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产士（2/2）
母亲接生一次收费五百美元左右，这也是助产工作让她发生变化的另一种方式：突然间她有钱了。爸爸认为女人不应该工作，但我想他觉得母亲做助产士收费没有错，因为这损害了政府的利益，况且我们需要钱。虽然爸爸干起活来那股劲头无人能比，但是拆解废品、盖谷仓和干草棚并没有带来多少收入。而母亲掏腰包，用装在信封里的小额钞票买点儿食品杂货，还是帮了大忙的。有时候，如果我们一整天都在山谷里忙活，送草药、做产检，母亲就会用赚来的钱带我和奥黛丽出去吃饭。城里外婆以前送给我一本粉色日记本，封面上画着一只焦糖色的泰迪熊，里面记录着母亲第一次带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情景。我是这样描述的：“真正的梦幻之地，有菜单和一切。”根据那则日记，我的那顿饭花了三美元三十美分。
母亲也用这些钱来提高自己的助产技能。她购置了一个氧气罐，以防新生儿呼吸困难。她还去上缝合课，这样就能给下体撕裂的产妇进行缝合了。以前朱迪总是把这些产妇送到医院去缝针，但母亲下决心学习此技术。我能想象她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自力更生 。
母亲用剩下的钱安装了一部电话。 [2] 一天，来了一辆白色面包车，一群身穿深色工装裤的人从车上下来，爬上公路旁的电线杆。爸爸从后门冲进来，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还以为你想 安部电话呢，”母亲说，无辜的眼神里满是惊讶，“你不是说过，万一有人要生孩子，而奶奶不在家没法接电话，可就麻烦了。我心想，他说得对，我们需要安一部电话！我可真蠢！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她继续说着，语速很快。
爸爸张着嘴站在那儿愣了几秒钟。当助产士当然需要电话，他说。接着他又返回废料场干活，没再说什么。记忆中我们还从没有过电话。但第二天电话就安好了，青柠绿的底座，表面闪着光泽，与旁边灰蒙蒙的升麻和美黄芩罐子极不相称。
卢克十五岁时让母亲给他开一份出生证明。他想报名参加驾驶培训，因为我们的大哥托尼靠开卡车拉石头赚了很多钱。卢克要是有驾照，也能干这个活。老二肖恩和老三泰勒都有出生证，只有最小的四个孩子——卢克、奥黛丽、理查德和我——没有。
母亲着手准备书面申请。我不知道她是否先和爸爸商量过。如果她商量了，我无法解释是什么原因让他改变了主意——十年来他一直拒绝到政府部门注册，为什么突然放弃了抗争——但我觉得也许是因为那部电话。父亲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如果真要和政府开战，必须承担一定风险。母亲做助产士是对医疗机构的颠覆，但作为助产士，她需要一部电话。也许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卢克：卢克要想赚钱供养一个家庭，购买补给，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就需要一份出生证明。还有一种可能是母亲根本没跟爸爸商量。也许是她自己做主，而他接受了她的决定。也许就连威风凛凛的父亲一时也被她的力量所震慑。
开始为卢克准备材料后，母亲决定给我们大家都办出生证明。事情比她想象中困难得多。她把房子翻了个底朝天，寻找一切可以证明我们是她的孩子的文件。什么也没找到。就我而言，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确切生日。母亲记得是这一天，爸爸记得是那一天，山下奶奶去城里做宣誓书陈述，证明我是她的孙女，给的日期又是另外一天。
母亲打电话给盐湖城的教会总部。那里的一名办事员找到一份我婴儿时受洗的证书，还有一份我八岁时受洗的证书。所有摩门教的孩子在八岁时都要受洗。母亲请求对方提供复印件，几天后复印件寄到了。“老天呀！”母亲打开信封时说。每份文件上的出生日期都不同，而且与奶奶在宣誓书上说的日期也不符。
那个星期，母亲每天都要打好几个小时的电话。她把听筒夹在肩上，电话线伸到厨房那头，不管是煮饭、打扫，还是制作白毛茛和赐福蓟草酊剂时，都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话。
“当然了，她出生时就该给她注册，但当时没办，所以现在才办。”
电话那头的人小声嘟哝了几句。
“我已经对你说过 了，这一星期我对你、你的下属、你下属的下属，还有其他不下五十 个人都说过了，她没有 上学记录或医疗记录。她没有这些！不是记录丢了！我没法去要复印件。记录压根儿就不存在！”
“她的生日？就算二十七号吧。”
“不，我不确定。”
“不，我没有文件。”
“好的，我等着。”
母亲每次坦白说不知道我的生日，对方总是让她稍等一下，把她的电话转给上级领导，仿佛不知道我哪天出生使得“我拥有身份”这整个概念都不成立了。他们似乎在说，人怎么可能没有生日？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在母亲决定给我办出生证明之前，我从不觉得不知道生日是件怪事。我知道我是在九月底出生的，每年我都会挑一个不是星期天的日子过生日，因为在教堂过生日很没趣。有时我希望母亲把电话递给我，这样我就可以自己解释。“和你一样，我也有生日，”我想告诉这些人，“只不过它不固定。难道你不希望能变换一下你的生日吗？”
最终，母亲说服山下奶奶重新去做宣誓书陈述，说我是二十七号出生的，尽管奶奶仍然相信二十九号才是我的生日。爱达荷州颁发了一份延期出生证明。我还记得信件寄来的那天。当我拿到第一份证明我是个人的法律证据时，我的感觉怪怪的，就好像权利被人剥夺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还需要证明。
最后，我比卢克提前拿到了出生证明。母亲在电话里告诉那些人，说她觉得我是在九月最后一周的某一天出生时，他们默不作声。但当她告诉他们，说她不确定卢克是生在五月还是六月时，他们喋喋不休炸开了锅。
那年秋天我九岁了，陪同母亲一起去接生。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要求同去，提醒她玛丽亚在我这个年纪已经见过十几个孩子出生了。“我又不是哺乳期母亲，”她说，“没理由带你同去。再说，你也不会喜欢的。”
终于，一个有好几个小孩的女人雇母亲去接生，我便被安排在分娩期间照看孩子。
电话是半夜打来的。刺耳的电话铃声响彻门厅，我屏住呼吸，希望不是谁打错了。一分钟后，母亲来到我床边。“该走了。”说完，我们一起向车子跑去。
十英里的车程中，母亲一路叮嘱我，万一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联邦政府的人也来了，我该说些什么。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告诉他们母亲是一名助产士。若是他们问起我们为何在那里，我什么都不要说。母亲称之为“闭嘴艺术”。“你就一口咬定，说你睡着了，什么也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记得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她说，“别给他们任何把我绳之以法的理由。”
母亲陷入沉默。她开车的时候，我仔细打量着她。仪表盘上的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在一片漆黑的乡间道路上，她的脸色苍白得有如鬼魂。恐惧蚀刻进她的面容，在她紧锁的眉头和紧闭的双唇里。单独和我在一起，她放下了人前的伪装。她又是那副老样子，脆弱，呼吸急促。
我听见轻声低语，意识到是她发出的。她在假设突发状况。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如果他们对她隐瞒病史，出现并发症怎么办？或者，如果只是并不十分危急的常见状况，但她惊慌失措吓呆了，没能及时止住出血怎么办？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到了，她颤抖的双手将掌握两条生命。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她所冒的风险。“医院里也死人，”她低语道，紧握方向盘，像幽灵一般，“有时上帝召唤他们回家，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但是如果助产士碰上这种事——”她转过身来正对着我说，“只要发生一个失误，你就只能到监狱去看我了。”
我们一到那儿，母亲立刻像变了个人似的，给那户人家的男人、女人和我接连下达了一串命令。我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几乎把她交代我做的事全忘了。现在我才意识到，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到，她身上有股神奇的力量。
她大声下达命令，我们一言不发地执行。婴儿顺利出生，没有并发症。能亲眼见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既神奇又浪漫，但母亲说得没错，我并不喜欢。这一过程漫长而艰辛，还弥漫着一股腹股沟难闻的汗味。
下次接生我就不再要求同去了。那次母亲回来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她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和姐姐事情的经过：胎儿的心率如何下降，只剩震颤，十分危险；她如何打电话叫了一辆救护车，然后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了，马上开自己的车送产妇去了医院。她开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到达医院时，后面还跟了一名护送的警察。在急诊室里，她尽力向医生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同时又不能表现出懂得太多，不能让他们怀疑她是一名无执照的助产士。
医院紧急实施了剖腹产手术。产妇和婴儿在医院住了好几天，等到他们出院时母亲才不再战战兢兢。事实上，她似乎很是兴奋，开始以不同方式讲述这个故事。她很喜欢回忆被警察拦下的那一刻。警察惊奇地发现车后座上有一个不停呻吟的女人，显然正在分娩。“我就切换到脑残女人的模式，”她用越来越洪亮的声音告诉我和奥黛丽，“男人就愿意这么想，是他们拯救了陷入困境的傻女人。我只需靠边站，任他 扮演英雄就好了！”
对母亲来说，最危险的时刻还是在医院。就在那个女人被推走几分钟后，一位医生拦住了母亲，问她为什么会在生产现场。回忆起这个，母亲微笑着说：“我就问了他我能想到的最愚蠢的问题。”她换上一副妩媚的假嗓，和她本来的声音大不一样，高声说道：“哦！那是婴儿的头吗？难道不是该脚先出来吗？”医生信了，她怎么可能是助产士呢。
在怀俄明州没有像母亲一样好的草药师，所以医院事件几个月后，朱迪又回到巴克峰进货。两个女人在厨房里聊天，朱迪坐在凳子上，母亲倚着流理台，头懒洋洋地靠在手上。我拿着草药清单去储藏室。玛丽亚牵着一个孩子跟在后面。我一边从架子上取下干草叶和浑浊的药水，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母亲的事迹，最后讲到了医院里的那场危机。玛丽亚自己也有不少逃避联邦政府人员的故事，但她刚开始讲，我就打断了她。
“朱迪是个不错的助产士，”我挺起胸膛说，“但是谁 也不如我母亲厉害，能在医生和警察面前装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