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5）（1/2）

七十一

在晚上集会点名时，汉堡窃贼凯泽戴着黄手套，穿着淡黄色的贴口袋方格上衣，兴致很好。他用发音不准的俄语小声唱着歌儿：“假如明天发生战争，假如明天踏上征程……”

他红里透黄的委顿的脸和褐色的无神的眼睛在这天晚上显得十分和善。他雪白而光滑的肥厚手掌和能够把一匹马掐死的手指头，不时拍拍犯人们的肩膀和脊梁。他要杀人也很随便，就好像为了开玩笑使个绊脚把人绊倒。杀过人之后，他那股兴奋劲儿也只能持续不大的一阵子，就好像小猫和一只五月金龟子玩了一会儿。

他杀人多数都是根据突击队头头德罗津哈尔的指示。德罗津哈尔主管东区段的卫生防疫。

干这方面的事情，最困难的是把死者的尸体拖去火化，不过凯泽从来不干这种事，谁也不敢叫他干这种事。德罗津哈尔是有经验的，决不让病人病得非要用担架把他们抬到杀人的地方。

凯泽并不催促要被杀死的人，不对他们恶言恶语，也从没有推来搡去，拳打脚踢。凯泽已经有四百多次登上特种囚室的两级混凝土台阶，总是对接受手术的人特别感兴趣：他很喜欢那种目光，那目光中有恐惧，有焦急，有驯顺，有痛苦，有胆怯，还有注定要死的人看到杀他的人进来时所流露出来的极其好奇的神情。

凯泽干这种事就像吃家常便饭，他自己也不懂，他为什么偏偏喜欢这种家常便饭。特种囚室其实很单调：一个凳子，灰色的石头地面，一根水管，一个水龙头，一段橡皮管，一张小桌，上面摆一个记事本。

操作起来极其简单平常，说起来总是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如果操作过程中用了手枪，凯泽就说“往脑袋里塞了一粒咖啡豆”；如果注射了石碳酸，凯泽就说“加了一点儿长生水”。

凯泽觉得既奇怪又简单，咖啡豆和长生水能够揭示人生的秘密。

他那褐色的像用塑料做成的眼睛似乎不是活人的眼睛，像是硬化了的黄褐色松脂……每当他那硬僵僵的眼睛里出现快活的神气，别人都觉得十分可怕，就好像一条鱼一下子游到一颗沉在水里、被沙埋住一半的死树跟前，忽然发现这黑黑的、黏黏的庞然大物还有眼睛、牙齿、触角，觉得十分可怕。

在这集中营里，凯泽有一种优越感，感到自己比住在棚屋里的艺术家、科学家、革命家、将军、传教士都优越。这倒是不在于咖啡豆和长生水。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他十分得意。

使他感到得意的不是他那巨大的体力，不是他能不顾一切地去作案，去撬保险柜。他很欣赏自己的精神和聪明，他是令人捉摸不透的，是复杂的。他喜怒无常，似乎不合情理。在春天把秘密警察挑选的一些苏联战俘赶进特种棚屋的时候，凯泽请他们唱他们喜欢的歌儿。

有四个目光悲戚、手臂肿胀的苏联人唱道：

我的苏莉科，你在何方？

凯泽愁眉苦脸地听着，望着站在边上的一个高颧骨的人。凯泽由于敬重歌唱者，没有打断歌唱，但等到歌声一停，他就对高颧骨的人说，他在合唱时没有唱，现在要他独唱。凯泽看到这个人肮脏的军服领口上带有拆掉的领章的痕迹，问道：

“你听懂了吗，少校？” [68]

那人点了点头，表示懂了。

凯泽抓住那人的领口，轻轻摇晃了几下，就像摇晃出了毛病的闹钟那样。那人朝凯泽的颧骨捣了一拳，并且骂了两声。

看样子，这个苏联人要完了。但是这个特种棚屋里的头头儿并没有把叶尔绍夫少校打死，而是把他带到角落里靠窗的一个铺上。这个铺空着，是专门留给凯泽喜欢的人的。就在这一天，凯泽还给叶尔绍夫送来煮熟的鸭蛋，哈哈笑着递给他，说：“吃吧，能让你唱歌好听！” [69]

从那时候起，凯泽对待叶尔绍夫一直很好。同棚屋的人也都很尊敬叶尔绍夫，他除了刚强不屈之外，性格也非常随和开朗。在叶尔绍夫那一次拒绝唱歌之后，有一个当时唱歌的人很生叶尔绍夫的气，那就是旅政委奥西波夫。

“不合群的人。”他说。

也是在那件事情之后不久，莫斯托夫斯科伊就管叶尔绍夫叫思想领袖了。

除了奥西波夫之外，对叶尔绍夫不怀好感的还有一个孤僻、沉默然而了解每个人底细的战俘柯季科夫。柯季科夫是一个没有什么特色的人，声音没什么特色，眼睛、嘴唇也没什么特色。不过，正因为他太没有特色了，这种没有特色似乎倒成了鲜明的特色。

这一天凯泽在晚间点名时的快活表情引起许多人高度的焦虑和恐惧。棚屋里的人总是觉得事情不妙，恐惧、不安和不祥感总是在心里，有时强些，有时弱些。

在晚间点名快要结束的时候，特别棚屋里进来八名营警—是戴着滑稽可笑的小圆帽、缠着黄色臂章的“卡波”。从他们的脸可以看出来，他们吃的不是营里的大锅饭。

他们的头儿是一个浅色头发的高个儿美男子，身穿拆掉了领章的铁灰色军大衣。大衣下面露出锃亮的漆皮靴子，那靴子泛着宝石一样的亮光，因此很像是白色的。

这是营内警察队长凯尼克，是党卫军分子，因为刑事犯罪丢了职务，被关在集中营里。

“起立！”凯泽喊道。

开始搜查。“卡波”们熟练得就像工厂里的工人，敲敲桌子，听听是不是挖空了，抖一抖破布，又快又仔细地摸摸衣服上的缝，检査检查饭盒。

有时他们开开玩笑，用膝盖顶一下某人的屁股，说：“你好。”有时“卡波”们把搜到的字纸、笔记本或保险刀片递给凯尼克看，问他怎样处理。凯尼克把手套一扬，表示这些搜到的东西没有意思。在搜查的时候，囚犯们一直排成队站着。莫斯托夫斯科伊和叶尔绍夫站在一起，望着凯尼克和凯泽。这两个德国人像是铁铸的一般。莫斯托夫斯科依头脑发晕，身子摇晃了几下。他用手指着凯泽，对叶尔绍夫说：

“有这样的人！”

“高等民族嘛。”叶尔绍夫说。他不希望站在近处的奥西波夫听见，凑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耳朵上说：

“不过我们有些人也够呛！”

切尔涅佐夫虽然没有听清他们的谈话，但也接茬说：

“任何民族都有神圣的权利，都可以有英雄，有神圣的人和卑鄙的人。”

莫斯托夫斯科伊对着叶尔绍夫，但说的话不光是回答他的：

“当然，我们也有坏蛋，不过德国刽子手有一种很独特的神气，只有德国人才会有。”

搜查结束了。发出休息的口令。囚犯们开始往床上爬。

莫斯托夫斯科伊躺下来，把两腿伸直。他想起，他还没有检查一下，搜查之后他的东西是不是全在呢，于是哼哧着欠起身子，开始检查自己的东西。

似乎不是少了围巾，就是少了包脚布。但是他找到了围巾，也找到了包脚布，不过他还是没有放下心来。一会儿，叶尔绍夫走到他跟前，小声说：

“‘卡波’涅泽尔斯基透话说，咱们这个区段的人要拆散，一部分人留在这儿继续受审查，大多数人都到普通集中营里去。”

“那有什么，”莫斯托夫斯科伊说，“管它呢！”

叶尔绍夫在铺上坐下来，声音很轻然而很清楚地说：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

莫斯托夫斯科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看了看他。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我想干一件大事，要和您谈谈这件事。要是失败了，那就很麻烦！”

他小声说起来，莫斯托夫斯科伊听着听着，激动起来，就好像有一阵清风向他吹来。

“时间很宝贵，”叶尔绍夫说，“如果斯大林格勒被德国人攻下来，很多人又要泄气了。从基里洛夫这样一些人可以看出来。”

叶尔绍夫建议成立一个战俘的战斗团体。他凭记忆说了说纲领要点，就像念文稿一样：

“……加强集中营里的苏联人的团结，加强纪律，清除叛徒，破坏敌人部署，在波兰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捷克人中间建立斗争委员会……”

他望着床铺顶上棚屋的昏暗处，说：

“有几个兵工厂的同志，他们告诉我，可以搞武器。咱们的组织会很快扩大。联络几十个集中营，成立许多战斗小组，团结德国的地下工作者，制裁叛徒。最终的目的是全面起义，统一自由的欧洲……”

莫斯托夫斯科伊重复说：

“统一自由的欧洲……啊，叶尔绍夫呀，叶尔绍夫。”

“我不是瞎说。咱们说了，就干起来。”

“我参加。”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又一面摇着头，一面重复说：“自由的欧洲……在咱们的集中营里就有一个共产国际分部，分部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不是党员。”

“您又懂英语，又懂德语，又懂法语，联系的方式多得很，”叶尔绍夫说，“何必还要共产国际：各国囚犯，联合起来！”

莫斯托夫斯科伊望着叶尔绍夫，说出了他早就忘记的话：

“人民的意志！”

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偏偏会忽然想起这话。

叶尔绍夫说：

“应该跟奥西波夫和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谈谈。奥西波夫是力量很大的人物！不过他不喜欢我，还是您和他谈谈。我今天就和上校谈谈。咱们组成四人小组。”

七十二

叶尔绍夫少校的脑子日日夜夜紧张不懈地工作着。

他在考虑囊括德国所有集中营的地下工作计划，考虑地下组织相互联系的技术问题，记熟各劳动营和集中营以及一些火车站的名称。他考虑编制密码，如何利用营里的文书把一些组织者列入调动名单，使他们可以在各营之间串通。

他的心中充满了幻想。成千上万的地下工作者大力宣传，成千上万的英雄暗地进行活动，可以创造条件武装起义，占领各集中营。起义者可以夺取守卫各营的高射炮，把高射炮变为反坦克炮和反步兵炮。应该事先物色高射炮手，为将来夺取的各门高射炮准备炮手。

叶尔绍夫少校很了解集中营里的情况，知道收买、恐惧所起的作用，知道饥饿的力量，看到过很多人脱下清白的军服，换上叛徒弗拉索夫部队带肩章的蓝大衣。

他见过低三下四、背信弃义、巴结顺从；他见过比恐惧更甚的恐惧，见过一些人在可怕的侦讯官员面前吓得怎样发呆。

这位衣衫破烂的被俘的少校毕竟没有沉醉在幻想中。德国人在东线急速推进的阴暗时期，他用乐观、大胆的话鼓励同志，劝浮肿的人千方百计保重自己的身体。他对强权的鄙视一直未消失，未减弱，一直很强烈。

很多人接触过叶尔绍夫之后，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令人快活的热情—这是人人需要的、平常又宜人的温暖，燃烧白桦木柴的俄罗斯壁炉发出来的温暖就是这样的。

也许，正是这种感人的温暖，而不光光是才智和胆识，使叶尔绍夫少校成为苏联战俘的头儿。

叶尔绍夫早就明白，莫斯托夫斯科伊是第一个可以信得过的人，可以对他敞开自己的想法。叶尔绍夫睁着眼睛躺在铺上，看着粗糙的木板顶棚，就像在棺材里望着棺材盖，他的心怦怦直跳。

他这一生的三十三年以来，从来没有像在这里，在集中营里这样感到自己的力量。

他在战前过的日子很不好，他的父亲是沃龙涅什省的农民，在一九三〇年被划为富农。这时候他在军队里服务。

他没有和父亲断绝关系。他不能进军事学院，虽然他的入学考试成绩优秀。他好不容易在军事学校毕了业，被分配到区兵役局。他的父亲成了流动人口，这时候带着一家人住在北乌拉尔。叶尔绍夫请了假去看父亲。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起要乘二百公里的窄轨火车。路两旁是一片片的森林和沼地，一堆堆待运的木材，一道道集中营的铁丝网，一座座棚屋和泥屋，还有高高的看守塔楼，就像一簇簇高脚毒蘑菇。火车两次被拦住，押送队要搜查一名逃犯。夜里火车停在一个会让站上，等待前方开来的火车，叶尔绍夫没有睡，听着警犬的吠叫声、哨兵的哨子声。原来会让站附近就是一座很大的集中营。

叶尔绍夫第三天才到达窄轨铁路的终点站。虽然他的领子上戴着中尉领章，证件和乘车证也都是符合规定的，但在检查证件的时候他还是担心有人会对他说：“喂，把东西带着！”把他带到集中营里去。似乎这地方的空气也被铁丝网关住了。

后来他坐上一辆顺路的吨半汽车，走了七十公里。道路从沼地中间穿过。汽车是“奥格普”国营农场的，叶尔绍夫的父亲就在这个农场干活儿。车上很拥挤，上面坐的都是干活儿的流动人口，被调到一处集中营分场去伐木。叶尔绍夫试着向他们询问，但是他们只用一两个字回答，看样子，是害怕他的军装。

傍晚，汽车来到紧靠林边与沼地边缘的一个小村子。他永远记住了北方集中营沼地上的宁静而柔和的黄昏。在暮霭中，一座座小屋完全成了黑的，似乎是在焦油里煮过的。

他走进一座土屋，晚霞随他一起进来，可是迎接他的是潮气、闷热、穷人的食物、衣服和被窝的气味，热乎乎的烟气……

在黑暗中出现了他的父亲，一张瘦削的脸，一双很好的眼睛，那双眼睛流露出的一种无法描述的神情使叶尔绍夫大吃一惊。

一双又老又瘦的粗糙的手臂搂住儿子的脖子。搂住年轻指挥员脖子的这一双受尽磨难的老人的手不住地抽搐着，从中可以感觉出老人在畏畏怯怯地诉苦，是那样痛苦，那样恳切地求助，所以叶尔绍夫只能用一点来回答这一切：他哭了。

后来他们在三座坟前站了一阵子。母亲是第一个冬天死的，大姐阿纽塔死在第二个冬天，妹妹玛露霞死在第三个冬天。

集中营边沿的坟地和村子连在一起了。茅屋墙脚下、土屋斜面上、坟包上、沼地土丘上生长的都是一样的青苔。妈妈和姐姐、妹妹就要一直待在这片天空之下了，不论是冬天，严寒冻实沼地的时候，不论是秋天，坟地上堆满沼泽里冲来的黑糊糊的冲积物的时候。

父亲和不说话的儿子站在一起，也不说话，后来抬起眼睛，看了看儿子，把两手一摊，说：

“死去的，活着的，你们都原谅我吧，我没有把我爱的人保护住。”

夜里，父亲说起来。他说得很平静，声音不高。他说的事情只能用平静的口气来说，如果痛哭、流眼泪，是说不下去的。

在铺了报纸的箱子上，放着儿子带来的点心，还有一瓶酒。老人家在说，儿子坐在旁边，听着。

父亲说起饥饿，说起乡亲们的死，说起饿疯了的老妇人，说起小孩子，说孩子们的身体变得比三弦琴、比小鸡都轻。说村子里日日夜夜都能听到饥饿的哭叫声，村子里许多人家的门窗都钉死了。

他对儿子说，那年冬天他们坐着破漏的货车在路上走了五十天，一些死去的人在车上跟活人一起待了很多天。他说了说流浪者怎样长途跋涉，女人还要抱着孩子。妈妈也这样跋涉过，在酷暑中走路的时候曾经昏过去。说了说他们在冬天怎样被带到这里，既没有草棚，又没有土屋，他们又是怎样重新过起日子，怎样生篝火，拿树枝落叶当床铺，在锅里熔化雪水，怎样掩埋死者……

“这都是斯大林的主意呀。”父亲说。他的话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恼恨的意味。老实人谈到强大的、无法改变的命运时，都是这样。

叶尔绍夫探亲回来之后，写了一份申请书给卡里宁，要求格外开恩饶恕他无罪的父亲，要求准许老人家上儿子这儿来。可是申请书还没有到莫斯科，叶尔绍夫就被上级叫了去，因为有信来告发他去乌拉尔的事。

叶尔绍夫被军队开除了。他来到建筑工地，打算挣些钱，再去看父亲。可是不久就从乌拉尔来了一封信，报告父亲的死讯。

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预备役中尉叶尔绍夫便应召进了军队。

在罗斯拉夫利战役中，他接替牺牲的团长，把溃散的人召集起来抗击德军，打退渡河的敌人，保证了统帅部后备重炮部队的撤退。

压在他肩上的担子越重，他的肩膀越是强壮有力。他原来也没想到自己会是一个强者。原来，驯顺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压迫越强，越凶狠，他的斗志越强烈。

有时他问自己：为什么他这样痛恨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分子的号召书所写的事，正是他的父亲所说的。他知道这都是真实的。但是他知道，这些真实的东西到了德国人和弗拉索夫分子嘴里就成了诬蔑。

他觉得道理很清楚，他和德国人斗争，就是为苏联的自由生活而斗争，战胜希特勒，也就是战胜导致他的父母、姐妹早死的死亡营垒。

叶尔绍夫百感交集—在这儿，履历表失去作用，他成了强者，别人都听他的。在这儿，高级头衔、勋章、特种部队、第一科、人事处、鉴定委员会、区委的电话、政治处副处长的意见，全没有意义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一天对他说：

“这是海涅早就说过的：‘脱去自己的衣服，我们都是光光的身子……’但是，一个人脱去礼服，露出虚弱、可怜的身子，另外一些人却被窄小的衣服束缚着，等他们把衣服脱去，才能看到，原来真正的力量在这儿！”

叶尔绍夫所幻想的，已成为今天要做的事情，于是他进一步考虑：该让谁知道，让谁参加。他凭着自己所了解的一些人的长处和短处，逐一思索、掂量。

谁可以进入地下工作指挥部？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五个名字。有些生活上的小缺点，性格上的小怪癖，一切都从新的角度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微不足道的事如今也重要起来。

古济有将军头衔的威望，但是他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看样子文化水平也不高，如果有聪明能干的副手和参谋长，他才行。他指望指挥员们服侍他，供养他，而且认为这种服侍是理所当然的，不必感谢。他想念自己的厨师似乎比想念老婆孩子的时候多。他常常谈起打猎，又是野鸭，又是野鹅，回忆在高加索军中打猎的情形，打野猪，打山羊。看来他很爱喝酒，也很爱吹牛。常常谈起年的一些战役，周围的人都是不对的，左邻的将军不正确，右邻的将军也不正确，古济将军永远正确。他从来不会责怪最高军事领导的失误。为人处事圆滑，精细，像一个很世故的小吏。总而言之，如果依照叶尔绍夫的意见，他连一个团也不会交给古济将军指挥，更别说一个军了。

旅政委奥西波夫很聪明。有时他忽然会用嘲笑的口吻说在异国的领土上作战要尽量少流血，流露出很悲观的神气。可是过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十分坚决地批评起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说教起来。然而到第二天，他又会翕动着鼻孔，说：

“真的，同志们，咱们飞得太高，太远，太快啦，这样是不切实际。”

他说起战争头几个月的失败，说得很有道理，但并不感到痛心，就像一名棋手说起一局败棋。他和人说话很随便，毫不拘束，但他的坦率是假装的，不是真正的同志间的坦率。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跟柯季科夫谈话。

这位旅政委为什么对柯季科夫感兴趣？

奥西波夫经验丰富。善于了解人。这种经验非常有用，地下工作指挥部少了奥西波夫不行。不过他的经验不光可以成事，也可以碍事。有时奥西波夫说起一些著名军事人物的可笑轶事，直呼他们的名字，如：谢苗·布琼尼、安德柳什卡·叶廖缅科。有一天，他对叶尔绍夫说：“图哈切夫斯基、叶尔罗夫、布柳赫尔犯的错误，跟你我一样。”

可是基里洛夫对叶尔绍夫说，在一九三七年奥西波夫担任军事学院副院长时，毫不留情地揭发过几十个人，宣布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他很怕生病，常常摸摸自己的头，把舌头伸出来，侧着眼睛看看，有没有舌苔。看样子，他倒是不怕死。

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是一个郁郁寡欢的老实人，是战斗部队的团长。他认为，最高领导在一九四一年的撤退方面犯了错误。大家都能感觉出他在战斗中的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他的身体十分强壮，声音也刚强有力，这样的声音才能喝止逃跑，发动进攻。他很喜欢骂娘。

他不喜欢解释，喜欢干脆利落地下命令。很讲义气。可以把饭盒里的菜汤倒给士兵。不过他太粗暴。人们常常能感觉出他的厉害。在工作中都要听他的，他大喝一声，谁也不敢不听。谁也别想糊弄他，他决不马虎。可以和他共事。但是他太粗暴了！

基里洛夫倒是个聪明人，但是思想上有些马马虎虎。什么问题他都能看得出来，可是对一切都懒得去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一切很淡漠，对人没什么热心，但是原谅人的缺点和卑劣。他不怕死，有时候还很想死呢。

他说起撤退，说得似乎比谁都有道理。他不是党员，有一次他说：

“我不相信共产党会让人变好。在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事。”

他似乎对一切都十分淡漠，但是夜里有时在床上哭，对叶尔绍夫的问话很久没有回答，后来低声说：

“俄罗斯我是很爱的。”

他是一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人，很随和。有一天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