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府试时等你（1/2）

啥赵彦一脸懵逼的看向满脸凛然正气的孙长庚，不是说动不动就下跪是满清时候的事吗难道我被后世网上打嘴炮的那些人给骗了

实则这个问题还要从源头说起，宋代以前椅子还没有流行起来，唐、五代正是椅子逐渐普及的过渡期，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习惯垂足坐在高脚椅子上的，一般只使用一些矮型坐具，如胡床、连榻等等。入宋之后，高脚的椅子才在民间普及开来，自此高足高座的家具完全取代了矮足矮座的家具，中国从“席地而坐”的时代进入“垂足而坐”的时代。

没有椅子的时代，中国社会已经通行跪拜礼，因为当时的跪拜礼是自然而然的，由跽坐姿势挺直腰板，臀部离开足跟，便是跪；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便是拜。这时候的跪拜礼，并无后世附加的贵贱尊卑之涵义，只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且对方也回以跪拜礼答谢，正所谓臣拜君，君也拜臣。比如《范雎说秦王》，里面就说到：“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所以说跪拜是相互的，是双方互相表达礼敬与尊重的礼节。

到了高型椅子出现以后，中国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了改变，跪拜的动作便带上了比较明显的尊卑色彩，比如某人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你，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更合乎当时的尊卑阶级的思想。

而宋代虽然是高脚椅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宋人之间却也没有流行跪礼，当时的社交礼仪通常都是用揖逊、叉手之礼。又如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带有屈辱、卑贱之意，揖才表示礼节。

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拜礼才推行开来。从《元朝名臣事略》：“……入见，皆跪奏事。”元人《牧庵集》：“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可以判断出元代御前奏闻时，大臣一律下跪奏闻，地位和处境比起宋代可谓是大大下降，另外这一礼仪，跟元朝将君臣视为主奴关系的观念也是合拍的。

其后，跪奏的制度又为明朝所继承。据《大明会典》，洪武三年定奏事仪节，“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朱元璋甚至变本加厉，规定下级向上司禀事，也必须下跪：“凡司属官品级亚于上司官者，禀事则跪。凡近侍官员难拘品级，行跪拜礼。”当官的都如此，更遑论普通老百姓，有时候就算见个不入流的小官都要跪下磕头，跪啊跪的，渐渐把骨气都给跪没了。

至于后面的清代，臣对君的跪拜礼更加奇葩，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而且大臣不但要跪，还要叩响头，以头触地，叩得越响亮越显示出忠心，“须声彻御前，乃为至敬”。据称，清宫“殿砖下行行覆瓿，履其上，有空谷传声之概”，只要叩对地方，声音便特别洪亮，所以大臣叩见皇帝之前，“必须重赂内监，指示向来碰头之处，则声蓬蓬然若击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则头肿亦不响也”。另外，在清代除了臣见君要跪拜，小官见大官也必须下跪，可谓是‘一个头来一个头，声声响亮运亨通。’

以赵彦那半吊子的历史知识，自然不知道这些，他愕然看向孙长庚，见其满脸义正言辞之色，似乎自己真的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一样。

赵彦一边心中急速思考怎么化解此时困境，一边用余光瞥向王业，却见其眉头紧皱，看向孙长庚的目光一片冷然，明显暂时也没想好该怎么解除赵彦的困境。

掐指一算，赵彦来到明朝也有三四个月了，可以说已经勉强融入了这个时代，只是他平日里接触的多是些普通老百姓，这些老百姓们讲究的是民间的礼法，而非民见官、下对上的礼法，所以赵彦如今遇到眼前这些可称精英阶层的缙绅官僚们，却是有些抓了瞎，想了片刻未想出合适的说辞，时间却不等人，若是再不拿话反驳孙长庚，只沉默应对的话，那与默认有何区别。

到底还是王业阅历丰富，关键时刻他站出来替赵彦开脱了两句：“府尊、县尊，乡野少年少读诗书、不识礼数，不想怠慢了两位老公祖，还望两位老公祖恕罪。”

老公祖，古代对于地方官的敬称，限时已少有人用，不过这个称呼却颇合韩文的口味儿。

韩文虽然平庸，却颇为崇尚古礼，古人见面时两袖一摆，相互揖首而拜是多么的洒脱，所以赵彦跪不跪对于韩文来说是极为次要的一件事情，兼且赵彦给韩文的第一印象不错，再加上方才孙长庚一句大喝令韩文出了丑，故而就算赵彦不为自己辩解，韩文心中的天平也自然而然的倒向了他。

“罢了，先前本官便曾说过，本官未曾正式赴任，今日又是身着便服，诸位毋须多礼，此实乃小事，孙员外却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韩文说罢，也不去看面上一片窘然的孙长庚，而是和颜悦色的与赵彦说道：“方才听王员外所言，这上卿酿乃是小郎君所制，不知是否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