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鲍里斯的羊马上死掉：不平等与贫困（1/2）

农民伊凡妒忌他的邻居鲍里斯，因为鲍里斯有一头山羊。一天，一位仙女出现在伊凡面前，说可以实现伊凡一个愿望。伊凡希望得到什么呢？他希望鲍里斯的山羊马上死掉。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第29章

不平等 [1]

伊凡并不孤单——追求平等是人类历史的一大驱动力

伊凡并不孤单。韩国有一句俗语说得好：“表哥买块地你就肚子疼。”我相信许多读者都听过类似的笑话或谚语。人总是毫无道理地嫉妒别人过得比自己好。

对平等的追求是人类天生就有的情感，并且是人类历史的一大驱动力。法国大革命的一大理想就是平等，它的最著名的口号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或是死亡。”在俄国十月革命及后来的其他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中，平等都是唯一的驱动力。如果不是为了平等，历史上许多罢工、游行示威、革命和其他无数的人类冲突就不会发生了。

“我认为，一切都是因为嫉妒”

然而，自由市场派警告我们，不能让这样一种本能左右我们。他们告诉我们，政客让富人多交税，限制金融业分红，其实搞的是“嫉妒政治”（politics of envy）。不能为了平等而把在高处的人拉下来。每个人的生产能力不同，因此收入差距是必然的。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更善于创造财富。想要抵挡这种自然结果，只会让大家一样贫穷。2012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itt roney）对于公众关心的不平等问题，是这么回答的：“我认为，一切都是因为嫉妒。”这句话非常好地表达了自由市场派的立场。

在过去几十年，自由市场派成功说服许多人相信：让最会赚钱的人分到更大的国民收入份额，对所有人都是好事。约翰·肯尼迪总统说过：“水涨众船高。”（a risg tide lifts all boats）这句话后来被克林顿总统任内的财政部长罗比特·鲁宾（robert rub）引用而流行开来，进而成为自由市场派非常喜欢的一句口号。

富人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之后，就会增加投资，为他人带来更多收入。他们的企业会雇用更多员工，从供应商那里采购更多物料。富人收入增加后，也会消费更多，为卖给富人产品（比如跑车、名牌服装）的企业创造更多收益。而这些企业对上游企业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上游企业工人的工资就会因此得到提高，然后花更多钱在食物和（非名牌）衣服上，以此类推。因此，如果金字塔顶端收入增加，最终就会有“涓滴”（trickle down）到整个经济，让每个人都比以前更富有。虽然穷人在国民收入的占比会变小，但从绝对值上看，他们过得比以前好。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大部分经济学谬论都源于……这种假设：经济是一块大小不变的饼，一方要多拿，就有人要少拿。” 1

“涓滴效应”的信念促使许多国家政府在过去三十年采用偏袒富人的政策，或至少营造出有利于这种政策的政治环境。针对产品、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的法规都变得宽松，让富人更容易赚钱了。政府还为企业和高收入人群减税，让他们更轻松地将这部分利润留在自己口袋。

收入差距过大有害经济：不稳定和阶层流动性变弱

几乎没有人会提倡极端平等，比如像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那样。不过，许多人也认为，收入差距过大（高度不平等）也是坏事，理由不仅有道德上的，还有经济上的。 [2]

有些经济学家强调，高度的不平等必将弱化社会凝聚力，造成政局不稳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投资。政局不稳增加了大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包括投资人对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感。投资减少，增长肯定也就放缓。

收入差距过大也会造成经济动荡，不利于经济增长。 2 虽然国民收入中更大的份额在赚最多钱的人手里会增加投资占比，但就像凯恩斯指出的（见第4章），投资占比增加意味着经济会更加不确定，从而更不稳定。许多经济学家还指出，收入差距扩大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大因素。美国尤其典型，美国顶层收入飙升，而大多数人的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就一直停滞不前。人们如果想要跟上顶层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就必须借钱。家庭债务（在gdp中的占比）增加，使得经济更加不堪一击。

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加剧会给社会流动制造障碍，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富人家的孩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贵族学校），毕业后从事高薪工作，但这种学校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负担得起，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不可能上。另外，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没法打入特权群体的小圈子，套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术语，就是无法积累“社会资本 ”（cial capital）。 [3] 最后，甚至精英阶层的“次文化”也是阶层流动的障碍，而这种文化大多也是在贵族学校养成的，比如口音、姿态等。

阶层流动性变差，出生平民阶层的人才就没法从事高端工作，不管对个人还是社会，这都是才能的浪费。同时，一些占据高层职位的人，也不一定是社会上最优秀的那批人。如果这些障碍持续数代，没特权背景的年轻人会对获得高薪工作没信心，甚至连试都不试了（见第5章）。这导致精英在文化和知识上的“近亲繁殖”。如果你相信大变革需要有新的观念和突破传统的见解，那么一个精英近亲繁殖的社会就不利于创新，最后经济就会失去活力。

不平等导致较差的社会结果

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不平等导致健康和其他人类福利指标上的糟糕结果。的确，收入不平等加剧，穷人数量会增多，而穷人的健康等各项指标本来就比较差。但排除穷人增多这个因素，不平等本身也会有害身心健康和其他指标。

这种论述近些年因为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的《公平之怒》（the spirit level ）一书而被大众所熟知。书中分析了20多个富裕国家的数据（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大多高于葡萄牙，也就是两万美元以上），并得出结论：国家越不平等，婴儿死亡率越高，青少年生育率越高，教育表现越差，凶杀案和坐牢人数也越多，甚至国民在平均寿命、心理疾病和肥胖上的表现也越差。 3

在很多情况下，越平等增长越快

除了有很多证据证明收入差距越悬殊，对经济和社会的危害就越大之外，我们也有一些实例说明，越平等的社会增长越快。 4

这几个实例分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三个经济体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创造了经济奇迹。拿它们跟几个类似的经济体相比，比如拿日本跟美国比，韩国、中国台湾跟非洲或拉美国家比，它们的收入差距较小，但增长更快。

芬兰是全世界收入差距最小的几个国家之一，比苏联时期的成员国家还要小。而美国，则是富裕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但芬兰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超过美国。1960—2010年间，芬兰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7，同期的美国只有20。这意味着，在这段期间，美国的收入增加17倍，而芬兰增加28倍。

以上例子并没有证明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低增长。事实上，跟类似国家相比收入差距较小但增长更慢的例子也是有的。但是，上述例子至少已经足以反驳“收入差距大有利于增长”这种简单绝对的说法了。此外，大多数采用大量国家数据的统计分析都表明，一国的收入差距大小与其增长率逆相关（但相关不一定是因果）。

对某个社会长期发展的分析，也支持“不平等不利经济增长”的观点。过去三十年，尽管在大多数国家，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占比变大，但这些国家中大多数的投资和经济增长都放缓了。

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过于平等也有害

当然，所有这些证据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程度越低越好。如果收入一样，人们就不会努力工作，也没有激励去创新。

更糟糕的是，收入平等很多时候是种伪装。虽然收入差距小，但是其他方面的差距却很大。比如，有些人就可以得到优质外国商品，或者有机会出国旅游。这些特权都是看你的意识形态是否正确，个人关系够不够硬。

乔治·奥威尔（e orwell）很早就看透这一点。他的讽刺小说《动物农场》（anial far ）里面有句口号就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成员国家的人民都领教到了，对周遭的一切充满不信任。“他们假装给钱，我们假装工作” [4] 这句笑话精准表达了这种不信任。到了80年代末，制度开始土崩瓦解，几乎没人再想捍卫这个虚伪的体制了。

在看完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证据之后，我们能得出的最合理的结论只能是：过于平等和过于不平等都不好。不管是哪一种，都制约了经济发展，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库兹涅茨曲线：收入不平等的长期趋势

西蒙·库兹涅茨（sion kuzs）是俄罗斯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对收入不平等的长期趋势提出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 ”（kuzs hypothesis）。这个理论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先是恶化，然后好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这个理论深深影响了不平等的研究。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知道它讲的是什么。

根据库兹涅茨的说法，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收入分配一开始还是比较平等的。因为在那个阶段大多数人都是贫农。随着国家的工业化，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业，进入工资更高的工业。这时候收入差距就拉开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平等状况又改善了，因为此时，大多数人不是从事工业，就是投身于为工业服务的城市服务业，很少有人再从事低工资的农业。如下图所示，这个长期趋势画在图上就是一条倒u曲线，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 （kuzs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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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假说站不住脚……

尽管库兹涅茨假说很流行，但支持它的证据却相当薄弱。今天的富国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历似乎证实了这个假说。这些国家在工业化早期，不平等程度都在上升，然后到达（英国是19世纪中叶，美国是20世纪初），然后开始下降。然而，从8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又开始加剧，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曲线的尾巴又开始上扬。

对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说，这个假说也不怎么站得住脚。的确，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经济发展之初都经历了收入差距扩大（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除外），但这种收入差距并没有因为后来经济进一步发展而缩小。

……因为经济政策也很重要

库兹涅茨假说不成立，主要是因为决定不平等程度的还有经济政策。

英美在20世纪80年代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主要就是因为放松管制和给富人减税。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之所以没有出现收入不平等加剧，也可以说是因为政策。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或地区都实行了土地改革 ，强迫地主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土地给佃农；然后，通过进口限制和提供肥料补贴和灌溉服务保护小农这个新阶层；同时，还大力保护小商店免受大型商场的竞争。

的确，连库兹涅茨自己也不相信随着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收入差距就会自动缩小。虽然库兹涅茨相信现代经济发展本身会导致倒u曲线出现的可能，但他还是强调在现实中不平等的减少程度，深受工会势力以及福利国家制度的影响，尤其是后者。

福利国家在决定收入差距上的重要性，可以通过这个事实证明：在税前和通过福利国家转移前，欧洲一些国家的收入差距跟美国一样大，比如法国、奥地利和比利时，甚至比美国还要大，比如德国和意大利，但在税后以及政府转移支付后，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都比美国小得多。

不同类型的不平等

虽然收入不平等被讨论得最多，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也可以是财富 （比如房地产、股票等资产的所有权）分配的不平等，或者人力资本 （即个人通过教育和培训所获技能）分配的不平等。

还有一些是非经济因素的不平等。在很多社会，如果人们属于“错误的”种姓、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或意识形态，可能就没法上大学、从政或从事地位高的工作。

测量不平等：基尼系数和帕尔玛比值

在所有这些不平等中，只有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是容易测量的。其中，财富数据要比收入数据少得多，因此我们看到的关于不平等的数据，大多数都是收入数据。收入不平等数据有时候是来自消费调查，而不是来自实际收入数据，因为收入数据更难获取。

测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方法有许多。 5 其中最常用的是基尼系数 （gi efficient），由意大利统计学家科拉多·基尼（rrado gi）于1912年提出。如下图所示，它是对真实收入分配（由图中洛伦兹曲线 ［lorenz curve］ 6 表示）和彻底平等的情况（由图中的45度线表示）进行比较。洛伦兹曲线画出了最底端x的人口的累积总收入占整个经济总收入的比重。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是：用洛伦兹曲线与45度线形成的区域除以整个下三角的面积，也就是（a/a+b）。

最近，我在剑桥大学的同事加布里埃尔·帕尔玛（gabriel pala）注意到，不管各国的政策如何，各个国家中间50人口的收入占比其实非常接近，差距较大的其实是两端人口的收入。因此，他建议使用顶端10人口与底端40人口的总收入比值 [5] 来测量一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他认为这个方法更准确，也更容易计算。 7 这个方法被称为“帕尔玛比值 ”（pala ratio）。帕尔玛比值优于基尼系数，是因为它不会随中间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大幅变动，而中间收入也较难受政策影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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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国民收入占比

谁跟谁的不平等？

大多数不平等的数据，比如基尼系数，看的都是单个国家。然而，由于全球化，各个经济体日趋一体化，人们也变得越来越关注全球范围内（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的收入分配变化。于是就有了全球基尼系数，它的计算方法是，将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都看作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公民。

有学者（包括我在内）认为全球基尼系数没什么意义，因为世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区，至少现在还不是。收入不平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对跟我们一起纳入统计的其他人有情绪——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可以是患难与共，也可以是气到想杀死对方。这些其他人就是参照组 （reference group）。至于说我们自身参照组之外的人过得怎么样，我们实际上是没感觉的。 [6]

的确，在开篇故事中，伊凡并没有希望俄国沙皇变成穷人，因为沙皇并不在他的参照组里。他只想要邻居鲍里斯比他多出的那么一点东西消失——也就是让他的山羊死掉。同样，韩国那句“表哥买块地你就肚子疼”中的“你”，其实嫉妒的不是买一大片地的大地主，而是买了一小块地的表哥。

的确，全球不平等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发展，对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人们知道的越来越多，开始有了一种全球社区感。然而，要一个中国农民看在全球作为整体已经平等了一点的份儿上，暂时不要太在意中国本身迅速加剧的收入差距，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更何况，全球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中国那一群高收入者——而他们跟国内其他民众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

真实数据

理论上，基尼系数可以是0到1之间的任何数。但实际上，这些极端值都不可能。任何社会，不管它在精神和政策上多么平等主义，都没法让每个人的收入都平等，也就是说，不可能让基尼系数等于0。而在一个基尼系数是1的社会，一个人占有所有收入，其他人都没收入，这样除了那个人之外，每个人都会很快饿死。 [7] 现实中，没有国家的基尼系数低于02或高于075。

最平等与最不平等：欧洲vs非洲南部和拉美

即使在同一国，基尼系数也可以很不同，这取决于你的估计。2010年，oecd（经合组织）给丹麦的基尼系数是025，而ilo（国际劳工组织）算出来的系数是028。在对美国基尼系数的测算上，两个组织的数据差异就更明显：oecd算出来是038，而ilo的数据则高达045。 9 下文引用的都是ilo数据，因为ilo的成员国比oecd多很多。 10

最平等的国家主要在欧洲，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其中很多是有着强大的福利国家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荷兰、挪威（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和瑞典。前文提过，这些国家中有一些在税前和社会支出前，不平等程度比美国还高，但在税后，gdp中有很大一部分被重新分配，最终就变得比美国要平等许多。另外一些最平等的国家是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体，如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些国家还保留着平等主义的遗产。

在另一个极端，许多国家像博茨瓦纳、马达加斯加、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6。他们全都在非洲南部。

其实一个国家只要基尼系数高于05，就算非常不平等了。这类国家有许多在拉美，比如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巴拿马和巴拉圭。另外有一些在非洲（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卢旺达）和亚洲（柬埔寨、菲律宾、泰国）。另外，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也有一个基尼系数高于05，它就是格鲁吉亚，非常讽刺的是，斯大林就是格鲁吉亚人。

其他大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介于03—05之间。在这个范围内，美国、中国属于系数偏高的一边（045—05），乌干达、波兰、新西兰和意大利则在偏低一边（03）。大致来说，035是相对平等与相对不平等的分界线。 11

财富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大得多

相比于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的数据更难获得，也更不可靠。但有一点很清楚，在所有国家，财富不平等的程度要远远高于收入不平等的，这主要是因为积累财富比赚取收入要难得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研究了15个国家的财富不平等情况，其中有穷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有富国（如美国和挪威），得出来的财富基尼系数介于05—08之间。 12 收入基尼系数与财富基尼系数相差最大的国家，都是欧洲收入最平等的国家，比如挪威和德国。 13

过去四十年收入越来越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