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0 1960年（2/2）

“看那边，”她厉声喊道，边喊边试图转动方向盘，“向左！向右！”

沙姆韦老师学期末时教过左右的概念，多特最喜欢用到平日的生活里。但在前往伊莱家的途中，有太多的车辙和弯路，多特很快就玩腻了。

伊莱家很小，房顶盖着灰色的木瓦，房子周围是一圈狭窄的泥塘，里面全是土。车还没停稳，几条恶狗就冲了过来。多特立马越过我的膝盖，跳下车，冲到恶狗之间。她的动作一气呵成，把塞莱斯汀吓呆了。

拉塞尔离我们稍远一点，靠在纱门边，被一团阴影笼罩着。他与斑驳的光线、昏暗的房间、磨损的木板和掉漆的墙壁融为一体，以至于多特一开始都没看见他。多特也没看到伊莱一声不响地从空地旁那片昏暗的灌木丛走出来。伊莱看着多特、狗和正从卡车上下来的塞莱斯汀。拉塞尔望着妹妹塞莱斯汀时，伊莱正看着他。

塞莱斯汀提着肉冻和长而硬的熏香肠朝拉塞尔走去，露出热切的笑容。塞莱斯汀虽然迈着大步，但心里肯定无比紧张，因为那几条狗已从多特身边跃过，龇着牙围住了塞莱斯汀。塞莱斯汀停下脚步，接着突然将熏香肠往下一甩，重重地砸在体形最大的那条狗的鼻子上，同时大喊：“滚开！”

伊莱向塞莱斯汀走去，伸出手同她握手，然后大门开了，弗勒走了出来。塞莱斯汀只告诉过我，弗勒以前为皮特姨父干过活，且精神不正常，但弗勒给我的第一印象却很正常，举止自然。她站在拉塞尔身边，手搭在他肩上，也许是想让拉塞尔镇定下来，可拉塞尔似乎没注意到我们。弗勒骨架大，人却很瘦，身形像塞莱斯汀，脸长得像坐牛酋长 [6] 似的。她的眼睛细长，很是警觉，嘴巴宽大，穿着蓬松的蓝色花纹家居便服，像套了个旧沙发套。

塞莱斯汀走过去亲吻拉塞尔的脸颊，拉塞尔把头扭开，注视着树林。塞莱斯汀拉着他的胳膊，但他看着塞莱斯汀的手，仿佛在看一片不经意飘落在自己身上的落叶。

“见到你，他很高兴。”弗勒说。

多特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站在拉塞尔面前，双手插在口袋里。她打量着拉塞尔，仿佛他是一个被冻结在冰里的人，或是被关在铁笼里的犯人。

“别盯着他。”弗勒说。

塞莱斯汀吸了一口气。多特不喜欢别人命令她，越是命令她，她就越发执拗、气愤。多特一言不发，转过身去，跺着脚走向卡车。

“帮我把我的轮椅拿下来。”多特命令道，于是我卸下了轮椅。她推着轮椅向前走去，下定了决心，既然一定要送给别人，那就亲手送出去。轮椅上崭新的铬合金螺丝钉闪耀着光泽，皮革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这是给他的。”多特说着便把轮椅推到拉塞尔面前。

没人说话。

“他在这儿过得很好，”弗勒对塞莱斯汀说，“你照顾不好他的。”

“嘿！”多特喊道，“我要把这个送给拉塞尔舅舅。”

“我们不是来接他走的，”塞莱斯汀告诉弗勒，“只是送件礼物。”

听到这话，弗勒显得友好了些。她露出牙齿，可能是在微笑：“从哪儿弄来的轮椅啊？”

我管不住自己的嘴，插了句话。

“她爸爸送她的。”

“您是谁啊？”弗勒冷冰冰地盯着我，问道。

“我是她姑妈，开着一家做香肠的店。”我说。

弗勒眼中闪过一丝不悦，目光冰冷。

“进来吧。”她边说边招呼我们从她身边进屋。

我们坐在厨房里，伊莱家很小，厨房是家里最大的一间屋子。我看到隔壁房间有台老式收音机，还有两个橙色板条制成的箱子，上面摆着拉塞尔那些没被收入博物馆的战争纪念勋章。我认出了叠好的旗帜、放勋章的小皮箱以及医生从他身体里取出的弹片和子弹。墙上有一张钉子和绳子绕成的网兜，里面别着一把德国鲁格尔手枪。

塞莱斯汀取出肉冻：“您介意我把肉冻放进冰箱吗？”

伊莱有台很大的老式冰箱，占了半面墙，冰箱表面已经泛黄。冰箱门上贴着一幅旧画，是铅笔画的鹿，那幅画看上去被重新贴过好几次。

“画得不错。”我摸着画说。

“是琼画的，”伊莱说，“她上中学时画的。”

我环顾四周。琼应该不在这儿，不过架子上摆着一张小女孩的照片，我想那就是琼吧。照片前放着一个小玻璃罐，里面插着一朵用红丝绒做的玫瑰，像从丝绒裙上剪下来的。照片上的小女孩皮肤黝黑，但很漂亮，顶着一头黑色短发。她的头发是咖啡色的，她虽然咧着嘴笑，但看起来很严肃。

“那就是她。”伊莱注意到了我的目光，说道。

“您女儿吗？”

“可以这么说。”伊莱耸耸肩，举起了咖啡壶。

“我刚煮了一壶咖啡。”他说话时声音轻柔，以至于我突然很想品尝一下，于是我坐在塞莱斯汀旁边的椅子上。他倒了三杯咖啡。

我们听到了多特的声音，不大，但是能听得到。

“要是我不想把轮椅送人，我就不必送，我可以自己留着啊。”

“小点声。”这是弗勒的声音，听起来冷冰冰的。

我们随后听到了双脚拖地行走时发出的窸窣声，还有金属的碰撞声。

“我想她们正把拉塞尔架上轮椅吧。”塞莱斯汀说。

但坐上轮椅的不是拉塞尔。我们听到轮子在土路上横冲直撞，大门砰地关上，多特一下子从灌木丛中冲过去。

“你自己来拿呀。”她大叫一声，后来声音越来越小，人也不见了。

“她正向拉塞尔展示怎样使用轮椅呢！”我为多特辩解道。

“他们一见如故，”伊莱说，“你想赌多少钱呀？”

我们听着小石子被卷进轮子后的吱嘎声，还有多特的喊叫声，只见轮椅的前轮腾空而起，她整个人向后仰，突然轮椅向一侧打滑，她便迅速掉头向房子开去。

弗勒就站在窗外。

“停下，”当多特到她面前时，弗勒说，“够了。”

塞莱斯汀和我同时紧张地坐直了，警觉地相互对视。

“什么啊？”多特假装没听到弗勒的话。

“下来。”弗勒说。

之后一片寂静。我想象着多特气得鼓起脸、攥紧拳头的样子，但却听到她正细声细语地恳求弗勒，这让我大吃一惊。

“我可不可以再开一会儿？”

“不行。”弗勒说，语气很强硬。

我和塞莱斯汀推开茶杯，站了起来，准备随时冲过去。我们满脸担心，看起来傻乎乎的。伊莱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

“坐下来，”伊莱连忙说，“坐下吃点面包吧。”

这时，多特开始撒泼。她先是低声尖叫，而后震耳欲聋地咆哮，我和塞莱斯汀一起朝门外走去。

“我最好出去看看。”塞莱斯汀说，话刚说完，多特的哭声戛然而止，像被塞住了嘴。

我把杯子放在伊莱的餐桌上，走出屋子。弗勒已经离开了，拉塞尔坐在他的新轮椅上，多特颓丧地瘫坐在泥土里。塞莱斯汀俯视着他们俩，刚才还有点焦虑，现在却很满意。

“我们走吧。”我突然说。多特非常高兴，拉塞尔没有任何回应，甚至都没瞥一眼多特。多特站起身，掸了掸屁股上的灰，向卡车跑去。我弯下腰，看着拉塞尔，至少得道个别吧。

“记得我吗？”我问，却又觉得自己可笑。

“你看起来气色不错。”我说。但事实上，他已瘦得皮包骨头。他身上干干净净的，衣服熨烫过，但与四年前相比，他瘦了很多。我转身离开时，塞莱斯汀正在大声和他说话，孩子气十足。

“我是塞莱斯汀，能看看我吗？认出我来了吗？”

伊莱走了出来，慢慢地扶着拉塞尔站起来，动作温柔、娴熟。

“和他们说再见吧。”伊莱对他弟弟说。拉塞尔张开了嘴，但发不出声音，眼神迟钝。他斜靠着伊莱，像被风连根拔起的树一样在风中摇摇晃晃。我们离开了，他们一直撑着彼此，站在院子里，直到我们回到主路上。

我们默默开了二十英里。我以为多特会对拉塞尔的事刨根问底，但她似乎不感兴趣，低头睡着了。塞莱斯汀也没说话，等我们回到通往阿格斯的岔道上她才开口。

“去哪儿了呢？”她突然问。她的声音上扬，盯着挡风玻璃往外看。

“什么东西去哪儿了呢？”我问。

“一切。”

她并不是真的在和我说话，也不是在问我。她没看我，而是看着道路两边整齐的庄稼。车不断前行，无边的田野不断倒退。

“他这辈子的所有遭遇，”她说，“我们说的一切，做的一切。一切都去哪儿了呢？”

我不知如何回答，所以专心开车。我曾经把脸撞向冰面，让人不可思议，但现在我只是个普通人。剩下的几英里路，我不禁琢磨塞莱斯汀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我在肉铺见过无数大脑，羊的、猪的，还有小牛的，它们的大脑和我们的一样，灰色的一团。一切都去哪儿了？大脑中到底有什么呢？平坦的田野在我们眼前展开，路边的浅沟向后退去。我思绪翻腾，想象着无数闪着蓝色电光的蜜蜂，它们聚在一起，组成一个脆弱的蜂群，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分散开来。我想象着一阵重击，如同用木槌击打绵羊般，又想象着一阵轻抚，然后我看见蜂群刹那间嗡鸣着飞散。

谁能阻止它们飞走？谁又能捉住它们呢？

斯塔之夜

一号病房的窗户都是普通玻璃，没装栅栏，也没上锁，路易斯说。他们望着窗外开阔的草坪，时值早春，小草正由枯转绿。门廊装着纱窗。“天气暖和的时候，你可以坐在那儿，”路易斯说，“就像在家一样。”他伸出双臂搂着斯塔，凝视着她的脸。两人站在州立精神病院不远处的一栋低矮的砖楼前，但斯塔既没看窗户，也没看着路易斯。

路易斯和精神病科医生都向斯塔解释过，一号病房是间疗养所，专为那些很有希望重返社会、正常生活的病人设立。斯塔之所以被送到这儿，是因为四个月前她假装失声，从那以后路易斯和邻居们只能看她的嘴型猜意思。她渐渐喜欢上别人弯腰凑过来，察言观色。她太喜欢这种交流方式了，以至于后来真的说不出话来。现在，当她张开嘴，试着用平常的语气说话时也发不出声音了。但如果她来州立精神病院，就有可能被治好，或许能大声说话。精神病科医生也这么说。

“塔普先生，您一直在鼓励她，对她真是太好了。”

精神病科医生说这话时，路易斯和斯塔都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夫妻俩看着医生翻阅路易斯这些年为治好斯塔的病而做的笔记，笔记都写在黑色封面的艺术家手稿本上，有几十本之多。上面记录了斯塔的梦境，她与物体和花儿的对话，以及她向路易斯说过的幻觉。这些本子似乎如同拥抱一样，只属于他们二人。看到它们堆在医生的桌子上，确实让人吃惊。斯塔现在有些害怕，路易斯则正提着斯塔那只上好的棕色手提行李箱。

她竭力想让路易斯明白自己不想住在这儿，而想回家。

“等等，”路易斯看着她缓缓嚅动的嘴唇说，“我没明白，你再说一遍。”

斯塔的面部表情更加夸张，她命令他带她回家。

“不行，”路易斯回答，他很痛苦，“要么你大声说出来，否则我不去揣摩你的意思。”

斯塔无声地告诉他自己讨厌一号病房，也讨厌他。

“走吧，”路易斯边说边叹了口气，领着斯塔走上通往入口的人行道，“我们去看看你的房间。”

斯塔任由路易斯把自己领上前门的台阶，走过双层玻璃门，两层玻璃之间似乎嵌着铁丝，最后进入走廊。走廊的墙是深绿的，地面铺着黑绿相间的拼花瓷砖。他们朝一位穿着柔软的白色家居便服和毛衣的胖护士走去。

“哪位住院啊？”护士边问边打量着斯塔，斯塔被路易斯半推半扶着，显然就是病人。“哦，对，”护士想起来了，“院方给我打过电话了，您就是塔普太太吧。”

护士从护士台后面走了出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斯塔：“塔普太太，下周您才能住单人病房，目前先和瓦尔特福格尔太太合住吧。”

斯塔后退了几步，与路易斯拉开了些距离，愤怒地嚅动着嘴唇。护士没理会她，大步走开了。

“我们把您的箱子拿到大厅来，好吗？”护士喊道。

路易斯将手轻轻搭在斯塔的肩上，斯塔慢吞吞地跟随护士走进另一条走廊，走廊的墙也是绿的。满墙的绿色让斯塔想起了水族馆，想象自己住在两旁水藻丛生的玻璃水缸里。她想把这个有趣的想法告诉路易斯，好让他记在本子里。但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斯塔的病房外，她看到房间四壁被涂成了芥末黄色。

她努力让路易斯明白她无法睡在那个房间。墙壁的颜色让她恶心，她也不喜欢有人同住，和另一个女人睡一间房会使斯塔想起跟玛丽住在一起的日子。那段时间，斯塔整夜失眠，只能听着玛丽的酣睡声。斯塔讨厌玛丽酣睡时的每一声呼吸。待熬到天亮，自己早已疲倦无力，无论喝多少咖啡都提不起精神。她尽力把这些表达出来，奈何路易斯正在和护士说话，在便笺上写下电话号码和看望时间。斯塔的手提行李箱已被放在床上。路易斯吻了吻她，将她的手从自己的胳膊上拿开，又把她带到床边，让她坐下。她一旦坐下，便无力动弹。墙壁那可怕的颜色让她浑身无力。

斯塔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嚅动的嘴唇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等她终于能将目光从墙上移开时，却发现路易斯已经走了，自己的最后一件衣服正被护士放进钢制衣柜。

住手！她努力喊出声来，把我的东西放回行李箱，我要离开！

“塔普太太，您得大声说出来，”护士说，“我们可不读唇语。”

斯塔闭上嘴，瞪着护士。护士只是朝着斯塔微笑。

“一个半小时后吃晚饭，”护士说，“晚饭前这段时间，您为什么不坐在这儿熟悉一下新房间呢？”

护士刚离开，斯塔便跳起来检查窗户。窗户没锁，也没栅栏，不过开不了多大，至少不能让她随意进出。她推了推窗户外侧的纱窗，想看看纱窗是否能活动。

“塔普太太，想吹吹春天的微风吗？”那位护士又闯了进来，身边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十分温顺，甚至愿意被抓着手腕带进房间。“这是瓦尔特福格尔太太，”护士说，“您的新室友。”

斯塔朝老太太望去。瓦尔特福格尔太太像一位和善的老祖母，让人联想到杂志广告中端着一盘盘火腿，或电视屏幕里嗅着用铁丝固定的鲜花的老太太。她用一个小乌龟壳似的发卡将银发整齐地梳在脑后。她穿着旧式连衣裙，系着褶边围裙。

“我先走了，你们互相熟悉一下。”护士说。

瓦尔特福格尔太太走到斯塔身边，拉起斯塔的手。

“多漂亮的女孩啊，”她说，“希望你在这儿住得开心。”

斯塔点点头表示感谢，被唤作女孩，这让她平静了下来。她发现自己正与瓦尔特福格尔太太面对面坐在床上，瓦尔特福格尔太太从抽屉里拿出家人的照片，一张张翻给斯塔看。

“这是马基，”她说，“这是我儿子。这张照片上的小宝宝现在都四岁了。”

斯塔非常仔细地看着每张照片。这位老太太和她照片上的家人看起来都很正常。她想，也许路易斯说的没错，这儿只是安静休养的地方。休假结束她就可以再次正常说话，而不是只能嚅动嘴唇了。

瓦尔特福格尔太太说：“很高兴能和你住一间，我甚至渐渐觉得他们不会再让任何人和我同住了。”

斯塔突然对这位老太太生出一丝怜悯。尽管墙面依旧刺眼可怖，尽管长途跋涉和焦虑让她筋疲力尽，但她还是保持微笑。瓦尔特福格尔太太慢慢把照片收起来时，脸微微红了。

“吃人肉很可怕。”她的声音亲切、苍老、嘶哑。

瓦尔特福格尔太太拍了拍那沓照片，然后合上了抽屉。“我上次吃人时，狼吞虎咽！”她说。

斯塔倒吸一口气，转过了身。瓦尔特福格尔太太没注意到斯塔，她把一缕散开的银发重新扎好，捋平连衣裙。

“该吃晚饭了，一起去吗？”她问。

但斯塔一动不动地坐着。

斯塔没去吃晚饭，只是看着窗外的落日变成一片柔和的金色。她从床上站起来，从钱包里拿出一支笔和从折扣商店买来的笔记本，写了张字条。然后她穿过走廊，走到休息室，那个胖护士正伏在护士台上玩填字游戏。斯塔站在她面前，给她看那张字条。

字条上写着：请给我丈夫打个电话，我不会和自认为是食人魔的女人住在同一个房间。

但护士压根没看字条。

“对不起，塔普太太，”她说，“我不能看您的嘴型，也不能看您的字条。这是医生要求的。”

护士等着看斯塔是否会大声说话。斯塔张开嘴，竭力调动喉部肌肉，但发不出声音。她呆呆地站在护士台前，一言不发。斯塔讨厌那种可笑的场面。她把笔记本放回钱包，走到电视机前，和其他病人一起看电视。

电视正播放着《罗恩和马丁喜剧秀》，斯塔一向讨厌这档节目。她觉得坐在宽屏电视机前，看着苗条的比基尼女孩转圈简直是种折磨，笑话和滑稽短剧都不好笑，但其他病人无论看到什么都会大喊大叫，比如骑三轮车的男人撞上树后跌倒了，或者老处女戴着奇丑无比的发网。

那档节目实在太糟糕，于是斯塔开始观察病人。他们笑起来过于夸张，但除此之外，他们都和瓦尔特福格尔太太一样，似乎再正常不过。斯塔无意间发现他们都非常邋遢。男人们一两天没刮胡子了，毫无吸引力，且无论真实年纪多大，他们都面部肌肉松弛，显得很苍老。女人们就更糟糕了，头发烫得乱七八糟，衣服大小不合身，要不就是裤子和毛衣的颜色不搭。他们都吸烟，空气已经变成蓝色的了，休息室放着许多烟灰缸，不是斯塔为路易斯准备的那种易碎的用来放雪茄烟灰的雕花玻璃缸，而是满是刮痕的咖啡罐，里面装了些沙子，用来增加重量。

瓦尔特福格尔太太走了进来，坐在斯塔旁边一张裂开的塑料椅上。

“晚饭真不错，”她满足地说，“你没去真是可惜了。”

斯塔没搭理她，但她还在絮叨。

“亲爱的，我明天要去做头发，这边有所病人美容学校。”

斯塔再次环视周围女人们丑陋且不曾梳洗过的乱发，然后抑制着内心的恐惧，咬紧嘴唇，走回房间。她开了灯。她讨厌头顶上明晃晃的灯光，但房间内没有台灯。

病人美容学校！即使过得再不好，斯塔也每周必做一次头发护理。她从不会不修边幅，这是她最引以为傲的事。但在这样的美容学校，她想象不到会发生什么。烫卷的头发，灼伤的头皮，毫无美感的染色。斯塔觉得每根头发都开始隐隐作痛。

日光灯让原本难看的黄色墙面更加明亮刺眼。斯塔想，哪怕瓦尔特福格尔太太待会儿会来咬她，她也要躺在黑暗中。她关上灯，摸索到床边，陷进去似的躺在弹簧床上，铺开白色的旧棉毯，裹住双腿。毯子、枕头和床罩都散发着难闻的味道，像是药物随着病人的汗液渗进了面料的缝隙里。斯塔闭上眼，双手捂着鼻子。今天出门前，她没忘记往手腕上喷铃兰花香水。

香水中微弱的花香那么纯粹，那么自然，那么怡人。因为特别喜欢这种香水的气味，斯塔还特地种了铃兰花。

去年秋天，就在大冷天到来前，她觉得自己回到了正常状态。那时，她收到了用白色小盒装着的铃兰花种子，是她从苗圃公司订购的。因为霜降，土壤板结了，但仍然适合种花。她戴上鹿皮手套，跪在地上，用小泥铲在蓝色鸢尾花旁挖了一条浅沟。铃兰花种子看起来像是去了壳的松子，只不过更小些。说明书上写着：“小头朝上种植。”这些种子会在早春萌芽，小小的叶片就要破土而出了。

斯塔躺在那儿，毫无睡意。她想象着许多铃兰花白色的根茎紧紧缠绕在一起，在地下长出新的根须，在地面上舒展着枝叶。她想象着自己抚摸它们那一串串蜡一般洁白、状似长笛的小花苞，她想象着路易斯拖着铲子走进她的花圃，粗心的大脚丫踩坏了好几朵花苞，自己则趁机闻闻它们散发出的芳香。

斯塔一直想象着自己在花圃忙碌的场景。等瓦尔特福格尔太太踮着脚尖，摸黑走进来时，仿佛过去了几个小时。斯塔还没睡着。

“睡着了吗？”老太太轻声问。

斯塔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瓦尔特福格尔太太脱下吊带连衣裙，叠好放在一旁，然后穿上蓝色的套头棉睡衣。她沿着斯塔的床沿摸到自己床前，两张床挨得很近。瓦尔特福格尔太太拍了拍枕头，坐到床上。气窗中透进来的光足以让斯塔看清她的一举一动。如果这位老太太真的是食人魔，那现在正是吃掉斯塔的好机会。

吃我吧，斯塔心想。她平躺在床上，就像一个被用来献祭的活人。

老太太张开大嘴，露出又大又白的牙齿。两排整齐的牙齿在走廊透进来的灯光下闪闪发亮。斯塔警觉地睁开眼，坐直身子。不过这时，瓦尔特福格尔太太却平静又熟练地从嘴里取出假牙，放进装着水的塑料杯。

“哦，你还醒着。”她注意到斯塔正盯着自己看，于是愉快地说道，声音有些含糊。但斯塔又躺了回去，背过身子，呆呆地看着床对面昏暗的墙面，久久不能入眠。她已能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变化——打了结的舌头慢慢松动了。

她醒来时，太阳还没完全升起。尽管很早，休息室的电视机也已传来低沉的声音。斯塔穿好衣服，走到护士台。一个她不认识的护士和一名护工在用泡沫塑料杯喝着咖啡，看早间访谈节目。斯塔已写好一张字条。

字条上写着：我想给我丈夫打电话。

“我觉得应该可以，但可能要等到七点。”护士说。“把她带到那边去。”她吩咐护工。护工是个矮壮的小伙子，扎着一个黑色的短马尾辫。他站起身时还乐不可支地听着早间气象播报员说的笑话。他以为斯塔非哑即聋，于是夸张地做各种手势，示意她跟着自己走。沿走廊走了一会儿后，他用钥匙打开存放药物和电话的办公室，拿起听筒递给斯塔，又摇了摇头。

“等一等，”他有些疑惑，“如果你不能说话……”

斯塔一把抢过青年护工手中的听筒，放在耳边。她拨了号码，响了两声后，路易斯才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接电话。她听到路易斯拿起电话的声音。还没等他打招呼，她便开口了。

“带我回去！”她大叫道，“我全好了。”

[1] “装载坡道”和“待宰通道”象征野鹿的两种命运，前者指被运往他处，后者则指被宰杀。

[2] 局部性斑片状脱发。

[3] 童话里的仙子。小孩将脱落的牙齿放在枕下，牙仙会趁小孩睡着时取走牙齿，并留下几枚硬币。

[4] 由两个表面分别覆以砂纸的木块组成，互相摩擦发出声音，是节奏型乐队和儿童音乐教学中流行的乐器。

[5] “弗勒”（fleur）与“弗落”（floor）发音类似，“floor”有“地板”之意。

[6] 1831—1890，著名印第安苏族部落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