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鲍里斯的羊马上死掉：不平等与贫困（2/2）
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部分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剧。 14 这种状况最严重的国家是亲富政策走在世界前头的英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收入顶端1的人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10，2007年升至23。 15 而同一时期，顶端01的人的收入占比从3—4升到12。 16
这种趋势在2000年左右有所减缓。而在本来非常不平等的拉美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不平等程度有所减轻，虽然按国际标准看还是很高。至少在拉美，这种收入越来越平等的趋势主要是靠政策干预，比如对富人加税、调高最低工资、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这再一次支持了我们在讨论库兹涅茨假说时得出的结论。
近两百年全球越来越不平等
根据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is bourguignon）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松（christian orrisn）的研究，1820年全球基尼系数在05左右，1910年上升到061，1950年为064，1992年为066。 17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2年的报告，全球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07，2006—2010年降至066。不过全球性基尼系数比单一国家的要不可靠。
这意味着，如果把世界看作一个国家，那么两个世纪以前它就是非常不平等的国家，就像巴拿马或卢旺达一样，到了今天变成极端不平等的国家，像南非。1990年之后，程度稍微减轻，这大部分是得益于中国的高速繁荣发展。
贫困
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是贫困
纵观人类历史，贫困（poverty） [8] 一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存在。19世纪前所有的民间传说、文学著作，除去王公贵族、英雄豪杰，其实都在讲贫穷及其后果。他们讲的贫穷不只是说暂时有点拮据而已，而是那种会让人偷面包（像雨果《悲惨世界》中讲的）、吃土（赛珍珠《大地》）甚至因为养不起而把小孩扔掉（格林童话《糖果屋》）的贫穷，如果以今天的语境来讲，就是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印度孟买贫民窟的那种，连上个厕所都相当麻烦。
经济学家称这种贫困为绝对贫困 （abte poverty）。绝对贫困指的是收入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比如最基本的衣食住。这种人类境况直到19世纪才开始好转，这得益于工业革命。但正如第3章讨论的，工业革命一开始，有些人的生活状况反而变差了。
绝对贫困vs相对贫困
今天，富裕国家（如美国或德国）已经没什么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了。但这些国家仍然有贫困，因为每个社会都有维持“体面”（decency）所需的某种消费水平。
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编第二章第二部分“论赋税”中，他认为有些东西如果能“维持值得称赞的人的体面、甚至是最低阶级人民的体面”，那它就是必需品。因此，在一著名的例子中，他认为亚麻布衬衫“不是生活必需品”，但“如今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一个值得称赞的日工没有一件麻布衬衫，就不敢在公众中露面。大家会认为，一个人没有这种衬衫就表明他贫困到难堪的地步”。
这种贫困被称为相对贫困 （retive poverty）。如今大部分国家都以相对贫困来制定自己的贫困线 （poverty le），通常都定在收入中位数（而非平均收入）的五到六成。举个例子，2012年，美国政府将四口之家的贫困线设在年收入23 050美元。
依这种定义，相对贫困内在就与不平等相关。一个国家即使非常不平等，也可以完全没有绝对贫困，只要它足够富裕。但是在这样一个国家，相对贫困程度则非常高。
不同维度的贫困：收入贫困vs多维贫困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贫困，不管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只是收入层面的贫困，但其实还有多维贫困 （ultidinsional poverty）。有些人的收入也许（只是）足够温饱，却依然负担不起子女的教育，看不起医生。对于贫困还需要包括什么维度，大家莫衷一是。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多维测量贫困的方法，必然会增加贫困人口。
贫困程度：贫困人口vs贫困缺口
确定了贫困线，不管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不管是只算收入还是多维，我们都可以马上知道贫困线下的人数。这被称为贫困人口度量 （head unt asure of poverty）。
只算人数有个明显缺点，它没法区分那些收入刚好在贫困线下面的人和那些收入离贫困线还很远的人。因此，有些经济学家就测量贫困缺口 （poverty gap），也就是对每一个穷人的收入跟贫困线之间的差值进行计算。 [9] 跟贫困人数测量法相比，这种算法需要更多信息，因此更难操作。
不管使用哪种方法，在任何时间点，算出来的贫困数据都只是一种“快照”，没法给我们呈现贫困的全貌，因为会有许多人陷入贫困或脱离贫困。因此，长期来看，经历过贫穷的人一定要比任何时间点的穷人多很多。一生或大半生都处于贫穷中的人，我们说他处于“长期贫困 ”（chronic poverty）状态。
穷人哪里做得不对：贫穷的成因
打从小时候看迪斯尼动画片开始，我们就一直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只要相信自己，我们就能实现任何事情；个人为自己的人生负全责。我们被说服接受这样的原则（我称之为欧莱雅原则）：一个人年薪几千万，那一定是因为他“值”这么多钱。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很穷，那必定是因为他不够好或不够努力。
最后，个人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即使一群人背景大体相同，他们最终也会在不同的岗位，因为他们擅长的东西不同，并且努力程度和努力的方向不同。把责任推到“环境”或运气上都是愚蠢的。正如我前面讨论的，大力压制个人才能和努力，只能创造表面平等实则不公平的社会。然而，造成贫穷的原因有一些是结构性的（structural），也就是不受个人控制。
童年营养不良、缺乏学习刺激、学校太差（多出现于贫困社区）限制了贫困儿童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未来前景。父母可能对子女的营养和学习刺激有一定的控制，而且值得赞扬的是，有些父母虽然很贫穷，但他们在子女教育上倾注许多心血，给子女提供比同等条件家庭更多的东西。然而，他们能够做的也是有限的。他们本来经济压力就大，许多人同时要兼两三份工，这已经足够让他们筋疲力尽了。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童年过得都很贫苦，接受的教育也很差。
所有这些意味着，穷人家的小孩在人生的起跑线就已经绑上了沙包。除非社会能够部分补偿贫困家庭小孩的这些劣势，比如对贫困家庭的收入补助、提供育儿津贴、向贫困地区投放更多教学资源，要不然这些小孩绝对无法发挥天生的潜能。
即使贫困家庭的孩子克服了童年贫困带来的种种不足，立志要努力奋斗，出人头地，未来也可能遭遇较多的障碍。缺少人脉、跟精英阶层有文化差异往往导致贫困子弟在就业和晋升上受到歧视或不公平的对待。如果他们刚好在其他方面（性别、种族、种姓、宗教、性取向等）有“错误的”特征，就更难获得公平机会来展现自己的能力了。
被操纵的市场
由于有这么多劣势，穷人即使在最公平的市场也很难胜出。更糟糕的是，市场往往被操纵，变得偏向于富人。正如我们前些年在金融产品的不正当销售和蒙骗金融监管者等一系列丑闻中看到的一样。
金钱赋予超级富豪重写游戏基本规则的能力。我就不拐弯抹角了。钱可以买通政客，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更多讨论见第11章）。金融和劳动力市场的许多放松管制政策，给富人减税，都是金钱政治的结果。
真实数据
14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其中大部分来自中等收入国家
目前，国际（绝对）贫困线设在购买力平价（ppp）每天125美元。在这条线以下的人，被公认是收入少到无法靠其达到营养的最低临界值要求。乐施会（oxfa）积极倡导的“让贫困成为历史”，世界各国领导人承诺的“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这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一项，用的就是这个贫困标准。
转换为年收入就变成ppp456美元，这意味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上最穷的三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和布隆迪的平均收入就低于这条贫困线。
目前，全世界约有14亿人每天收入低于125美元，占全球人口1/5。如果我们采用多维贫困的定义，那么全球贫困人口更是高达17亿，占全球人口1/4。
有个事实跟我们的直觉相反，就是大多数穷人并不是来自最穷国家。超过70的绝对贫穷人口其实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2005年左右，中国有超过17亿人（占总人口13）、印度有45亿人（占总人口42）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
如果采用国家贫困线，贫困人口在5—80都有可能
至于相对贫困，我们可以根据各国的官方贫困线来讨论贫困率。
在富国，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比——被称为贫困率 （poverty rate），最低的是爱尔兰、法国和奥地利，只有5—6；最高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高达20。
穷国的国家贫困线，几乎都高于ppp每天125美元的标准。许多穷国大多数国民都处于国家贫困线以下，有的甚至高达80。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海地的贫困率是77；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数据（cia的数据超乎意料的好），海地贫困率则高达80。
然而，依各国的国家贫困线算出的贫困率无法跨国直接比较，因为各国贫困线标准不一。
根据各国自己的贫困线计算，加拿大最近的贫困率为94，丹麦是134。然而，如果用oecd的“全球”（相对）贫困线标准，也就是以一国之内家庭收入中位数（税后和政府转移支付后）的50为贫困线，丹麦的贫困问题就比加拿大要轻得多：丹麦为60，加拿大为119。
事实上，在所有2011年人均收入超过20 000美元的oecd国家中，丹麦的贫困率最低，然后是冰岛、卢森堡和芬兰。贫困率最高的是以色列（209），然后是美国、日本和西班牙。 [10]
结论：为什么贫困和不平等可以控制
贫困和不平等广泛存在，令人不安。世界上每五个人就有一个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即便在很多富裕国家，比如美国和日本，也有六分之一的人处于相对贫困之中。除了少数欧洲国家外，其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都比较严重，有的甚至严重到令人震惊。
有太多的人接受贫困和不平等是人与人天生能力不同导致的必然结果。我们被告知要像接受地震和火山爆发一样去接受这些现实。但是，正如我们在这一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都受制于人为的干预。
考虑到许多贫困国家也是高度不平等的国家，这些国家即使产出没有增长，也能通过适当的收入再分配减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过，长期来看，绝对贫困要想显著减少，还是要靠经济发展，近几十年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富国或许已经消除绝对贫困，但其中有一些相对贫困率很高，不平等程度也很严重。富国的贫困率在5—20之间，而基尼系数在02—05之间，最低和最高之间相差很大。这说明不管是贫困率还是收入不平等，都可以靠政策干预降低。
一个人最后穷不穷，很大一部分也取决于政策干预。就算要穷人通过自己努力脱贫，政府也需要提供更公平的童年条件（通过更好的福利和教育），改善穷人就业渠道（通过减少歧视和高层的“排外”），防止政商勾结操纵市场。
在前工业时代的韩国有句俗话：“即使是全能的皇帝也改变不了贫困。”不管这句话在过去符不符合事实，现在是绝对不符合了。当今世界的产出已经足以消除绝对贫困了。甚至都不需要进行全球范围的收入再分配 [11] ，因为现在除了最穷国家，其他各国凭本国的总收入都能够消除绝对贫困。不平等将一直存在，但如果政策得当，我们也可以生活在非常平等的社会，正如挪威、芬兰、瑞典、丹麦的经验告诉我们的一样。
延伸阅读
［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 贫穷的本质（修订版）：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d hul the poor london: routled, 2010
b inovic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印度］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美］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不平等的代价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英］戴维·斯图克勒，［美］桑杰·巴苏 身体经济学：是什么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英］理查德·威尔金森，［英］凯特·皮克特 公平之怒 北京：新星出版社
[1] 除非特别指出，本章所指的“不平等”（eality），是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时我译为收入差距，请读者注意。——译注
[2] 道德上的反对理由有：1 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你能赚到多少很大程度就取决于运气（比如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而不是“应受的惩罚”（比如你所做的努力）；2 一个群体里面的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太大，这个群体就没法成为真正的社群；3 收入差距越大，富人的政治影响力就越大，从而逐渐弱化民主。——原注
[3] 这个术语的另一个定义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集合，后来因为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的推广而广为人知。——原注
[4] 原句为：they pretend to pay and we pretend to work——译注
[5] 也就是顶端10人口的总收入除以底端40人口的总收入。——译注
[6] 要看清楚这一点，我们不妨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假设科学家在银河系中发现55颗行星有外星人，而且这些星球都比地球富裕，跟地球的收入差距也非常大，由此得出一个极高的银河基尼系数。你会因此感到非常沮丧或愤愤不平吗？应该不会，因为你根本不认识这些外星人，甚至连他们怎么过日子也想象不出来。——原注
[7] 从而，这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降为0，因为这个社会只剩一个人，那就绝对平等了。——原注
[8] poverty，有时也译为贫穷，在此不做区分。——译注
[9] 然后进行加总，以此为基础的差距量度可反映穷人收入的总体“距离”。——译注
[10] 冰岛、卢森堡和芬兰的贫困率分别是64、72和73。美国是174，日本是16，西班牙是154。——原注
[11] 富国收入分给穷国。——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