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善（1/2）

我最强烈的记忆不是一段记忆。它是我想象出来的，之后回忆起来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记忆成形于我五岁时，就要满六岁前，源自我父亲讲的一个故事，他讲得那么详细，以至于我和哥哥姐姐们都各自演绎出自己的电影版本，其中充斥着枪林弹雨和喊叫声。我的版本里有蟋蟀。当我的家人在厨房里挤作一团，灯关着，躲避将房子包围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时，那就是我听到的声音。一个女人伸手去够一杯水，月光映照出她的轮廓。一声枪响，像鞭子抽打的声音，她倒下了。在我的记忆中，倒下的总是母亲，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婴儿这点说不通——我是母亲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但正如我所说，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在父亲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的一年后，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在一起，听他大声朗读《以赛亚书》中一段关于以马内利的预言。他坐在芥黄色的沙发上，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母亲坐在他旁边。我们其余人散坐在棕色粗毛地毯上。

“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爸爸的声音低沉而单调，搬运了一整天的废料，他已疲惫不堪，“他必吃奶油与蜂蜜。”

一阵凝重的停顿。我们静坐不语。

父亲个子不高，但他能掌控全场。他仪态不凡，如传神谕者般庄严。他的手粗糙厚实——那是一辈子辛苦劳作人的手——紧紧抓住《圣经》。

他把这段话又大声读了一遍，接着读了第三遍、第四遍。随着每一次重复，声调越来越高。他刚刚因疲惫而肿胀的眼睛，现在睁得大大的，充满警觉。他说，此处有一条神圣教义，他会求问耶和华。

第二天早上，爸爸把我们冰箱里的牛奶、酸奶和奶酪全都清除干净。当天晚上他回家时，卡车上装了五十加仑的蜂蜜。

“《以赛亚书》上没有说奶油和蜂蜜哪个是恶的，”爸爸笑着说，和哥哥们一起把那些白色大桶拖到地下室，“但只要你问询，上帝必告诉你！”

爸爸将这一段读给他母亲听时，她当面嘲笑了他。“我的钱包里有几分钱，”她说，“你最好都拿走。你的理智也就值这么多了。”

奶奶长着一张瘦削而棱角分明的脸，她纤细的脖子和手指上挂着一串串人造印第安珠宝，全都是银色和蓝绿色的。因为她住在我们山下的公路附近，我们便叫她山下奶奶。这是为了将她和母亲的母亲区分开来。我们管后者叫城里外婆，因为她住在南面十五英里外全县唯一的城镇里，那里只有一个红绿灯和一家杂货店。

父亲和他母亲的关系就像两只尾巴绑在一起的猫。他们可以说一星期的话，却对任何一件事都无法达成共识。但将他们紧密连在一起的是对山的热爱。父亲的家族在巴克峰山脚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奶奶的女儿们已经结婚搬走了，但父亲留了下来，在山脚下他母亲家正对的山上建了一座永远都加盖不完的破败的黄房子，在她修剪整齐的草坪边胡乱造了一座废料场——这样的垃圾场还有好几个。

他们每天都为废料场的凌乱而争吵，但更多是为我们这些孩子而争吵。奶奶认为我们应该上学，而不是——用她的话说——“像野人一样在山上游荡”。爸爸说公立学校是政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我把孩子们送到下面那所学校，”他说，“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

上帝指示爸爸向生活和耕种在巴克峰山下的人们分享这个启示。星期日，几乎家家户户都聚集到公路旁的教堂。那是一座常见的摩门教教堂，山胡桃木色，有一个小小的低调的尖塔。男人们从长椅上一起身，爸爸立刻缠住他们。他先从他的表弟吉姆开始。爸爸挥舞着《圣经》，向他解释牛奶的罪恶。吉姆礼貌地听着，接着咧嘴一笑，拍了拍爸爸的肩膀，说正义的上帝绝不会在炎热的夏日午后剥夺一个人自制草莓冰激凌的乐趣。吉姆的妻子拉起他的胳膊。当他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我闻到一股大粪味。然后我想起来了：巴克峰以北一英里处的大奶牛场，就是吉姆家的。

爸爸开始布道反对喝牛奶后，奶奶便将她的冰箱塞满了牛奶。她和爷爷本来只喝脱脂牛奶，但很快冰箱里什么都有了——低脂奶、全脂奶，甚至是巧克力牛奶。她似乎相信这是一道重要防线，要坚决守住。

早餐成了对忠诚的考验。每天早上，一家人围坐在一张翻新过的红橡木桌旁，吃的不是加了蜂蜜和糖浆的七谷物麦片，就是加了蜂蜜和糖浆的七谷物煎薄饼。因为我们有九个人，所以煎薄饼从来都来不及煎熟煎透。如果我能用牛奶泡麦片，使奶油在麦芽粉中凝聚，浸透那些小颗粒，我倒不介意喝麦片粥；但自从上帝的那个启示后，我们就一直用水泡麦片。那感觉就像在吃一碗泥浆。

没过多久，我开始惦记奶奶冰箱里那些快要变质的牛奶。然后我养成了每天早上不吃早餐直接去谷仓的习惯。我给猪倒好泔水，填满牛马饲料槽，然后跳过畜栏，绕谷仓转一圈，踏进奶奶家的侧门。

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我坐在流理台边看着奶奶把玉米片倒进碗里，这时她说：“你想不想去上学？”

“我不喜欢上学。”我说。

“你从没试过，”她叫道，“怎么知道不喜欢。”

她把牛奶倒进碗里，递给我，然后坐在吧台边，正对着我，看着我一勺一勺往嘴里舀。

“我们明天要去亚利桑那州。”她告诉我，但我已经知道了。每年天气开始转变时，她和爷爷都会去亚利桑那州。爷爷说他年纪大了，不能在爱达荷州过冬：寒冷让他骨头作痛。“早点儿起床，”奶奶说，“五点左右，我们会带你一起走，送你上学。”

我在凳子上挪动了一下。我试着想象学校的样子，但想象不出来。相反，我想起了每周去的主日学校，我讨厌它。一个叫亚伦的男孩对所有女孩说我不识字，因为我不上学，现在女孩们都不跟我说话了。

“爸爸同意我去吗？”我说。

“不，”奶奶说，“等他发现你不见了，我们早就走了。”她把我的碗放进水槽，凝神看着窗外。

奶奶性情强势——急躁，咄咄逼人，坚持己见。看她一眼意味着退后一步。她把头发染成黑色，这令她原本严厉的面容更加突出，尤其是眉毛。每天早上她都把眉毛画成粗重的拱形。她将眉毛画得太长，使她的脸看起来拉长了；画得也太高，让她脸上的其余部分都蒙上了厌倦的表情，近乎嘲讽。

“你应该去上学。”她说。

“爸爸会不会让你把我送回来？”我说。

“你爸爸不能命令我做一件该死的事。”奶奶站着，摆好架势，“如果他想让你回来，他得自己来接你。”她面带犹豫，一时显得很愧疚，“我昨天和他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不会把你抓回来。镇上他在建造的那个棚子工期延后，他不会在这个时候收拾行李，开车去亚利桑那州。趁天气暖和，他还要和你的哥哥们干上一段时间的活儿呢。”

奶奶的计划很是周密。冬天工作稀缺，在第一场雪降临前的几周里，爸爸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试图从搬运废料、建造谷仓中多攒些钱来维持整个冬天的开支。即使他母亲带着他最小的孩子跑了，他也不能停止工作，除非到时铲车冰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