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节（1/2）

菲利普迫不及待地盼望回到伦敦。他在黑马厩镇的这两个月里，诺拉时常来信，信都写得很长，而且笔迹豪放醒目。在信中，她用欢快幽默的笔调描述日常琐事、女房东的家庭纠纷、妙趣横生的笑料、她在排练时遇到的具有喜剧色彩的烦心事——那会儿她正在伦敦某家戏院的一场重要的戏剧演出中扮演配角——以及她跟小说出版商们打交道时的种种奇遇。菲利普读了很多书，游泳，打网球，还去驾驶帆船。十月初，他又在伦敦安顿下来，用功读书，准备参加第二轮联合考试。他急于通过这次考试，因为考试及格就可以结束那枯燥乏味的课程，此后，他就可以在医院门诊部实习，跟各种各样的男女病人以及教科书打交道。菲利普每天都去看望诺拉。

劳森夏天一直待在普尔[1]，他画的几张港口和海滩的素描参加了画展。他受到两三个主顾的委托，要画几幅肖像画，并打算在光线昏暗得无法继续作画之前一直待在伦敦。那时候，海沃德也在伦敦，想要去国外过冬，但他下不了动身的决心，一个接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仍然留在伦敦。海沃德在最近两三年里身体发胖了——菲利普初次在海德堡见到他至今已有五个年头了——还过早地秃了顶。他对这一点十分敏感，故意把头发留得长长的，用来遮盖头顶上那块不雅观的地方。唯一叫他感到安慰的是，他的脑门如今显得十分气派。两只蓝眼睛已经暗淡失神，眼皮倦怠地低垂着；那张嘴失去了青春时的丰·满形状，显得苍白乏力。海沃德仍然含糊地谈论着他将来打算做的事，但不再那么令人信服。他意识到朋友们不再相信他了。等到两三杯威士忌下了肚，他就往往变得哀怨忧伤。

[1] 普尔，英国英格兰南部港口城市，位于伯恩茅斯以西。

“我是个失败的人，”他嘟囔道，“我经受不住人生争斗的残酷。我所能做的只是站在一旁，让那群凡夫俗子蜂拥而过，去追逐他们的利益。”

海沃德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失败是一件比成功更微妙、更高雅的事情。他暗示说他的冷漠是由于对一切平凡而又低俗的事物感到厌恶。他对柏拉图却极口称扬。

“我还以为你现在已不再研究柏拉图了。”菲利普不耐烦地说道。

“是吗？”海沃德扬起眉毛，问道。

他并不想继续谈论这个话题。近来他发现沉默对于保持尊严相当有效。

“我看不出老是一再读同样的东西有什么意义，”菲利普说，“那只是一种耗时费劲的疏懒而已。”

“但是，难道你认为自己的智力那么高超，只要读一遍就能理解一个思想最深邃的作家的作品吗？”

“我可不想理解他，我也不是个评论家。我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才对他发生兴趣的。”

“那你干吗要读书呢？”

“一来是为了寻求乐趣。因为读书是一种习惯，不读书就像我不抽烟那样难受。二来是为了了解我自己。我读起书来，似乎只用眼睛在看。但是，有时我也碰上一段文字，或许只是一个词组，对我显得具有意义，于是它们就成了我的一部分。我已经从书本中得到了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就是再读上十来遍，我也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了。你知道，在我看来，一个人就像一个包得紧紧的花蕾。他所读的书或做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一点也不起作用。然而，有些事对他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使得花蕾绽开一片花瓣，花瓣一片接一片绽放，最后便成了一朵鲜花。”

菲利普对自己用的比喻并不满意，但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感觉到了但仍不大清楚的情感。

“你想干一番事业，还想出人头地，”海沃德耸了耸肩膀说，“这多么庸俗。”

现在，菲利普对海沃德已十分了解。他意志薄弱，又爱虚荣。他竟虚荣到那种程度：你得时刻留神不要伤害他的感情。他把疏懒和理想主义混为一谈，无法把两者区分清楚。有一天，海沃德在劳森的画室里遇到一位新闻记者。这位记者被他的高谈阔论迷住了。一个星期后，有家报纸的编辑来信建议他写些评论文章。在接信后的四十八个小时里，海沃德始终处于踌躇不决的痛苦之中。长期以来，他老是说要谋求这样的职业，因此不好意思断然拒绝，但一想到要去干事了，内心又极为恐慌。最后他还是谢绝了这一提议，这才感到松了口气。

“干这种事会妨碍我的工作。”他对菲利普说。

“什么工作？”菲利普毫不留情地问道。

“我的精神生活。”他回答说。

接着他又谈起那位日内瓦教授艾米尔[2]身上的美好方面。他的出众才智使他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就，但他始终一事无成。直到这位教授去世时，人们在从他的文件堆里找到的那本记载详尽、内容精彩的日记中才立刻了解到他失败的原因和辩解的理由。海沃德脸上泛起了神秘莫测的笑意。

[2] 艾米尔（1821—1881），瑞士日记作者和哲学教授，以一部自我分析的《私人日记》而闻名。

可是，海沃德仍然能兴高采烈地谈论书籍。他情趣高雅，见识不凡。他始终对理念充满兴趣，理念使他成了一个有趣的伙伴。实际上理念对他毫无意义，因为理念从来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但他却像对待拍卖大厅里的瓷器一样对待理念，怀着对瓷器的形状及其光滑表层的浓厚兴趣将它们摩挲把玩，心里掂量着它们的价格，随后把它们收进箱子，再也不去理会。

然而正是海沃德得到了重大的发现。有天晚上，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他把菲利普和劳森带到一家坐落在比克街上的酒店。这家酒店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店面堂皇及其历史——使人追怀十八世纪那些激起浪漫遐想的光辉事迹——而且还因为这儿备有整个伦敦最好的鼻烟，而这儿的潘趣酒[3]也特别出名。海沃德把他们领进一个又长又大的房间，里面光线昏暗，陈设豪华，墙上挂着不少巨幅的裸·体女人像：都是海登[4]画派的巨幅寓意画。但是那儿的烟雾、煤气灯和伦敦特有的气氛，使得画面富有意趣，看上去仿佛是古代画家的真迹。那深色的镶板、厚实的失去光泽的金色檐口以及红木桌子，给房间一种奢华安逸的气派；沿墙排列的一张张皮椅，既柔软又舒适。大门对面的桌上摆着一只公羊头，里头盛着店里遐迩闻名的鼻烟。他们要了潘趣酒，在一起畅饮。这是一种掺有朗姆酒的热饮料。要写出这种饮料的妙处，手里的笔就不禁发颤。这段文字用语朴素，辞藻贫乏，根本不足以表情达意；而华丽的措辞，珠光闪烁的新奇的话语一向是用来表现活跃的想象力的。这种饮料使人心情激动，头脑清醒；它使心灵里充满安乐的感觉，往往令人变得妙语连珠，同时也能领略旁人风趣的言辞。它像音乐那样缥缈不定，又像数学那样精密准确。只有这种饮料中的一个特性还能跟其他东西相比，即它有一种好心肠的温暖。但是，它的滋味、气味以及给人的感觉却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查尔斯·兰姆[5]用他那无穷的机智来写的话，完全可能描绘出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画面；如果拜伦勋爵在《唐璜》[6]的一节诗里描述这一难以言传的情景，也许会写得宏伟壮丽；要是奥斯卡·王尔德把伊斯法罕[7]的珠宝堆积在拜占庭[8]的织锦上，说不定能塑造出一个乱人心绪的美人。想到这儿，眼前不觉晃动着埃拉加巴卢斯[9]的宴会上的情景，令人头晕；耳畔回响起德彪西[10]的巧妙的和声，其中混杂着被遗忘的一代存放旧衣、皱领、长筒袜和紧身上衣的衣柜所发出的带有霉味却又芬芳的传奇气息，以及山谷中的百合花那淡淡的清香和切达奶酪[11]的香味。

[3] 潘趣酒，一种用酒、果汁、牛奶等调和的饮料。

[4] 海登（1786—1846），英国画家。

[5] 查尔斯·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