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有故事的地方·怀念河合隼雄先生（1/2）

我很少称呼别人“某某先生”，唯独对河合隼雄，每次都不知不觉就管他叫“河合先生”，很少喊他“河合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到了现在，仍旧会自然地称呼“河合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河合先生把“河合隼雄”这个活生生的人，与“河合先生”这个具有社会使命的人物巧妙地分离开来，区别使用。我与河合先生曾经多次见面，亲切地聊过天，可对我来说，河合隼雄始终如一，就是“河合先生”，这种姿态从未改变过。兴许他一旦回到家里，三下两下便将社会使命脱下来扔掉，仍旧变成那个名叫河合隼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大叔。

只是我感觉，我与河合先生见面时，不管私底下关系何等亲密，彼此却从未脱去“小说家”和“心理治疗师”的戏装。这倒不是生分见外，恐怕只是彼此的处境使然，不得不完成各自的社会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其中始终有种类似职业性的紧张感。不过那说起来倒是一种神清气爽的紧张，是内容充实的紧张。

所以，我打算仍旧维持那种心旷神怡的紧张感，继续称河合隼雄为“河合先生”。虽然我对随处可见的大叔河合桑也颇感兴趣，不过姑且这样吧。

我第一次见到河合先生，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河合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当客座研究员，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到他来的前一个学期，两人恰好失之交臂。我那时已前往波士顿近郊的塔夫茨大学，在那里教日本文学课。

因为在普林斯顿待过两年半，结交了许多好朋友，所以时不时开车去普林斯顿，就是在那里有了与河合先生相遇的机会。只是十分抱歉，河合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物，我那时还不太了解。以前我几乎对心理疗法、精神分析这类东西毫无兴趣，河合先生的著作一本也没读过。我妻子是河合先生的粉丝，好像在热心地读先生写的书，但我们夫妻两人的书橱泾渭分明地一分为二，就仿佛从前的东西柏林一般，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读河合先生的书。

不过，她极力游说我：“他的书不是非读不可，但这个人你应该去见一见，肯定会有好事的。”于是我也觉得“既然如此的话”，便决定去拜访他。

她之所以说“他的书不是非读不可”，我猜大概是觉得小说家和创作者这类人尽量不去读分析类的书为好。我也基本赞成这个意见，因此（这话不宜外传）几乎没有读过河合先生的书，只读过先生写的一部荣格评传。顺便一提，卡尔·荣格的著作，我连一部都没有好好读过呢。

我想，小说家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向公众提供尽可能优秀的文本。文本这东西是一个“总体”，用英语来说就是whole。它好比是黑匣子，其职责说到底就是作为整个文本发挥作用。而文本的职责，便在于让每一位读者来咀嚼。读者有权随心所欲地处理它、咀嚼它。如果它在传递到读者手中前就被作者处理过、咀嚼过，那么文本的意义与有效性将大大受损。大概正因如此，我才有意始终远离荣格、远离河合先生的著作。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发现感觉上有“距离过近”之处，才疏而远之。对小说家来说，没有比自己分析自己更不合时宜的事了。

总而言之，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见到了河合先生。两人交谈了大约三十分钟，初次见面的印象是“好一个寡言而阴沉的人”。最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眼睛。该说是两眼发直吧，总觉得有些黯然无神、深不见底。这个说法也许不好，但我感到那绝非寻常人的眼睛。似乎颇为凝重，是隐含深意的眼睛。

我是一个小说家，观察人是我的工作。仔细观察，姑且做一番粗加工，但不作判断，一直留到必须要判断的时候再说。所以这次也一样，我没有对河合先生这个人作任何判断，仅仅将那双眼睛的奇妙模样作为一条信息留存在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