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1/2）

“楼七室，收风！”

时局迅速变化，正像这变幻无常的天气，几天霪雨，又变得寒冷起来。前些日子还不敢当众放肆的狗熊，又嚣张起来，提起皮鞭，在地坝当中大叫大喊。

刚回到牢房，余新江便看见猫头鹰，握着枪，指挥着一群特务，押着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紧张地跨过地坝，走上楼来。

“来了四个。”

“有一个重伤……”

“你看，那一个还是小孩！”

说话间，猫头鹰已经冲到楼七室门口，像给自己壮胆似的，高声狂喊：

“关在楼七室！”

哗啦一声，猫头鹰狠狠地推开牢门。余新江看清楚了，被特务推进来的几个人，都很年轻。年纪最小的学生只有十三四岁；稍大一点的，也不过十七八岁。他们吃力地搀扶着一个受过重刑，昏迷不醒的人。余新江迎上前去，帮助他们把昏迷的人扶进牢房。

“对不起，我们来，要让大家受挤了。”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望着黑压压一屋人，很有礼貌地说。

牢房里的人们，热情地招呼他们：“门边风大，把伤号送到这里。”

“来，在我们这边休息。”

擦得干干净净的楼板，每个人的简单行李，都整齐地叠在墙边。人虽然多，却整理得十分清爽。这里不像二处的牢房那么潮湿阴暗，到处爬满臭虫虱子。一片热情和关怀，使三个学生感动得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让老高同志住里面，”还是年纪最大的学生开口：“我们几个年轻人，就住这边。”

那两个学生，点头同意他的话。

余新江指引着他们，把昏迷的人抬到里面墙角去。屋里又响起一片关切的话语：“我垫的毯子拿给他。”

“不，老大哥，你的身体不好。”

“拿我的去，”丁长发说：“把枕头给他。”

墙角背风处，铺设出一个全室最舒适的铺位。人们把重伤的人抬过去，让他轻轻躺下。

余新江拧了块湿手巾，替他揩去满脸的血迹，又把湿手巾敷在他发烫的额角上。看得出来，昏厥的人年纪稍大，约莫二十多岁，瘦削的脸因失血而显得分外苍白，两只深陷的疲惫的眼睛，被闭合的眼睑盖住，嘴角上两条微微下陷的纹路，明显地刻画在瘦脸上，似乎显出某种知识分子的倔强。“他是谁？”

“你们的老师？”

三个学生摇摇头。年纪最大的说：“在二处黑牢里遇到的。”

“他刚才还是清醒的，”另一个剃光了头发的学生说：“囚车里又闷又颠簸，他……”

昏睡的人，全身糊满斑斑血污，手上，脚上都遗留着被皮鞭抽打的伤痕。左腿受伤似乎特别重，脚上的鞋袜也浸透了血水，腿上还僵直地箍着一个圆圆的石膏筒，从膝盖以上直箍到大腿。

余新江又端来一盆水，替他洗净了脚上的血浆。沿着白色的石膏管，暗红的血水还在不住往外渗透。

“他的腿断了？”

“比断了还重！”年纪最小的学生说着话，眼圈都红了。

“特务用钉满钢针的橡皮鞭，打他左腿，叫他供人！”“他还说，”光头学生接着说：“把他打得血肉模糊，又涂上酒精！”

年纪最大的学生咬紧嘴唇，抑制着悲痛，回忆着他当时听到的情景。

“他说过，这是美国刑法，名叫‘披麻带孝’，用纱布贴在冒血的密密针眼上，血水干了，特务又把和血肉凝结在一起的纱布一条条撕开。”

满屋的人睁大眼睛，关怀地望着那惨遭毒刑的昏迷中的人。余新江又拧来湿手巾，换去重伤者额上渐渐干了的那块。

过了一会，人们渐渐静了下来。余新江还关切地继续观察三个学生。学生们叽咕着，互相交换意见。几分钟以后，最大的学生带头，走到最先招呼他们的余新江面前。余新江微笑地拉着学生伸给他的手，问：“互相介绍一下？”

领头的学生高兴地点头说：“我来介绍。”他指指自己说道：“我最大，快十九岁了，姓景，叫景一清，他们都叫我老景。”

“他叫小景。”年纪最小的叫喊着，把邻近的人都惹笑了。景一清不理睬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是重庆大学学生，电机系一年级。他姓霍……”“‘和尚’，光头和尚！”还是年纪最小的插嘴，又把大家逗得发笑。

“他是市立一中的学生，叫霍以常。大家叫他‘和尚’。”说着，景一清也笑了。被叫作和尚的那个学生嘟着嘴不讲话，像在赌气。

“还有他，市一中的，刚满十四岁，我们的小弟弟，叫小宁。”

“我是老宁！”

一阵哈哈，小宁的名字还没听清楚，就被笑声打断了。“那个同志，”景一清指着昏迷不醒的人，压低声音，在余新江耳边说：

“他叫高邦晋，是个新闻记者……”

“你莫要告诉别个。”小宁赶快补充着：“他在车上还说过，到了新的地方，不准乱说案情。”

“你们并没有说案情呀！”余新江笑着说：“我也介绍一下。”接着，他就把自己和丁长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他也是光头，”小宁端详着坐在旁边咬着烟斗笑的丁长发，叫道：“他不叫丁长发，头发一点都不长，他叫光头和尚！”“小宁！”景一清瞪着眼睛干涉他。

丁长发不想参与谈笑，衔着空烟斗走开了。三个学生就更紧地把余新江围在当中。

“你在这里关了好久？”

“一年多。”

“呀，一年多！”

“那，你们都是老政治犯。”霍以常表示敬仰地说。“我哪能算老？”余新江笑了一下：“关了十年八年的多得很。”

“哎呀呀！我从被捕到今天，刚刚一个星期，就像过了一辈子那样长。”小宁伸了伸舌头，不觉摸了一下脑袋，又嘻嘻笑起来，“十年？十年是个啥味道？”他圆圆的脸颊红润光泽，越发显得稚气。

“最近被捕的人多吗？”国民党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以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局势的迅速恶化，使余新江不能不担心地下党的安全。他问道：“你们都参加了学生运动？”余新江还没有说完，满脸惊诧的小宁就跳起来了：“你怎么知道了我们的案情？”

“人家当然猜得出来。”霍以常肯定地说。

一个特务从牢门外走过，两个学生都未注意，只有小宁对着牢门坐，看到了一眼，他立刻习惯地念道：坏特务，特务坏，尽是人民的大祸害……余新江忙用目光制止了他，摇摇头说：“不要唱，这样做没有好处。”

小宁诧异地停住嘴，愣着眼，不讲话了。

“我们在二处牢房，天天都用啦啦词骂特务。”霍以常辩护着，他也不理解余新江为什么不让他们喊唱。“老高同志也和我们一起唱，”景一清解释道：“大家都唱，特务一点办法也没有。”

“就是哇！”小宁这才说道：“上黑名单我也要唱：‘蒋总统，李总统，国民党尽是大粪桶！’抓进来，我还要唱：“耗子过街，打、打、打，背时政府，垮、垮、垮！’”“这里和二处的牢房不同，不要随便喊闹。”余新江很喜欢这些学生的直率和天真。他想尽可能了解他们，然后再引导他们参加斗争。

“对，我们缺乏监狱斗争经验。”景一清同意余新江的话。“我们是四·二一以后才进来的嘛！解放军渡江以后，国民党到处抓人。那天，沙坪坝去了一万多匪兵，大炮，坦克一齐出动。水也停了，电也停了，还用电台广播，说要清查共产党！”

“最近还在抓人！”霍以常放低声音说：“我们学校也遭了查封，校长和我们都关在二处。”

“二处关了一百多同学，里面一个共产党也没有。听说大逮捕引起了群众的愤怒，那些同学可能被释放。”景一清自负地说：“我们几个案情最重，所以关进集中营。”“你们案情最重？真是天晓得！”这声音从对面一出现，满屋的人都忍不住哄堂大笑。

半开玩笑的人还继续说着：“国民党本事大，找不到共产党，专门抓十几岁的学生娃娃。”

学生们有点害臊，但也没有见怪。余新江不愿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便引开了话题：“你们在二处还见过什么人？”

“见到的人可多了！”小宁说：“尽是学生，挤在黑牢里，满地尿水，臭死了！”

“除了老高同志，”景一清回忆着，“再没有了。他是记者，共产党员，他了解很多情况。你可以问他。”

学生向牢门口望了一会，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又告诉余新江道：

“在二处，我们还晓得一个人——刘思扬。”

“刘思扬？”

“是叫刘思扬。”景一清解释道：“我们没有看见他本人。我们在墙上看见《叶挺囚歌》，是他写的，有解说词和刘思扬的签名……”

“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学生们摇头。余新江无法知道刘思扬离开渣滓洞以后的遭遇，禁不住引起对战友的怀念。

学生们到签子门边，数了一阵高墙外的岗亭、碉堡，又聚在一起，争论哪个特务最凶，哪个特务最阴险，又议论着将来如何处置特务。

小宁叫道：“先关起来再说！”

霍以常认真地说：“我主张，全部敲沙罐！”

“我赞成。”景一清说道：“可是关够了之后，要交人民公审，依法惩办。”

“…………”

余新江听着这几位初生牛犊似的学生无畏的谈话，他的心境一时也被这些火热的年轻人激动了。他深深地感到，在这天翻地覆的年代，革命的高潮，冲溃了一切阻碍前进的渣滓；又那样宏伟有力地，比磁铁更强地吸引着年轻的一代，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把他们锻炼成钢铁。在革命洪流中，人的思想，群众的觉悟，发展得多么迅速，多么昂扬……可是，由于这些学生的被捕，也引起他对地下党的怀念和担心。他不知道地下党早已改变斗争策略，防止了敌人的破坏，并且正在通过舆论的压力和各种社会关系，营救被捕的学生。天色渐渐暗下来，漫长的一天，快过完了。

几个学生回到那个昏迷的人身边，又用湿手巾给他敷了几次。额上的热度消退了，可是，他嘴里含糊地咕哝了几句什么，翻了个身，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其实，这似乎昏迷的人，并未沉睡，他虽然闭着眼睛，却竖起耳朵在听着周围的动静。这是一条毒蛇，他的一切伪装，无非是为了骗取信任，以便从集中营里探查地下党的线索。不过，此刻他的心里一点也不轻松，被派到集中营里来，在政治犯里进行破坏活动，简直是拿生命在刀口上进行赌博。

夜深了。化名为高邦晋的他，却不能入梦。两年来，在特别顾问的指点下，他像一头最机警的猎犬一样，接连几次追踪过共产党人。一次次的斗争，远比他从前学过的“心理作战学”复杂艰险得多；每一次的对手，都是些不易理解的，难以对付的人。在同伙里，他的确比普通的特工人员高强，否则，这一次便不会起用他了。可是，这并不能增强他的信心，因为在他心里，始终无法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使是美国特务的精密策划，一次次的斗争，却失败得愈来愈惨！在他初露头角的那一回，虽然千方百计把甫志高弄上了钩，可是许云峰一出现，竟毫不费力地识破了特务机关的全部诡计，连眼看到手的陈松林也给溜了。接着，他又伪装工人到长江兵工总厂干了一整年，却一点收获也没有。徐鹏飞要他装成地下党员到“刘庄”去活动，对象是孤零零的一个刘思扬，特别顾问还一再指示了突破方向：利用对手受不得委屈的知识分子情绪，可是，结果还是失败了。若不是守在刘庄外面的便衣特务发觉得早，刘思扬差点冲进嘉陵江泅水而去了。他不敢回想当时徐鹏飞圆睁的怒目，和那一阵令人寒心的狞笑。这一次，实际上是带罪图功，所以他更缺乏信心。到集中营里冒险，周围都是共产党，难保不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想着自己的任务，他一阵阵地周身战栗。他觉得，这种缺乏信念的情绪，并不是他个人特有的，连徐鹏飞，连老奸巨猾的特别顾问，也难免没有类似的情绪。一次次的周密计谋，初时仿佛大有希望，结果却是一场空！只不过美国佬和徐鹏飞从来不承担责任，每次惨败，都归咎于下级在执行中的错误。

这一次，他的任务更艰巨了，不仅要接近集中营里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而且要找出他们和地下党的联系。这是徐鹏飞在和谈期间准备的一套对共产党的突然打击失效以后，美国佬针对变化莫测的地下党的活动，重新部署的新行动。这次行动的特点是悄悄调查，掌握情报，然后突然打击地下党的领导机关。找寻监狱党和地下党的联系，被认为是发现地下党领导机关的一条捷径。谁知这桩艰难的任务，又落在他的头上。

前些时候，接到黎纪纲从美国寄来的信，看了那张穿着笔挺西服的照片上微笑的面容，心里曾泛起一阵酸溜溜的滋味。此刻，置身在这凶险的漩涡里，忆起幸运的黎纪纲，不禁又出现了羡慕和忌妒的情绪……第二天早上，昏迷的高邦晋渐渐醒转来。他用一种新来者常有的陌生眼光，打量着新的环境。突然，他好像被什么东西螫了一下似的，挣扎着，哼着，想离开他躺卧的铺位。“老高，不要起来嘛！你就睡在这里呀！”

学生都跑过去，照顾他，搀扶他，要他躺下，他却用力挣扎着，想坐起来。

“我不能睡在这里，”他固执地说：“让我起来！”“为什么？这里才避风呀！”

“你还在流血，不能感冒。”

“我不能睡在这里！”他指了指满屋的人，像受了侮辱似的愤然地说道：“我穿这么多衣服，同志们却穿着单衣，睡在门边。”

“门边风大。”

“同志们穿单衣都能睡，我也能睡。”说着，他硬要从楼板上爬到牢门边当风的地方去。学生们拗不过他，只好搀扶着他离开屋角的铺位。

“把毯子带过去。”

“枕头拿去……”

“谢谢同志们，我不要。”高邦晋固执地说：“我不能只图自己舒服，让大家在门口受凉。”

他把同志们送他的东西，一一退回去，什么都没有留下。最后才在大家友善而略带责难的目光下，勉强收下了一个破枕头。他笑了笑，感谢着众人的好意。他把枕头放在余新江和三个学生的铺位之间，脱开搀扶他的几只手臂，缓缓躺卧下去……

睡好以后，他睁大眼睛低声地责问学生们：“我的话你们全忘记了？”

三个学生象答不出老师指定的课题似的，无言地低下了头。

“受点伤算得什么！这里谁没有受过刑？难道值得夸耀，值得特别照顾吗？你们没有看见，多少人受刑，多少人牺牲……”

“老高同志！”有人插嘴说：“学生们是好意。受伤的人，应该受到大家的照顾。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哦——”他略带歉意地说：“我当是他们胡乱吹嘘，不知道是大家出自阶级友爱……但是，我还要说一句，同志们过于爱护我了。”

说完话，一阵伤口巨痛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迫使他伸手护住石膏裹住的左腿。学生们紧张地望着他，担心地问：“伤口又发炎了？”

“没有什么。”高邦晋似乎比关心自己更多地关心着学生，他告诫他们：“……到了新的地方，首先要冷静的观察，分清敌我，不要随便讲话。”

他的声音虽然很低，但坐在他旁边的余新江依然听得清楚。这就引起了余新江对他的注意。

他对学生说完话以后，闭上了嘴，合眼休息，没有找谁说话。下午放风的时候，他谢绝了学生们扶他出去走动的好意，独自留在牢房里，勉强把身体移向签子门边，把箍着石膏筒的左腿倚在墙边，默默地静望着窄狭的地坝——那块各室轮流散步的小天地。

他凝望着一间间牢房依次放风，依次收风。晚饭吃得很少，吃过饭又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门边，独自凝望着暮色苍茫的天空。

晚上点名以后，他一声不响地爬回自己的铺位，倒头便睡了。

一连几天，新来的人，都是这样。除了偶尔和学生低声讲几句话，和谁都不深谈。余新江一再观察着新来的人，也沉默着，不急于和对方交谈。

这天上午，他突然被提出去审问。晚上，被架回来时，神情有些变化。

夜里，新来的人竟自久久地不能入睡，偶尔，还传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余新江被身边不断翻身的人惊醒了。过了好久，才低声问那辗转不安的人：

“老高，这里有你的熟人吗？”

对方最初没有回答，仿佛他在考虑这句问话包含着什么意思。过了一阵，他才模棱两可地说：“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余新江沉默了，没有再问。

过了一会儿，又听见高邦晋说：“我认识的人，不知道是否在这里。有的人我知道他，他未必知道我。”

“你认识谁？”

“你知道许云峰吗？”

“原来关在隔壁。早就走了。”

“我在二处牢房里听说过，他现在关在梅园——美国顾问处。”

余新江这是第一次听到了许云峰的下落。可是，新来的人怎么会听到这个消息呢？余新江暂时不想多问，只是默默地想了想。

“成岗关在什么地方？”高邦晋又轻声问了一句。“不知道。”

“他不在渣滓洞？”高邦晋长吁了一口气。“这里再没有我认识的人了。”

过了一阵，高邦晋又说：“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否在这里。不过，他就是在这里，也不好联系。我知道他，他未必知道我。”

“你知道哪个？”

“我是个新闻记者，”他缓慢地说着，声音也有些迟疑：“我常到长江兵工总厂采访，知道一个工人，他是去年被捕的……”

“这个工人叫什么名字？”

“姓余，叫余新江。”

“啊，你认识他？”余新江问。

对方似乎没有察觉余新江声音中出现了惊愕，他只在牢灯透进来的几缕微光中摇摇头。“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他被捕以后，厂里大伙儿都知道他。外边有各种流传，说他被捕当天就被害了；又说他关在集中营。工人都想念他，设法营救他，到现在还在为他活动……”

“工人知道中美合作所，知道集中营？”

“和谈以前，国民党保密。现在外面报纸都登了，谁不知道？”对方换了口气，流露出对去年被捕的人的关切和了解。“他和成岗被捕后，工人营救不成，和厂里的特工人员发生冲突，把稽查处打得稀烂。后来，特务常常夜里失踪，尸首都找不到！吓得特工人员，再也不敢进厂了。”

“这倒痛快。”余新江欣喜地笑了。

“他的母亲余大妈，天天去找稽查处，又哭又骂，稽查处的特务威胁说要抓她。……”

“抓她？”余新江禁不住愤怒地问。

“当然没有抓。几百工人帮她，把特务狠狠揍了一顿。”

提起妈妈，那个摇摇晃晃的破草棚，仿佛又在余新江眼前闪现了。他克制着自己，不愿多回想那些辛酸的往事，却想多知道她现在的处境。

“特务没有报复？”

“嘿，报复？你知道，有多少人支持她！关心余新江的人，支持她，关心成岗的人，关心老杨师傅的人，全都支持她！”“老杨师傅？”余新江的声音里带着惊诧。

“你不知道，老杨师傅就是许云峰同志呀！他在厂里作工时叫这个名字。提起老杨师傅，厂里的人，谁都想念他。他离开工厂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被捕的消息传到工厂，许多老工人都哭了。有些工人凑了许多东西，硬要去探监，跑遍了全重庆的大小监狱都没有找到。后来，秘密集中营的地址传出去以后，许多工人都想冒险劫狱救他。”“厂里稽查处没有发现？”

“想劫狱的人，也不止一个厂的人。许云峰同志在煤矿也工作过。消息传到了那里，矿上派人到厂里去联系过，把工厂里的枪支也拖走了一批。”

“有这样的事？”

“全厂都闹翻了，可是敌人有什么办法？从厂里进进出出的运煤船，每天不知道有多少！重庆附近大大小小的煤矿，也不知道有多少……”高邦晋说得高兴，轻轻地笑了起来。

余新江感到兴奋，工厂里的斗争不仅没有因他们被捕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同志们斗争得多么巧妙，敌人连一点影子也抓不到。可是，他很快又从兴奋和激动中冷静下来，忽然问道：

“老高，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记者，和工人熟悉。”

“余大妈现在的日子过得怎样？”余新江低声说：“她是我妈妈。”

“你就是余新江？”

“嗯。”

“呀！太巧了！”高邦晋兴奋地紧握着余新江的手说：“简直没有想到，会和你在牢房里见面！我在昏迷中，似乎听见有人叫你小余，但是一点也没有想到，小余就是余新江，就是你！”

牢房里静悄悄的。学生们发出了均匀的鼾声，他们早睡熟了。现在，只有他们两人，还小声地喁喁谈心……高邦晋白天里的那种戒备情绪，完全消逝了。他显得热情奔放，见着余新江，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他说，他被捕的主要原因，是在报上公布了中美合作所秘密监狱的消息。事前，他为了防避敌人的突击检查，打清样时，没有拼排这些消息。等新闻处审完稿，报纸付印时，临时抽掉几条新闻，把它登了出来。再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报纸独家刊载了“工人告全市同胞书”。这篇稿子，也是他到工厂采访时带回报社的。他被捕以后，受过几次毒刑，一是因为他事先保护一个叫陈静的女记者出走，事后又拒绝写信诱捕她；二是因为他拒绝说出那些消息的来源。

说完这些，高邦晋迟疑了一下，觉得可以大胆行事了，他机警地靠近余新江的耳边，用一种十分自信而且紧急的语气坚决地问：

“同志，我要找监狱党的负责人，必须找负责人。你能帮助我吗？”他这样做，似乎鲁莽冒险，但这是经过反复研究的；因为，用旁敲侧击等等老办法，都无从避免对方的警惕，所以特别顾问决心采取新战术，要他充分利用余新江思念母亲的情绪，在毫无思想准备的瞬间，突然地大胆突破对方的防线。只要运用得当，便可以迅速成功。

余新江想不到高邦晋会突然提出这种要求。心里一惊，立刻镇定下来，反问道：“老高，你觉得有这样的必要吗？”

“我有绝密情报，要争取赶在敌人前面，告诉地下党，否则，地下党几天之内就有遭受破坏的最大危险！但是，我的情报只能让监狱党的负责人知道，才能尽快通知出去。除了负责人，我对谁都不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