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1/2）

“德森先生？”

我抽搐一下醒了过来。

“嗨，抱歉吓着你了。”

有位医生正俯视着我，她身材矮小、绿眼、红发，身穿白袍，一只手端着咖啡，另一只手拿着平板电脑。

我坐起身来。

床边窗外天色已亮，整整五秒钟，我完全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透过窗玻璃看出去，低低云层笼罩着城市，截断了三百米以上的高楼。从这里居高临下，可以看见远方的湖水与介于当中密密麻麻、绵延三公里长的芝加哥城区，在一片中西部特有的阴霾下，所有景物都灰蒙蒙的。

“德森先生，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慈恩医院。”

“对了。昨晚你走进急诊室，神志相当混乱，是我的同事鲁道夫医师让你住院的。今天早上他离开前，把你的病历交给我，我叫朱莉安娜·斯普林格。”

我往下瞄一眼手腕上的点滴针，然后目光顺着管子望向高挂在金属架上的袋子。

“你给我打的是什么？”我问道。

“只是普通的水。你脱水脱得厉害，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很快地自我诊断。反胃。头胀痛。嘴巴里像有棉花。

我指向窗外，说道：“就像那样，全身弥漫着一种奇怪的云雾。”

除了生理上的不舒服，我还感觉到一种压迫的空虚感，好像雨水直接落在灵魂上。

好像整个人被掏空了。

“你的核磁共振结果出来了。”她边说边开启平板电脑，“扫描结果正常，有几处轻微瘀伤，但不严重。倒是药物筛检的结果更重要得多。我们发现有些微酒精，和你告诉鲁道夫医生的相符，不过还有其他东西。”

“什么？”

“氯胺酮。”

“没听说过。”

“这是一种手术麻药，俗称克他命，副作用之一就是短期失忆，这应该是你神志混乱的部分原因。另外还筛检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是一种精神作用性的化合物，非常奇怪的混合药物。”她啜饮一口咖啡，“我不得不问一下……你不是自己使用这些药吧？”

“当然不是。”

“昨天晚上，你给了鲁道夫医生你妻子的名字和两个电话号码。”

“她的手机和座机。”

“我整个早上都试着联络她，不过那个手机号码的主人是一个名叫雷夫的男人，座机则一直转到语音信箱。”

“你能把她的号码再念一遍给我听吗？”

斯普林格念出丹妮拉的手机号码。

“没错。”我说。

“你确定吗？”

“百分之百确定。”见她将视线移回到平板上，我问道，“你们在我体内发现的这些药物，可不可能造成长期的意识状态改变？”

“你是说妄想、幻觉？”

“正是。”

“老实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药物，所以我无法确定它会对你的神经系统造成什么影响。”

“这么说它还是可能继续影响我？”

“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它的效用持续多长，或者要多久才能排出体外。但我觉得你目前并不像受到任何药物影响的样子。”

前一晚的记忆再次浮现。

我看见自己全身赤裸，被人用枪抵着走进一栋荒废的建筑物。

针头刺入我的脖子。刺入我的腿。

和一个戴着艺妓面具的男人之间进行一段怪异谈话的片段。

一个摆满旧发电机，弥漫着月光的房间。

回想起昨夜，心头所感受到的情绪重量虽与真实记忆无异，却又衬着一种梦尤其是噩梦般的奇异感觉。

我在那栋旧屋里被人做了什么手脚？

斯普林格拉过一张椅子，坐到我床边。拉近距离后，可以看见她脸上满是雀斑，犹如洒了一脸浅色细沙。

“我们来谈谈你跟鲁道夫医生说的事。他的记录上写着……”她叹了口气，“抱歉，他笔迹太潦草了。‘病患声称：我家不是我家。’你还说你脸上会有割伤和瘀伤，是因为有人在追你，可是一问到他们为什么追你，你却说不出所以然。”她从平板屏幕抬起头来，“你是教授？”

“是。”

“在……”

“雷克蒙大学。”

“是这样的，贾森。你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们找不到你妻子的任何踪迹……”

“什么叫你们找不到她的任何踪迹？”

“她叫丹妮拉·德森，对吧？”

“对。”

“三十九岁？”

“是啊。”

“整个芝加哥都找不到符合这个姓名、年龄的人。”

这句话将我击垮了。我别过头去，目光从斯普林格身上重新移回窗外。天阴沉沉的，连时间都被掩盖了。上午、中午、下午——难以分辨。细小雨珠附着在窗玻璃的另一面。

此时此刻，我甚至不确定该害怕什么了：是这个事实的确可能成真？或是我脑中的一切有可能瓦解溃散？之前脑瘤作祟的想法感觉要好得多，至少有个解释。

“贾森，我们也冒昧地査过你，你的名字、职业，以及我们能找到的所有资料。我希望你能非常谨慎地回答我。你真的以为自己是雷克蒙大学的物理教授吗？”

“我不是以为。我就是。”

“我们搜寻了包括雷克蒙在内的芝加哥每所大专院校科学系所的教职员网页。但教授名单中都没有你。”

“那不可能，我已经在那里教了……”

“我还没说完，因为我们确实找到一些关于你的讯息。”她在平板上打了几个字，“贾森·阿什利·德森，一九七三年出生于艾奥瓦州丹尼森，父亲兰德尔·德森，母亲埃莉·德森。这里说你母亲在你八岁时去世。是怎么死的？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

“她有潜在的心脏疾病，又罹患恶性流感，转变成肺炎。”

“真遗憾。”她又接着念，“一九九五年，芝加哥大学毕业，二○○二年，取得同一所大学的博士学位。目前为止都对吗？”

我点点头。

“二○○四年获得帕维亚奖，同一年，《科学》杂志以封面故事报道你的硏究成果，称赞那是‘年度大突破’。你还担任哈佛、普林斯顿、伯克利的客座讲师。”她抬起头，正好迎上我茫然的眼神，便将平板转过来，让我看她正在读的关于贾森·德森的维基百科网页。

我所连接的心脏监测器上，心律明显变快。

斯普林格说：“二○○五年，你接下速度实验中心——一个喷气推进实验室——首席科学家的职务，在那之后就没有再发表过新的论文或担任教职。这里最后说，八个月前你哥哥去申报你失踪，还说你已经超过一年没有公开露面。”

我实在太过震惊，几乎喘不过气。

我的血压启动了心脏监测器的某种警报，开始发出刺耳的哔哔声。

一个身形魁梧的男护士出现在门口。

“没事，”斯普林格说，“能不能请你把它关掉？”

护士走向监测器，关掉警报。

他走了以后，医生将手伸过床边栏杆，摸摸我的手。

“我想帮你，贾森。看得出来你吓坏了。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我觉得你自己也不知道。”

湖上来的强风把雨吹斜了。我看着雨滴在窗上画出一条条水痕，使得窗外世界模糊成一幅灰色的印象派都市风景画，其间还点缀着远方车头、车尾灯的光。

斯普林格说：“我报警了。等一下会有一名警探过来听取你的说辞，看看能不能彻底査明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现在，我已经放弃联系丹妮拉，不过倒是找到了你住在艾奥瓦市的哥哥迈克的联络信息。我想征求你的同意打电话给他，让他知道你人在这里，并和他讨论你的状况。”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已经两年没和哥哥说话。

“我好像不太希望你打电话给他。”我说。

“可以理解，不过你要明白，根据《医疗保险流通与责任法》规定，假如我依据专业判断患者因为丧失能力或情况紧急，而无法同意或反对告知，我就有权决定是否应该将你的情况告知家属或朋友。我认为你目前的精神状态已属能力丧失，也觉得和一个认识你、知道你过往的人商量，才是对你最好的做法。因此我会打给迈克。”

她往地板瞄一眼，似乎不想告诉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第三件事，也是最后一件。”她说，“我们需要精神科医生的协助来掌握你的病情。我会把你转到芝加哥瑞德医院，那是一家比较靠近北区的心理卫生中心。”

“我承认，我无法完全清楚地理解现在是怎么回事，但我没有发疯。我很愿意和精神科医生谈谈，事实上我也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安排。可是我不会自愿住院，如果你是想问这个的话。”

“那不是我想问的。恕我冒昧，贾森，这件事你没有选择。”

“什么？”

“这叫作心理健康控制，而且法律规定，如果我认为你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威胁，便可下令强制你住院七十二小时。你要知道，这样对你是最好的。你不适合……”

“我是自行决定走进这家医院的，因为我想要知道自己怎么了。”

“那是正确的选择，也正是我们要做的：找出你与现实脱节的原因，安排你接受必要的治疗，以便能完全康复。”

我看着监测器上的血压升高。我不想再次启动警报器，于是闭上眼睛，吸气。

吐气。再吸足一大口氧气。

血压降低了。

我说：“所以你们要把我关进软垫房里，没有皮带，没有尖锐物品，用药物让我神志恍惚吗？”

“不是那样。你来我们医院是想要好起来，对吧？这个就是第一步。你得信任我。”

斯普林格站起身，将椅子拖回房间另一头的电视底下。“那就再休息一下吧，贾森。警察很快就到了，然后今天傍晚我们就会把你转到芝加哥瑞德医院。”

我看着她离去，澄清谜团的紧迫感当头重重压下。

万一构成现在的我的所有信念与记忆片段——我的职业、丹妮拉、我儿子——纯粹只是我双耳之间的灰质所发射出的悲剧空包弹，那该怎么办？我还要奋力当那个我自以为的男人吗？或是干脆脱离他与他所爱的一切，进入这个世界希望我成为的那个人的躯壳？

万一我精神错乱，又该如何？

万一我知道的一切都是错的呢？

不对，打住。

我没有精神错乱。

昨晚抽的血里有药物，我身上有瘀伤，我的钥匙打开了不是我家的门。我没有脑瘤。我的无名指上有婚戒痕迹。我此时身在这间病房，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我不能认为自己疯了。

我只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电梯到达医院大厅打开门时，我与两名身穿廉价西装与湿外套的男人擦肩而过。他们看起来像警察，而就在他们步入电梯时，与我眼神相对，我心想他们是不是上楼来找我的。

我经过候诊区，走向自动门。由于我住的不是受到严密监视的病房，溜出来比我预期的简单许多。我只是换了衣服，等到走廊空无一人时，慢慢走过医护站，里头的人连眉毛都没抬一下。

接近出口时，我一直以为会有警报响起，有人大喊我的名字，或是警卫跑过大厅来追我。没多久我已站在雨中，天色感觉像傍晚，从繁忙的车流看来应该是下午六点左右。

我急急步下台阶，走上人行道，一直到下一条街才放慢脚步。

我回头看一眼。

没有人跟踪我，至少我看不出有人跟踪。

只有一片伞海。

我被慢慢淋湿了。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去。

来到一家银行前，我离开人行道，跑进门下躲雨。我靠在一根石灰岩柱旁，看着雨水直直打落在路面，行人穿梭其间。

我从裤子口袋掏出钞票夹。昨晚的出租车费让我原已微薄的财产大大失血，如今只剩一百八十二美元，信用卡则毫无用处。

回家是绝不可能了，不过离我住处几条街外有一家廉价旅馆，简陋到我觉得自己应该负担得起住房费。

我再次步入雨中。

外头一分一秒地变暗。变冷。

因为没穿外套或夹克，才走不到两条街的距离就已经浑身湿透。

戴斯旅馆应该就位于小村啤酒馆对街。没想到不是。顶篷的颜色不对，整个门面高档得怪异。那是一栋豪华公寓大楼。我甚至看见一个门童撑着伞站在路边，替一名身穿黑色风衣的女人拦出租车。

没走错路吧？

我往后瞄一眼经常光顾的酒吧。

小村啤酒馆的前窗应该有霓虹招牌闪烁，此时却只见门口柱子上挂着一块厚重的铜字木板招牌，被风吹得摇晃还吱吱嘎嘎响。

我继续往前走，只不过加快了脚步，雨水猛力打入眼中。

我经过了……

几家闹哄哄的酒馆。

几家正准备迎接晚餐高峰的餐厅——服务生迅速地将亮晶晶的酒杯与银器摆在白色亚麻桌布上，同时背诵当天的特别菜色。

一家陌生的咖啡馆，里头充满咖啡机磨豆的刺耳声响。

我和丹妮拉最爱的意大利餐馆，看起来一点也没变，也让我想起自己已经将近二十四小时没有进食。

但我仍继续走着。

直到连袜子都被浸湿了。

直到全身不由自主地发抖。

直到夜幕降临，我站在一栋三层楼的旅馆外面，旅馆窗上装了铁栏杆，门口上方有一块大得令人反感的招牌，上面写着：

皇家饭店

我走进去，在龟裂的棋盘式地板上滴出一摊水来。

这里出乎我的意料，不是那种破旧或脏得吓人的地方，只是遭人遗忘，风光不再。这儿的大厅很像我记忆中，曾祖父母在艾奥瓦那间摇摇欲坠的农舍里的客厅。老旧家具仿佛已经摆放上千年，当世界前进的时候，它们却被时光冰封。空气中散发着霉味，大爵士乐团的演奏轻轻地从隐藏式音响流泻而出，是四十年代的曲风。

柜台前有个上了年纪、穿着半正式礼服的接待人员，看见我这副落汤鸡模样仍面不改色，只是接过湿答答的九十五美元现金，然后交给我三楼房间的钥匙。

电梯非常狭窄，我一路气喘吁吁地勉力爬到三楼，活像个胖子，而这段时间我则是目不转睛瞪着自己倒映在铜门上扭曲变形的五官。

出电梯后的走廊昏暗又狭小，几乎无法两人并排行走。差不多走到一半时，我找到我的房间号码，费了好大劲才用钥匙转开那个旧式门锁。

里面没什么特别。

一张单人床，脆弱的金属床架加上凹凸不平的床垫。

一间浴室，约莫像衣橱大小。

一个带抽屉的柜子。

一台传统显像管电视机。

窗边有张椅子，窗外似乎有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

我绕过床尾，刷地拉开窗帘往外看去，发现旅馆招牌顶端正好在齐眼高度，距离近到可以看见绿色霓虹灯光中纷落的雨。

我瞥见下方人行道上，有个男人倚着灯柱，烟在雨中缭绕而上，香烟灰烬在他帽檐的暗处忽闪忽灭。

他是在那里等我吗？

也许我太神经质，但还是走到门边检查门锁，并拴上门链。

接着我踢掉鞋子，脱去衣裤，用浴室里唯一一条毛巾擦干身子。

这间房最大的优点就是立在窗下那个旧式铸铁暖炉。我把温度调得很高，将两手放在如堤防般环绕的热气中。

我把湿衣服挂在椅背上，椅子推到暖炉旁边。

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一本基甸会《圣经》，和一本偌大的芝加哥大都会电话簿。

我趴在被压得咿呀作响的床上，匆匆将电话簿翻到d开头的部分，开始搜寻我的姓氏。

很快就找到我的姓名。

贾森·德森。地址正确。电话号码正确。

我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拨了自己家里的电话。

电话响四声后，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嗨，我是贾森，其实也不尽然，因为真正接起电话的并不是我，是录音机。你知道该怎么做。”

哔声尚未响起，我便挂断。

那不是我们家的答录留言。

疯狂的感觉再度逼近，恐怕会让我像胎儿一样蜷缩起来，也会让我粉碎成千千万万片。

但我将它阻挡下来，重新念起我的新咒语：我不能认为自己疯了。我只能解决这个问题。

实验物理——胡扯，是所有科学——的主旨就在于解决问题。然而，不可能一次全部解决。总会有一个较大的、最重要的问题，一个大目标。可是一旦你满脑子只想到问题有多么巨大，就会茫然。

关键在于从小处着手，先专心解决你能回答的问题，开辟出一点可以站立之地。等付出努力后，如果够幸运，便有可能解开最重要的谜题。就像看一张特殊合成照片要一步步往后退，最后完整影像才会自动出现。

我必须把担忧、猜疑、恐惧跟自身隔离开来，只专注于这个问题，就像在实验室一样——一次解决一个小问题。

开辟出一点可以站立的干地。

此时困扰我的最大问题是：我发生了什么事？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暂时还无法回答。我当然有一些大致的怀疑，可是怀疑会导致偏见，而偏见不会导向真相。

为什么丹妮拉和查理昨晚不在家？为什么我看起来好像独居？

不行，这个问题还是太大、太复杂。要缩小范围。

丹妮拉和查理在哪里？

这个问题好一点，但还要再缩小。丹妮拉会知道我儿子的下落。

所以就从这个开始：丹妮拉在哪里？

昨晚在那个不是我家的屋里，我看到墙上挂了几幅素描，那是丹妮拉·瓦尔加斯的画作。她以婚前的姓名署名，为什么呢？

我将无名指举到从窗外射入的霓虹灯光下。

婚戒的痕迹不见了。

真的曾经有过吗？

我从窗帘扯下一根松脱的线头，绑在无名指上，当作我与以往熟知的世界的实际联结。

然后又回去找电话簿，匆匆翻到v开头的部分，找到唯一一个丹妮拉·瓦尔加斯时停下来，一把将整页撕了后拨打她的号码。

听到她录在录音机上熟悉的声音让我感动，然而留言本身却让我深感不安。

“我是丹妮拉，我出门画画去了，请留言。拜。”

不到一小时，我的衣服已经暖了，也差不多干了。我梳洗、更衣后，走楼梯下到大厅。

外头街上风在吹，但雨势已歇。靠在灯柱旁抽烟的男人走了。我饿得头昏眼花。

经过六七家餐厅后才找到一家不至于让我倾家荡产的比萨店，光线明亮却脏兮兮的，卖的是巨无霸厚片比萨。店内没有地方坐，我只好站在人行道上狼吞虎咽起来，心里一边纳闷，是不是这块比萨真如我所想的有改变人一生的力量？或者是我饿到失去判断力？

丹妮拉的地址在巴克镇。我身上还剩七十五美元和一点零钱，所以可以搭出租车，不过我想行人与车流数量都显示出周五夜晚的氛围，空气中也有相当程度的能量浮动着。

我往东走，去找我的妻子。

丹妮拉住的是一栋黄砖建筑，正面墙上爬满了最近因为天气转冷而逐渐呈枯褐色的常春藤。门铃仍是老式的黄铜面板，我在第一排从下往上第二个门铃的位置，看见她婚前的姓名。

我按了三次门铃，但没有回应。

透过镶在门边高高的玻璃窗，我看见一名穿晚礼服外加大衣的女子，踩着细细的高跟鞋，咔嗒咔嗒从走廊另一头走来。我退离窗边，在门被推开时转过身去。

她在用手机打电话，随着她经过也飘过一阵酒气，看来她今晚的节目已经提早热烈展开。她快步奔下阶梯，没注意到我。

我趁着门还没关上，赶紧推门进入，然后爬楼梯来到四楼。

丹妮拉住处的门在走廊尽头。

我敲敲门，静候着。

无人应门。

我又回到楼下大厅，不知道是否应该干脆在这里等她回来。可是万一她出城去了呢？如果她回家时发现我像个跟踪狂在她住处附近流连，会做何感想？

快到大门口时，我的目光扫过一处布告栏，上面贴满广告传单，从画廊开幕到读书会到诗歌创作朗诵比赛，什么都有。

吸引我注意的是贴在栏位正中央那张最大的告示。其实是一张海报，宣传丹妮拉·瓦尔加斯将在一间名叫“力与美”的画廊办展览。

我停下来，很快瞄一眼开幕时间。

十月二日，星期五。

今天晚上。

回到街上，又下起雨来。我拦了一辆出租车。

画廊在十来条街外，我们沿着达曼路行驶，值此交通晚高峰时段，这里俨然成了出租车停车场，我的神经也仿佛随之紧绷到极点。

我放弃搭车，加入重金属派的文青人潮，行走在冰寒细雨中。

“力与美”是由旧包装工厂改建的画廊，排队等候进入的人组成的长龙绵延了大半条街。

浑身发抖、可怜兮兮地等了四十五分钟后，我终于脱离雨水，付了十五美元门票，与一组十人团体被匆匆带进一间前厅，看见丹妮拉的全名以巨大涂鸦字体写在四周环绕的墙面上。

在一起这十五年来，我和丹妮拉参加过许多展览与开幕式，却从未见识过这样的场面。

一个身材瘦削、留着胡子的男人从墙里一道暗门现身。

灯光转暗。

他说：“我是史蒂夫·康卡利，各位即将看到的作品的制作人。”他从门边一个抽取架扯下一个塑料袋：“请将手机放进袋子里，到另一边再还给你们。”

收集手机的袋子在众人之间一一传递。

“简单说明一下各位接下来十分钟的人生历程。创作者请大家先将理性思考搁置一旁，尽量以感性来体会她的装置。欢迎参观‘缠结’。”

康卡利拿走那袋手机后，将门打开。我最后一个进入。

顷刻间，我们这群人聚集在一个瞬间变得漆黑的幽闭空间里，从门砰然关闭的回音听得出这是一个如仓库般的偌大房间。

头上逐渐淡入点点亮光，我的注意力也随之往上转移。

是星星。看起来逼真得惊人，一颗颗都蕴含着一种氤氲白光。

有些近，有些远，偶尔还有一颗划过虚空。

我看出前面摆设了什么。

我们当中有人喃喃低呼一声：“我的天哪。”

那是一个用亚克力板搭成的迷宫，通过某种视觉效果，看起来仿佛在星空底下连绵不绝。一波波光线如涟漪般穿梭在嵌板之间。

我们一群人慢慢前行。

通往迷宫共有五个入口，我站在所有入口的中心交汇点，看着其他人漫步走向各自的通道。我注意到从刚才就一直有个低低的声音，与其说是音乐，倒更像是电视噪声类的白噪声，低沉而持续地沙沙作响。

我选了一条通道，进入迷宫后，透明感消失了。亚克力板被近乎炫目的强光吞噬，就连脚下也一样。

一分钟后，有几块嵌板开始显示循环影像。

诞生——孩子哭号，母亲喜极而泣。

被判死刑的男人吊在绳圈底下又扭又踢。

暴风雪。

大海。

沙漠景致绵延开展。

我继续往前。进入死巷。绕过险弯。

影像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循环越来越快。

车祸中撞得稀巴烂的汽车残骸。

正在享受激情欢爱的一对情侣。

病患被医生和护士用轮床推过医院走道时，眼中所见的情景。

十字架。

佛祖。

五芒星。

和平标志。

核爆炸。

灯熄了。星星再次出现。

我又能看透亚克力板，只不过现在透明板与某种数码滤波器重叠——有噪声和大群昆虫与雪花纷飞。

这使得迷宫中的其他人仿佛是在辽阔荒野上游移的幢幢黑影。

虽然才刚经历了令人困惑又恐惧的二十四小时，又或者正因为那些经历，此时此刻目睹的景象才会穿透出来，给予我重重一击。

尽管看得见迷宫中的其他人，却不觉得与他们同处一室，甚至不觉得我们在同一个空间。他们似乎相隔好几个世界，迷失在他们自己的矢量空间里。

刹那间，我感觉一股迷失感排山倒海而来。不是哀伤或痛苦，而是一种更原始的感觉。

一种领悟与随之而来的惊怖——为了我们周遭无穷无尽的冷漠而惊怖。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丹妮拉的装置艺术想传达的主要信息，但我确实有此体悟。

刚刚我们所有人都游荡过自己生命的冻原，赋予无意义的事物价值，因为我们爱恨的一切，我们信仰、奋斗、杀戮与牺牲性命所为的一切，都和投射在亚克力板上的影像一样毫无意义。

在迷宫出口处有最后一个循环影像——晴朗蓝天下，一男一女各牵着孩子的小手，三人一齐奔上草坡——板子上缓缓出现以下一段话：

什么都不存在。

一切都是梦。

上帝——人类——世界——太阳、月亮、荒凉的星空——梦，全都是梦；这些并不存在。除了虚空之外，一切都不存在——而你……你不是你——你没有身躯、没有血液、没有骨骼，你只是一个念头。

——马克·吐温

我走进另一间前厅，发现同团的其他人正围聚在塑料袋边，取回手机。

再过去，进到一间灯光明亮又宽敞的展示厅，有光亮的硬木地板、装饰着艺术品的墙面、小提琴三重奏……还有一名女子穿着艳丽无比的黑色礼服，站在临时搭的活动平台上对参观民众说话。

我整整花了五秒钟才认出她是丹妮拉。她艳光照人，一只手端着酒杯，另一只手打着手势。

“这真是最美好的一夜，对前来支持我新作品的各位，我心中充满感激。这确实意义非凡。”

丹妮拉举起酒杯，用西班牙语敬道：“干杯。”

众人也回敬她，趁着大家饮酒之际，我朝她走去。

近距离的她电力四射、精力充沛，我费尽力气才压制住大声呼唤她的冲动。这个丹妮拉散发着十五年前我们初次相遇时的活力，当时的她尚未被年复一年的生活——一成不变、亢奋、忧郁、妥协——转化成那个与我同床共枕的女人：一个了不起的母亲，也是了不起的妻子，却仍总得对抗他人对她原本能有何成就的谈论。

我的丹妮拉眼中有一种力道与距离，有时也让我畏惧三分。

这个丹妮拉则有些飘飘然。

现在我离她不到三米远，心怦怦直跳，不知道她会不会发现我，就在这时候……

四目交接。

她睁大眼睛、张开嘴，看不出她看到我的脸是惊吓、高兴或只是诧异。

她挤过人群，张开双臂搂住我的脖子，用力一拉，同时说道：“我的天哪，真不敢相信你来了。你没事吧？我听说你出国一阵子还是失踪了什么的。”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便只是说：“总之我来啦。”

丹妮拉已经多年没擦香水，但今晚擦了，闻起来像是没跟我在一起的丹妮拉，像是在我们各自的气味混合成一体之前的丹妮拉。

我不想放手——我需要她的触摸——但她已经退开来。

我问她：“查理呢？”

“谁？”

“查理。”

“你在说谁？”

我心里像被什么拧了一下。

“贾森？”

她不知道我们的儿子是谁。我们真的有个儿子吗？查理存在吗？

他当然存在。他出生的时候我在场。他挣扎尖叫着来到这个世界十秒钟后，我便将他抱在怀里。

“你没事吧？”她问道。

“没事。我只是刚刚通过那个迷宫。”

“你觉得如何？”

“差点都要掉泪了。”

“这全是你的功劳。”她说。

“什么意思？”

“我们一年半前的那次对话呀。你来找我那次，记得吗？是你启发了我的灵感，贾森。我打造迷宫的每一天都会想到你，会想到你说的话。你没看到献词吗？”

“没有，在哪里？”

“在迷宫入口。这是为你而做的。我把它献给你，我也一直试着联络你，希望你今晚来当我的特别来宾，可是谁也找不到你。”她微笑着说，“现在你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心跳得好快，整个厅室简直就像要旋转起来，忽然间瑞安·霍尔德已经站在丹妮拉身旁伸手搂着她。他身穿花呢套装，头发花白，比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更白些，身材也没那么好，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昨晚，他还在小村啤酒馆为了自己赢得帕维亚奖而举办的庆功宴上。

“好呀，好呀。”瑞安与我握手说道，“帕维亚先生亲临现场了。”

丹妮拉说：“两位，我得去招呼一下，尽尽主人的本分，不过贾森，这里结束后，在我家有个秘密聚会，你要来吗？”

“乐意之至。”

我目送丹妮拉消失在人群中，瑞安说：“想不想喝一杯？”

当然想了。

主办这次展览的画廊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穿着礼服的侍者端着一盘盘点心与香槟，大厅另一头还有个餐饮吧台，上方挂着三幅相连的丹妮拉自画像。

吧台服务生替我们倒酒（麦卡伦十二年威士忌）进塑料杯时，瑞安说：“我知道你近况好得很，可是我拥有这些。”

真奇怪，他完全不像昨晚我在经常光顾的酒吧里所看见的，那个被仰慕者如众星拱月般围住、自负又神气的男人。

我们端着威士忌，找了一个安静角落，远离丹妮拉与环绕在她身旁的喧闹人群。

当我们站在那里，看着越来越多人从迷宫中出来，我问道：“你最近都在做什么？我好像跟丢了你的轨迹。”

“我转到芝加哥大学去了。”

“恭喜。这么说你在教书？”

“细胞与分子神经科学。我也一直在做某种很酷的研究，和前额叶皮质区有关。”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瑞安靠近了些。“说真的，一直有谣言疯传，整个圈子里的人都在谈。有人说，”他压低声音，“你精神失常，发了疯，被关在哪家精神病院。还说你死了。”

“我人就在这里，脑子很清楚，有体温，有呼吸。”

“那我替你制造的那个复合物……应该是发挥功效了吧？”

我只是愣愣地瞪着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见我没有立刻回答，他又说：“好，我明白。他们让你签了一大堆保密协议，多得都快把你整个人埋掉了。”

我啜了一口酒，肚子还觉得饿，酒精太快就冲上脑门。另一个侍者从旁经过时，我从银盘上抓起三个迷你咸派。

瑞安只要心有疑虑，便不会轻易罢休。

“其实不是我想抱怨什么，”他说，“我只是觉得我替你和中心做了很多白工。我们俩是老交情了，我也知道你现在的成就非同寻常，可是我不知道……我想你已经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而且……”

“什么？”

“算了。”

“不，拜托你说出来。”

“我只是想说你大可以对大学时代的老室友多一点尊重。”

“你在说什么复合物？”

他看着我，几乎毫不掩饰鄙夷之情。“去你妈的。”

厅里越来越拥挤，我们默默站在外围。

“你们俩在一起了吗？”我问道，“你和丹妮拉？”

“可以这么说。”他回答。

“什么意思？”

“我们交往了一阵子了。”

“你一直对她很有意思，对吧？”

他只是不自然地笑笑。

我的视线扫过人群，找到了丹妮拉。她正被一群记者团团围住，神情自若，记者们则翻开活页本，奋笔疾书记录她的谈话。

“还顺利吗？”我虽这么问，却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你和我的……和丹妮拉。”

“太棒了。她是我梦寐以求的女人。”

他露出神秘的笑容，有那么几秒钟，我真想杀了他。

凌晨一点，我坐在丹妮拉家的沙发上，看着她送最后一位客人出门。过去这几个小时可说是一大挑战，既要努力和丹妮拉艺术界的朋友维持尚算有条理的谈话，还要找机会与她真正独处。但我显然还会继续错失这个时机，因为瑞安·霍尔德，现在和我妻子上过床的这个男人，也还没走，当他瘫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时，我有预感他今晚可能会留下过夜。

我端着厚重的威士忌酒杯，啜饮杯底剩余的些许单一纯麦酒，没有醉，但微醺的感觉好得要命，虽然心神坠入神秘的兔子洞里，酒精却发挥了极佳的缓冲效果。

而兔子洞底的这个仙境，据说就是我的人生。

不知道丹妮拉是否希望我离开。不知道我是否就是那个赖到最后仍不肯走的不识相客人，殊不知主人早就想下逐客令了。

她关上门，拴上门链。踢掉脚上的高跟鞋，踉踉跄跄走向沙发，一屁股跌坐在抱枕当中，大叹一声：“累死了。”

她打开沙发旁边茶几的抽屉，取出一个打火机和一支彩色玻璃烟斗。

丹妮拉怀上査理之后便戒了大麻，从此再也没有抽过。我看着她吸了一口，然后将烟斗递给我，反正这一夜都已经够怪异了，抽一口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