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解说——书信不能承受之“轻”（1/2）

天蝎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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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叫他哥杀了人呢？”

关于东野圭吾，有这么一个专属名词，叫做“东野圭吾路线”，指的是同一位小说家数度入围直木奖决选却最终落选的日本文坛怪现象，至今尚未摆脱这一魔咒的还有伊坂幸太郎、驰星周等知名推理作家。既然该现象从命名上看，明显与东野有关，那么很自然的，执行这一路线的第一人便是本书的作者东野圭吾。

《信》是东野第四度入围直木奖的作品，日文原名《手纸》。该作先是在“日本三大报”之一的《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于2003年3月由每日新闻社出版单行本。三年后被搬上银幕，由偶像影星山田孝之、玉山铁二和泽尻英龙华担当主演。2006年底，与电影同期推出的文库本小说，一个月内即热卖100万册，创下了出版方“文艺春秋”旗下图书销量突破百万的最快纪录。然而，这样的一本畅销作品，却几乎在2003年的诸个推理奖项和推理榜单中均未予列名，可见其推理成分之弱。延伸开来说，东野入围直木奖的五部作品（依时间先后，分别是《秘密》、《白夜行》、《单恋》、《信》和《幻夜》，其中最不“推理”的就是读者诸君刚刚看完的这本《信》），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即便有所谓解谜的元素，也大抵是在揭示和剖析社会谜团吧。若非东野向以推理作家的身份著称于世，恐怕连“社会派”的标签都不会贴在本书上。或许，从另一个层面我们也可以说，《信》已经跳出类型、流派的格局限制，兼得犯罪小说、成长小说、言情小说、社会问题小说之趣，是部集大成的作品。当然，这种“非类型化”，也正是东野圭吾自1990年的《宿命》以降、始终贯彻如一的创作理念。

作为一名“创新型”作家，十分注重观察、体悟生活环境的东野圭吾，喜欢将自己的创作理念直接经由作品体现出来，这就造成了东野的作品不管是题材上还是结构上，都深具创新实验性和时代前瞻性。关于这一点，东野曾如是阐述道：“每次更换领域的最大理由是我自己生厌，如果反复一直写类似的东西；自己也对许多事物都有兴趣，所以有时想写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我就是这样一路写下来的，所以每次都变成不同的作品。”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东野的作品主题本本不同，比如揭示医疗黑幕的《宿命》、描述虐童事件的《我以前死去的家》、涉及文学界“影子作家”捉刀现象的《恶意》、讨论家庭伦理关系的《秘密》、试探日本升学教育问题和大人、小孩之间冷淡疏离关系的《湖边凶杀案》、探究少年犯罪问题的《彷徨之刃》、牵涉诈骗犯罪行为的《流星之绊》等等，上述种种无一不是作家对于所处的时代、社会能够予以细致观察的佐证。而东野圭吾的这本《信》也是以具备社会意义的内容为作品主题的，此次他关注的是犯罪者家属的生存问题。

作品中，主人公是一对在父母死后相依为命的兄弟：哥哥武岛刚志，为了筹备弟弟的学费，铤而走险犯罪杀人；而弟弟武岛直贵，则不得不背负哥哥一手制造的精神债务，从此坠入社会歧视的轮回。“谁叫他哥杀了人呢？”这是直贵的一个同学在醉酒之后的无意之语。几乎每一位登场人物都必须针对这一问题，决定各自的言行。本作就是以加害人家属的视角和其他人的态度为切入点的，这一特征倒是可以和同为东野作品的《彷徨之刃》（2004年）进行对应说明，因为后者正是从被害人家属的视角和其他人的态度切入，牵扯出了问题多多的《少年法》。不管是《信》中的杀人犯弟弟，还是《刃》中的死者父亲，他们都因为一桩突如其来发生在亲人身上的犯罪事件，不得不面对人生道路的易辙，并逐渐深陷被宿命无情嘲弄的泥淖而不得解脱。就是这样相对的两个“命运”，演绎出了两场典型的社会悲剧。东野圭吾用他那独特的笔触，将问题直接抛至读者面前，以淡于批判的口吻，诉说着我们所熟知却明显忽视了的哀伤。这种哀伤借着一封封轻质的信纸传达开来，那是“难以言喻”的沉重吗？

◎“歧视是理所当然的。”

在阅读《信》这本小说的过程中，笔者曾反复扪心自问，我有没有过歧视别人的经历呢，答案是肯定的。除非读者您是百年一遇的圣人，否则也应该和我一样吧。所歧视的对象，可能不是“加害人的家属”这类接触机会不太多的特殊人群，但至少也会是以下弱势群体当中的一种吧：下岗职工，无业游民，乞讨者，残疾人，农民工，犯罪嫌疑人，肝炎、艾滋病等传染或特殊疾病患者（甚或只是病毒携带者），来自偏远贫穷地区的人，从事脏活、累活以及特定行业的服务人员，……还需要再罗列吗？这样的歧视对象是不胜枚举的。也就是说，歧视无处不在，它是人类社会中十分普遍的行为。所以《信》中直贵身边的人们一旦得知刚志的事情，反应便会像那个大胡子店长一样，“很快地就垒出一堵墙，只是不同的人垒出的墙壁有厚有薄而已”。有时候即使很难说达到可以称为“歧视”的那种严重程度，但至少区别于以平常心看待的所谓“偏见”也还是有的吧。

所谓偏见，就是不平等看待，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的自私本性。这里的不平等看待，其实可以视为一种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的态度平衡缺失，而总是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倾斜，除非不同的立场之间不存在利害冲突。一般情况下，人都是首先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会力图站在他人的立场来考量，完全意义上的中立是不可能的，由己及人是必然的思维定势，偏见遂自然而生。所以对于犯罪嫌疑人，其家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不相信和质疑，进而认为嫌疑人是无辜的，并寻找各种理由、借口、措辞来验证自己的这种“偏见”。《信》中直贵在听闻刚志杀人的消息之初产生了虚幻感、与现实脱线，《刃》中少年犯的母亲偏执地坚信自己的儿子不会触犯奸杀少女这样的大罪，皆缘于此。而其他人的第一反应则往往是盲目相信电视、报纸等媒体的报道，主观上便完全认定嫌疑人就是罪犯、理应得到惩处，虽然不时也有些理智的声音指出“他们的家属也是受害者”，但很少有人真的这么看。《信》中的仓田、寺尾和白石，先后给予了直贵认同感，并非他们是目光高出传统偏见的圣人，而是其各自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等因素所诱发的态度逆向，使得三人对无辜受殃的直贵抱持着好感。然则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其稀罕的，一般的人若能做到如大胡子店长一般，虽不伸出援手，但却愿意送上祝福，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这样看来，直贵的人生也并不是没有未来，甚至可以说是幸运的。我觉得那些因为家人犯了重罪而始终得不到任何人平等对待、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人，肯定是存在于世的，以他们的立场来反观《信》的男主角，或许不会觉得囹圄内外的两兄弟有多么可怜吧。

我们说，当不同的偏见各自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发展成为不同的歧视。每个人都有歧视他人的行为，不过表现在不同的领域里，其轻重程度也各不相同。由于通常的偏见和歧视不具备明显和激烈的利害性，很难为当事人所自我觉悟，大概也只有非自然的突发严重事件，才能凸显“歧视早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成为世界观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吧。东野圭吾通过《信》告诉了我们关于歧视的两个“真理”：一、歧视是本来存在且威力巨大的；二、歧视是理所当然必需存在的。对直贵来说，哥哥的犯行只是一个契机，它犹如一个潘多拉魔盒，将世间所有不和谐的灾厄音符释放出来，在自己的心头奏起，社会上的歧视原来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所带来的痛苦似乎更是无远弗届、永无休止的。他因此不得不放弃了梦想、丢掉了工作、失去了恋人，却仍然无法逃脱被歧视的命运。而当平野社长以仿佛在谈论天气一般的寻常口吻对他说：“歧视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需要对你区别对待，这也是为了让所有的犯罪者知道，自己要是犯了罪亲属也会痛苦。”他方始顿悟，原来“自己现在的苦难，正是对刚志所犯罪行作出惩罚的一部分。犯罪者必须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是自己犯罪的同时也抹杀了自己亲属在社会上的存在。为了显示这种客观事实，也需要存在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