击中达到什么指标了。“进攻，进攻，进攻！”部队指挥员耳朵里响着的就是这个词儿。于是他进攻，再不怠慢，全力以赴。有时部队在行军中，还没有弄清地势，就径直投入战斗，这时候会有一个疲惫而紧张的声音说：“快点儿进行反击，就在这片高地上，我们都打光啦，可是他们还在拼命往前攻，我们他妈的完蛋啦！”

连日来在路上的轧轧声与轰轰声，在坦克手、报话兵和瞄准手的头脑里，和德国飞机的嗡嗡声、地雷爆炸的喀嚓声混到了一起。

在这里特别能看到战争的疯狂—一个钟头过去，便是一片凄惨景象：一辆辆被烧毁、散了架的坦克冒着烟，炮被打坏，履带被打断。

几个月刻苦的训练哪儿去了？炼钢工、电工们顽强勤奋的劳动哪儿去了？

上级首长为了掩盖让刚刚开到的部队仓促投入战斗的过失，掩盖该部队几乎无益的牺牲，向上面做不痛不痒的汇报：“刚刚开到的预备部队投入战斗，在一定时间里阻止了敌军的推进，使我有可能重新部署兵力。”

假如不是一个劲儿地喊“进攻，进攻”，假如让部队摸清地势，不闯入布雷区，那样的话，坦克即使不起什么决定作用，也会好好打一阵子，给德国人造成很大的不痛快和不方便。

诺维科夫的坦克军向前方开拔着。

没有打过仗的天真的坦克手小伙子们以为，他们正是要参加决定性战役的。尝过战争滋味的人就笑话他们。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和全军最出色的坦克营营长法托夫就很清楚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们见识过不只一次了。

持怀疑和悲观态度的人都是很现实的人，有过痛苦经验的人，因为流过血，遭过难，对战争有更多的理解。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比那些大大咧咧的幼稚的人好些。但是有过痛苦经验的人错了。诺维科夫上校率领的坦克手们要参加的确实是决定性的战斗，这场战斗决定了战争的命运，也决定了千千万万人战后的生活。

二

诺维科夫接到命令，到达古比雪夫以后，要和总参谋部的代表留京中将取得联系，最高统帅部有许多问题需要了解。

诺维科夫原以为会有人在车站迎接他的，但是担任车站军代表的一名目光粗野、到处乱看，同时又疲惫无神的少校说，没有任何人问起诺维科夫。想在车站给将军打个电话也打不成，将军的电话号码严格保密，没办法打通。

诺维科夫便步行前往军区司令部。

来到车站广场上，他感到很不自在。野战部队的指挥官突然来到陌生的城市环境中，往往有这样的感觉。自己处于生活中心地位的感觉一下子消失了，在这儿既没有电话员给他递话筒，又没有司机为他开着汽车到处跑。

在圆石铺砌的大街上，人们在匆匆忙忙地跑着，跑到配给商店门口去排队：“谁是队尾？……我在您后面……”

对于这些提着叮当响的大桶小桶的人们，似乎再没有什么事比到食品店门口排队更重要了。特别使诺维科夫生气的是他遇到的一些军人，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小包大包。诺维科夫心想：“真该把他们这些狗崽子都抓起来，装上军车，带到前线去。”

难道他今天能看到她吗？他在街上走着，想着她。叶尼娅，你好！

他和留京将军在军区司令办公室里见面的时间不长。刚开始谈话，总参就给将军打来电话，要他火速飞往莫斯科。

留京向诺维科夫表示了歉意，便拨通了市内电话。

“玛莎，情况变啦。天一亮飞机就起飞，你转告安娜·阿里斯塔尔霍芙娜。土豆咱们来不及带了，农场还有几麻袋……”他那苍白的脸显得不耐烦，难受地皱着眉头，看样子，他打断了像流水一样顺着电话线向他涌来的话，说道：“没办法，总不能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因为一件女大衣没做成，我不能起飞呀。”

将军放下话筒，对诺维科夫说：

“上校同志，您以为，坦克的传动部分符合我们对设计人员提出的要求吗？”

这次谈话使诺维科夫感到很不舒服。他在坦克军里待了几个月，学会了准确地看人，就是说，看人的实在分量。他一眼就可以准确无误地掂量出到军里来找他的那些代表、特派员，各种委员会的领导人、检查员、指导员的分量。

他知道轻声慢语说出的话“马林科夫同志要我转告您……”的意义；他知道，有些人戴着勋章和将军肩章，又有口才，嗓门儿又大，却没有本事弄到一吨柴油，无权任命一个仓库管理员或者解除一个文书的职务。

留京所占据的不是庞大的国家机构的高层。他是做配角，他的工作只是提供统计数字，了解基本情况，做一般化的解释说明，所以诺维科夫一面和他谈话，一面看起表来。将军把老大的记事本合上。

“上校同志，很遗憾，时候不早了，明天一早我还要赶往总参去呢。不过没什么，总还可以在莫斯科见到您。”

“是的，中将同志，总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的坦克上莫斯科去。”诺维科夫冷冷地回答说。

他们握手告别。留京请他代为向涅乌多布诺夫问好，过去他们在一块儿工作过的。诺维科夫还在宽敞的办公室的绿色地毯上走着，就听见留京对着话筒说：

“给我接一号农场场长办公室。”

诺维科夫心想：“他要抓紧时间搞土豆。”

他朝叶尼娅的住处走去。他在那个闷热的夏夜曾经走到她在斯大林格勒的家的门口，那是从草原上去的，草原上到处是撤退时的硝烟和灰尘。现在他又去找她了，似乎在那个人与这个人之间有一道深渊，可实际上他依然是那样，他依然是他，是同一个人。

“这一次你是我的了，”他想，“你是我的了。”

三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旧式建筑，是一座气候不随着季节变化的结实楼房，墙壁很厚，到了夏天依然凉丝丝的，而到秋凉时候还保留着窒闷和带灰尘的热气。

他按过门铃，一股热气从打开的门里朝他扑来，他看见叶尼娅站在堆满篓子和箱子的过道里。他看见的是她，既没有看见她头上的白头巾，没有看见那黑色连衣裙，也没有看见她的眼睛和脸、她的手臂和双肩……似乎不是他的眼睛看见了她，而是那颗没有视觉的心看见了她。她啊呀了一声，多少向后退了退，就像很多人因为意外感到吃惊时那样。

他向她问好，她也对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向她走去，闭上眼睛，又感到活着很幸福，又感到宁愿此时此刻马上死去，也感触到她的温暖。

为了享受他从未体验过的爱情，享受幸福，原来既不需要眼睛，也不需要思想，不需要说话。

她问他话，他一面回答，一面跟着她在黑糊糊的走廊里走，拉着她的手，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怕在人群里丢失了。

“这走廊好宽呀，”他想道，“简直可以开坦克了。”

他们走进一间屋子，这间屋子有一个窗户对着邻屋一堵没有窗户的墙。

靠墙有两张床。一张床上铺着灰色被子，有一个压得平平的、皱皱巴巴的枕头；另一张床上罩着白色花边床罩，还有一个打松的枕头。白色床罩上方贴着几张小画片，上面有穿着晚礼服的新年和圣诞节美人，还有刚刚要出鸡蛋壳的小鸡。

桌子上堆满一卷一卷的绘图纸，桌角上有一块面包，半个干蒜头，还有一瓶素油。

“叶尼娅……”他说。

她的目光平常带有嘲笑的意味和注视的神气，这会儿却显得很特别，很奇怪。她说：

“您饿了吧，您是刚刚来到吧？”

她显然是想破坏和打碎已经出现并且已经无法打碎的新东西。他变得有些不同了，不是过去那样了，这个人已经有权统率成百上千的人，统率阴森可怕的战争机器，眼睛却又流露着一个不幸的小伙子那种幽怨的神气。由于这种不相称，她心慌意乱，很想对他抱着一种宽容，甚至怜悯，不去理睬他的魅力。自由曾是她的幸福；现在自由正离她而去，可她也感到幸福。

突然，他开口说道：

“怎么，难道你还不明白！”说完，他又一次再也听不见自己的话和她的话了。他心中又出现了幸福感和一种与此有关的感情：哪怕马上去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她搂住他的脖子，她的头发像温暖的水，洒在他的额头上，他的面颊上，他在这披散的黑发丛中看到了她的眼睛。

她的柔声细语淹没了战争的声音，淹没了坦克的轧轧声……

晚上，他们喝开水，吃面包，叶尼娅说：

“首长已经吃不惯黑面包啦。”

她把放在窗外的一锅荞麦饭端了进来。已经冰凉的老大的荞麦粒已经变成紫色和蓝色。麦粒上还出了一层冷汗。“真像波斯丁香花。”叶尼娅说。诺维科夫尝了尝这波斯丁香花，心想：“这东西真不好吃！”

“首长已经吃不惯啦。”她又说。

他心想：“幸亏没有听格特马诺夫的话，幸亏没有带吃的东西来。”

他说：

“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在布列斯特，在空军集团军里。飞行员们朝飞机场奔去，我听到一个波兰妇女高声问：‘这是什么人？’一个波兰小孩子回答说：‘这是俄罗斯人，当兵的。’这时候我特别强烈地感觉到：我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你要知道，我一直没忘记我是俄罗斯人，可是这时候心里怦怦跳起来：我是俄罗斯人，我是俄罗斯人。说实在的，战前可是用另外一种精神教育我们……今天，也就是这会儿，是我最好的日子，这会儿我看着你，又像那时候一样—我痛苦、我幸福都因为我是俄罗斯人……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他问：“你怎么了？”

她眼前仿佛闪过克雷莫夫那一头乱发的头。天啊，难道她永远和他分手了吗？正是在这幸福时刻，她觉得永远和他分手是难以忍受的。

有一会儿，似乎她就要把今天，把今天吻她的这个人的话同已经逝去的岁月连接起来，一下子弄清楚自己一生的真正出路，就要看到过去未能看清的东西—自己的心的深处。正是心的深处在决定今后的命运。

“这间屋子是一位德国老奶奶的，”叶尼娅说，“是她让我住在这儿的。这张很洁净的白白的床就是她的。比她更随和、更老实的人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说也奇怪，就在和德国人打仗的时候，我还是相信，她是这个城市里最善良的人。奇怪吗？”

“她很快就要回来了吧？”他问。

“不，跟她打的仗已经打完了，把她送走了。”

“那也没办法。”诺维科夫说。

她很想对他说说她是怎样怜悯被她抛弃的克雷莫夫。他连可以通通信的人都没有了，也没有人需要他去看望了，他只有苦恼，无法排遣的苦恼，孤独。

此外她还想谈谈里蒙诺夫，谈谈沙尔戈罗茨基，谈谈与这两个人有联系的很有意思然而不易理解的一些新的说法。想说说小时候亨利逊怎样把沙波什尼科夫家的小孩子们说的一些好笑的话记下来，记录这些话的笔记本就在桌子上，可以看一看。很想说一说报户口的经过，说一说那个户籍股长。但是她还不够信任他，在他面前怕难为情。他要不要听她说的呢？

很奇怪……她就像重新在经历她和克雷莫夫关系的破裂，她的心灵深处一直还以为可以破镜重圆，恢复过去的一切。这一点使她心里得到安慰。这会儿，当她感到有一股力量将她卷起时，她又痛苦，又惶恐：难道这就永远、永远不再恢复了吗？可怜的克雷莫夫，真可怜啊！为什么他这样苦？

“这算怎么回事儿啊？”她说。

“你是我诺维科夫家的人啦。”他随口说。

她笑起来，凝视着他的脸。

“你是陌生人，完全是陌生人嘛。说真的，你是什么人？”

“这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你是我的人了。”

她已经身不由己了。她一面给他往杯子里倒开水，一面问：

“还要面包吗？”

忽然她又说：

“如果克雷莫夫出什么事，受重伤或者进监狱，我还要回到他身边去。这一点你要考虑。”

“他因为什么要进监狱？”他正色问道。

“哼，进监狱还不容易吗，他过去搞过共产国际，托洛茨基也认识他，看过他一篇文章之后，还说过：‘真精彩！’”

“你试试看，要是再回去，他还要把你赶走呢。”

“你别操心。那就是我的事了。”

他对她说，战后她将成为一座大房子的女主人，房子将是很漂亮的，房子后面还会有花园。

难道就这样定了，就这样一辈子吗？

不知为什么她很希望让诺维科夫明白：克雷莫夫是一个聪明人，一个有才华的人，她对克雷莫夫是有感情的，应该说，是很爱他的。她不希望诺维科夫因为她爱克雷莫夫而产生醋意，但是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不自觉地挑动他的醋意。不过她把托洛茨基的话对他说了，这话克雷莫夫只对她一个人说过，现在她也只是对他一个人说。“如果当时还有人知道这件事，克雷莫夫在一九三七年未必能逃脱。”她既然爱诺维科夫，就应该高度信任他，于是，她把一个她对不起的人的命运交给了他。

她的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想将来，想今天，想过去，她时而发呆，时而高兴，羞涩，忐忑，愁闷，害怕，不知道母亲、姐姐、侄子、薇拉，还有不少人会怎样看待她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变化。如果诺维科夫和里蒙诺夫谈话，听听别人谈诗歌和绘画，又会怎样呢？他不会感到羞惭的，虽然他不知道夏加尔和马蒂斯……他是强者，强者，强者。连她都服从了。战争会结束的。难道，难道她再也见不到克雷莫夫了吗？天啊，天啊，她干的什么事呀。现在就不想这些吧。因为还不知道今后一切会怎么样呢。

“现在我才明白：我还一点不了解你。我不是开玩笑：你是陌生人。房子、花园，干吗要说这些呀？你是当真的吗？”

“你要是愿意，我就复员，到西伯利亚东部什么地方去，到建筑工地上去做一名工长。咱们就住在带家眷的棚屋里。”

这是真心话，他不是开玩笑。

“不一定住带家眷的屋。”

“一定要住。”

“你简直疯啦。为什么要这样？”她心里想：“还有克雷莫夫呢。”

“怎么为什么？”他惊骇地问。

可是他既不想将来，也不想过去。他觉得很幸福。有时想到，过几分钟他们就要分别了，也不觉得可怕。他和她坐在一起，他看着她……她是他诺维科夫的人了……他觉得很幸福。他爱的不是她聪明、漂亮、年轻。他确实一直在爱她。起初他不敢幻想她会成为他的妻子。后来他却幻想了很多年。但就是今天，他依然带着腼腆和胆怯的神气在看她的笑容，听她的一些带有讥笑意味的话。不过，他看出来，新的情况出现了。

她看着他准备动身，便说：

“到时候啦，斯捷潘·拉辛该回到沸沸扬扬的队伍里去，该把我扔进涌来的浪涛里啦。”

等到他开始告别的时候，他明白了，她并不是多么刚强的，女人总归是女人，哪怕她绝顶聪明，而且很会讥笑人。

“有多少话想说啊，可是什么也没有说。”她说。

不过，倒也不是这样。决定人的一生的最重要的事，在他们相会的时候已经定下来了。他的确是爱她的。

四

诺维科夫朝车站走去。

……叶尼娅，她那心慌意乱的低语，赤裸的双脚，亲热的低语，在分别时的眼泪，令他迷恋的魅力，她的贫困与纯洁，她头发的味道，她的可爱的羞涩，她的身体的温暖，他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工人、士兵式的单纯而感到腼腆，又因为自己带有工人、士兵式的单纯而自豪。

诺维科夫顺着铁路线朝前走去，他的热辣、模糊的思想云团之中扎进来一根尖尖的针—一个当兵的在路途中的恐惧：军车是不是开走了？

他老远看见一节节铁路货车、盖着帆布的一辆辆凸凸棱棱的钢甲坦克、戴着黑色钢盔的岗哨，看见挂着白窗帘的军部车厢。

他从一名立正的哨兵身旁走进车厢。

副官维尔什科夫因为诺维科夫没有带他上市里去，很不高兴，所以一声不响地把统帅部来的密码电报放到小桌上：开往萨拉托夫，然后开上阿斯特拉罕支线……

涅乌多布诺夫将军走进来，也不看诺维科夫的脸，而是看着他手里的电报，说：

“路线定下来了。”

“是的，涅乌多布诺夫同志，”诺维科夫说，“不是路线，是命运已经定了：斯大林格勒！”他又说：“留京中将问候您。”

“啊，啊，啊。”涅乌多布诺夫说。实在弄不清他这冷漠的“啊，啊，啊”是针对什么的：是对将军的问候，还是斯大林格勒的命运？

他是一个奇怪的人，诺维科夫觉得他有些可怕：不论路上出什么事儿—等待对向开来的列车通过，车厢的轴箱发生故障，或者调度员没及时给发车信号—这时候涅乌多布诺夫就来了劲儿，说：

“把名字记下来，记下来，这是有意破坏，应该抓起来，坏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