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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开始就先提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到乡间有一座教堂在入口处挂了一幅电动的啤酒招牌，因为教堂已经卖给人开酒吧。你可以想像得到，这个时候有人笑了起来。这所大学素以举行饮酒派对而闻名，因此两者的形象有些隐隐相合。报上说，有一些人向教会当局抱怨此事。这是一间天主教教堂，奉命处理这些抱怨的神父对整件事情颇为不耐。对他来说，这些人对于教会的本质无知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难道他们认为那些砖墙和彩色玻璃就代表教会了吗？还是屋顶的形状代表教会呢？这种虚伪的虔诚正是教会大力反对的物质主义。这幢建筑本身并非圣地，既然移作他用就算结束了作为一间教堂的任务。

所以电动啤酒招牌是挂在一间酒吧前，而不是教堂前。因此没有办法察觉这种差异的人，只是表现出了他们自己的无知罢了。

斐德洛认为学校就存在这种混淆不清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丧失资格会令人难以理解了。真正的大学本质上并不是物质的，也不是警察所能保护的一些建筑。他解释说，一所大学如果丧失了它的资格，没有人能封锁学校，不会有法律的制裁，也不需要罚款，更不会判入狱。学校不会停课，一切还是照常进行，学生就像学校还没有丧失资格的时候一样接受教育，所发生的只是撤销了对这所学校的承认而已，这和被逐出教会颇为类似。真正的大学并不听命于任何民意机关，也不是由任何建筑物所构成的，只要它自己宣布这个地方已不再是圣所，真正的大学就已经消失，所遗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砖墙、藏书和种种物质的结构罢了。

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这一定是个奇怪的观念，我可以想像得到他已经期待很久了，希望将这个观念灌输给学生，因此等待他们提出问题。你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斐德洛所做的笔记是这样写的：真正的大学并没有特定的地点，也没有校产；既不支付薪水，也不接受物质的报酬。真正的大学是心灵的世界，是多少世纪以来流传给我们的理性思想，它不存在于任何特定的建筑物之内。这种心灵的世界，许多世纪以来都是通过一群所谓的教授所传递的，而教授这个头衔并不属于真正大学的一部分，大学的本质在于流传下来的理性的自身。

除了这种心灵的世界之外，不巧也有一种合法的机构有同样的名称，但是却完全是两码子事。它是非营利性的组织，隶属于州政府，同时坐落在特定的地方，它不但拥有校产，还能发薪水，收学费，还要受法律的约束。

然而这种大学，也就是合法的组织，却没有办法真正提供任何教导，它不但无法激发新知识的产生，也无法衡量学问的价值。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大学，它只像教会外表的建筑一样，坐落在某个特定的地点，提供真正的教会各种有利于生存的环境。

斐德洛认为，凡是没有办法觉察这种差异的人，就会误以为掌握了教会的建筑就等于掌握了教会。他们认为，学校的教授既然领了薪水，一旦得到上面的指示，就应该抛弃自己的见解，毫无异议地接受学校的指挥，就像受雇于一般公司行号，处处要为老板说话一样。

他们看到的是虚假的大学，而没看到真正的大学。

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言论时就注意到斐德洛采用的分析的手法。他避免把大学分成不同的科系，然后进行分析；同时他也不像传统的划分法一样，把学校分成学生、教授和行政部门。不论你用哪一种分类法，你所得到的都只不过是一堆乏味的资料，对你并没有什么帮助，而且也跳脱不出传统的范围。但是斐德洛却从教会和地点去谈，因此得到前所未见的真相。以此为基础，他对大学生活中一些使人迷惑却又不正常的现象做了一番解释。

解释之后，斐德洛又回到教会这个主题上。出钱兴建教会的人可能会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全体着想。教会有好的布道才可以让信徒面对未来的这个礼拜。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基督教教会为了向儿童灌输宗教思想，在星期天开办的儿童班——译者注）能够帮助小孩健康成长，布道和主管主日学校的牧师了解了这些目标，一般都会尽力配合。但是同时他也知道，他最主要的目标并不是为信徒服务。他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服事上帝，一旦执事反对传道人的布道，而且威胁要削减传道人的开销时，就会产生冲突了。

面对这种状况，一位真正的牧师必须表现出他没有听到这些威胁，因为他最主要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服事信徒，而是上帝。

斐德洛认为，理性教会追求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苏格拉底一向认为的真理。

只不过它不断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历史中，所有的一切都隶属于它。平常，这个目标和提高市民的水准不相冲突，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就会出现对立，就像出现在苏格拉底身上的情形一样。每当曾经贡献了大量时间金钱的执事人员和立法者，和教授的言论以及公开的看法有出入时，他们就会借着行政力量，威胁要削减预算，强迫教授听命于他们。

真正的神职人员在这时就应当表现出他们没有听到这些威胁，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把服务大众放在第一，他们最主要的是要服事真理。

这个就是他所谓的理性教会。毫无疑问这是他长久以来发自内心的感想。

我们发现，他并没有因为他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而受到责难。他之所以能够避开周遭的指责，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支持学校的敌人；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只能暗自嫉妒自己不能拥有像他这样的动力：勇于说出真理的使命感。

从他的讲词当中，我们便几乎可以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只有一点没有解释——他那狂热的态度。一个人可以信仰真理，也可以通过理性去追寻真理，或者和当局对抗，但是为什么会像他这样夜以继日地燃烧自己？

心理的解释我认为并不够，怯场无法支持那种经年累月的努力。另外一种说法似乎也不正确，那就是他想弥补早年的失败。因为他并不认为被学校驱逐是一种失败，只是一团谜而已。最终我发现，他对实验室里的科学理性缺乏信心，而对理性教会又狂热地信任，正是这二者的差异为我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有一天我思考着这种差异，突然，我明白了，这两者原来互为因果而非对立。由于他对理性这样缺乏信心，因而才会有这么狂热的研究态度。

如果你对事情有完全的信心，就不太可能产生狂热的态度。就拿太阳来说吧，没有人会为了它明天会升起而兴奋不已，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如果有人对政治或是宗教狂热，那是因为他对这些目标或是教义没有完全的信心。

他曾以耶稣会的奉献精神为例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见，他们的热忱并非来自于天主教会，而是因为面对新教时天主教会显出了自己的弱点。所以，斐德洛就是因为对理性缺乏信心，才成为了狂热的研究者。这种说法比较合理，同时也让其他许多事件更有说服力。

很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斐德洛对教室里坐在后排表现差劲的学生有着深切的认同感。他们脸上的轻蔑神情，就和他对整个理性知识的教育所有的态度一样，两者的差异在于，他们是因为不了解所以轻视，而他则是因为了解所以轻视。他们因为不了解，所以没有解决的办法，于是必然失败，而余生将永远记得这场痛苦的经验。而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产生了狂热的使命感，觉得自己必须贡献力量做点什么，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十分严谨地草拟理性教会的讲词。他告诉学生，你必须对理性有信心，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信奉，但是这种信仰连他自己都没有。

我们要记得，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而不是 70 年代。披头士和嬉皮士振振有词地对整个体制和一丝不苟的理性主义大加攻击，几乎没有人知道整个问题牵涉得有多么深广。然而斐德洛义无反顾地替理性教会进行了辩护。当然在蒙大拿州的波斯曼，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去反对，他仿佛再一次向每一个人保证，明天太阳依旧会升起。而事实上，没有人会担心这一点，他们所怀疑的是他这个人。

但是现在，这十几年来是本世纪最混乱的年代，理性被强烈批判的程度，远远超过 50 年代的人所能想像的。我想，在这一次以他的发现为根基的肖陶扩之中，我们多少能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整个问题的解决……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但是他的言论有大部分已经失散了，究竟有多少，我们无从得知。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好像考古学家一样，同时心里有些焦虑，因为我只有这些片断的回忆，还有别人告诉我的事件。在我们愈快挖开的时候，我愈会这样想，有些坟墓最好还是不要挖开吧！我突然想起坐在我后面的克里斯，我不知道他究竟知道多少，又记得多少。

我们来到一个交叉路口，通往公园的路在这儿和东西高速公路干线相会。

我们停下来，然后再骑上去。从这里开始，我们骑过的路一直都很低平。一直到波斯曼。现在又逐渐变成朝西而行的上坡路。突然间，我有些好奇，不知前面会是怎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