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起诉（2/2）
“是的。”
“你觉不觉得，一个犯了罪的人把罪证放在一个随便谁都能找到的没上锁的抽屉里，这几乎不太可能？”
“可能他是匆忙间塞进去的。”
“可你刚才说过离案发整整一个星期了。他有充足的时间移走并销毁它们。”
“可能吧。”
“关于这点，不存在可能。他有还是没有充足的时间移走并销毁它们？”
“有。”
“下面藏着这些东西的那堆内衣是厚还是薄？”
“厚的。”
“换句话说，这是冬天时穿的内衣。显然，被告不应该去开那个抽屉，对吗？”
“也许吧。”
“可否回答我的问题？被告有没有可能在盛夏最炎热的那一周，去开一个装有冬天内衣的抽屉？有还是没有？”
“没有。”
“既然如此，有没有可能现在说的这两样东西是第三个人放在那儿的，而被告对此一无所知？”
“我认为不太可能。”
“但还是有可能？”
“是的。”
“可以了。”
接下来是更多的证据。关于七月底被告发现自己陷入经济危机的证据，关于他和雷克斯太太有染的证据——可怜的玛丽，对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而言，听到这些，该多么苦涩啊。伊芙琳·霍华德说的是对的，虽然她对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的憎恨让她一口咬定他就是那个与本案有关的人。
之后，劳伦斯·卡文迪什被带入证人席，低声回答着菲利普先生的问题。他否认六月份在百盛订过任何东西。实际上，在六月二十九日，他就远离庄园到达威尔士了。
欧内斯特爵士的下巴立刻挑衅似的翘了起来。
“你否认于六月二十九日向百盛订购过黑胡子吗？”
“没错。”
“啊，万一你哥哥发生什么事，谁将继承斯泰尔斯庄园？”
这个残忍的问题让劳伦斯苍白的脸立刻一片通红。法官不满地咕哝着，被告席上的约翰则愤怒地向前探着身子。
海维韦萨根本不在乎他当事人的愤怒。
“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劳伦斯平静地说，“会是我。”
“你说‘想’是什么意思？你哥哥没有孩子，你会继承它，是吗？”
“是。”
“啊，很好。”海维韦萨那和蔼的语气中有一种残忍，“而且你还会继承一大笔钱，对吗？”
“实际上，欧内斯特爵士，”法官抗议道，“这些问题跟本案无关。”
欧内斯特爵士鞠了一躬，继续发射利箭。
“在七月十七日星期二，你和另一位客人去参观了塔明斯特红十字医院的药房，是吗？”
“是。”
“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正好是一个人待着，你是否打开了毒药橱柜，检查了一些瓶子？”
“我……我……可能吧。”
“我认为你确实这么干了吧？”
“是。”
欧内斯特爵士又向他发射了第二个问题。
“你是否特别检查过一个瓶子？”
“没有，我不这么认为。”
“小心点儿，卡文迪什先生。我指的是装有盐酸士的宁的一个小瓶子。”
劳伦斯的脸色一下子变青了。
“不……我真的没有。”
“那你怎么解释瓶子上面留下了你清晰无误的指纹？”
这种恐吓的手段对紧张的情绪来说非常有效。
“我……我想我可能拿过瓶子。”
“我也这么想！你从瓶子里拿出过什么东西没有？”
“当然没有。”
“那你干吗拿瓶子？”
“我曾经学过医学，对这种东西自然感兴趣。”
“啊！所以你对毒药‘自然感兴趣’，对吗？然而，你是等到只有一个人时，才满足你的‘兴趣’的吧？”
“那纯粹是巧合。就算其他人在那儿，我也会这么做的。”
“可是，这事发生的时候，其他人不在那儿吧？”
“不在，但是——”
“实际上，整个下午，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是独自一人，然而你对盐酸士的宁的‘自然的兴趣’就发生在——我说，发生在——几分钟之内，是吗？”
劳伦斯结结巴巴地说得很可怜。
“我……我……”
欧内斯特爵士满意地说：
“我没什么要问你的了，卡文迪什先生。”
这几个盘问在法庭上引起了强烈的骚动。在座许多打扮时髦的女人都忙着交头接耳，她们窃窃私语的声音越来越响，法官不得不生气地威胁说如果不马上安静下来，就要把她们从法庭请走了。
还有一个证据。几个笔迹专家就药店毒药登记册上的“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这一签名发表了看法。他们一致认为这不是他的笔迹，并认为也许是被告伪装的。盘问之后，他们承认也有可能是其他人巧妙伪造的。
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士的发言并不长，然而却使案情有利于被告，并且态度强硬有力。他说，在他多年的经验中，从来——从来都不知道单凭一点微弱的证据就可以指控谋杀。这些证据不仅仅完全是间接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没有得到证实。让他们来看看这些他们听过和公正地筛选过的证据。士的宁是在被告房间的一个抽屉里发现的。正如他所指出的，这个抽屉没有上锁，并且他认为没有证据能证明把士的宁放在那儿的人是被告。实际上，这是某个第三者把罪行嫁祸给被告的邪恶目的的一部分。控方无法提供哪怕一点证据支持他们的论点，即从百盛订购黑胡子的人是被告。被告已经坦白承认他和继母之间发生过争吵，但这件事还有被告的财政困难都被严重地夸大了。
他那博学的朋友，欧内斯特漫不经心地向菲利普斯点了点头，然后说道，如果被告是清白的，在聆讯时就应该站出来解释吵架的人是他，而不是英格尔索普先生。关于这一点，爵士认为事实被扭曲了。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星期二晚上，被告回到家里，有人确定地告诉他英格尔索普夫妇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被告丝毫没有怀疑有人可能把他的声音错听成了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因此他想当然地认为继母吵了两次架。
控方断言，七月十六日星期一那天，被告装扮成英格尔索普先生去了村子里的药店。恰恰相反，那个时间被告正在一个叫做“马斯顿的小树林”的偏僻之地，是一张匿名字条让他去那儿的，字条上是一些勒索敲诈的话，威胁他如果不照做就会向他妻子透露某些事情。因此，被告到达了指定的地点，白白地等了半个小时才回家。不幸的是，来回的路上他没有遇见一个人能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幸亏他保留了这张字条，可以作为证据。
至于有关烧毁遗嘱的陈述，被告以前当过律师，一年前所立的那份有利于他的遗嘱，已经因为继母的再婚而作废了。他会出示证据证明是谁烧了这份遗嘱，而且有可能为本案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
最后，他向陪审团指出，除了约翰·卡文迪什，还有不利于其他人的证据。他引导他们注意一个事实，对劳伦斯·卡文迪什的不利证据就算不如对其兄长的有力，至少也是不相上下的。
此时，他传召了被告。
被告在证人席上表现得很好。经过欧内斯特爵士的巧妙处理，他把故事讲得既精彩又让人信服。他出示了收到的匿名字条，并交给陪审团检查。他愿意承认自己出现了经济困难，以及跟继母的分歧，这对他否认谋杀很有助益。
结束陈述之后，他顿了顿，又说：
“我必须澄清一件事。我完全拒绝和否认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士针对我弟弟的暗示。我深信，我弟弟在此案件中所做的绝对不会比我多。”
欧内斯特爵士只是笑了笑，他敏锐地注意到，约翰的抗议已经在陪审团中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接着，盘问开始了。
“我认为，你所说的你没有料到证人可能把你的声音错听成了英格尔索普先生的。这不是很奇怪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有人告诉我说我母亲和英格尔索普先生吵了一架，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不是真的。”
“女佣多卡丝重复了谈话片段——你一定记得这些片段——之后，你也没有想到吗？”
“我没听出来。”
“你的记忆肯定非常短暂！”
“不是的，但当时我们都很生气，而且我觉得说了很多多余的话。我没怎么留意我母亲实际都说了什么。”
菲利普先生表示怀疑的冷哼是法庭辩论技巧的一个成就。他转向了字条的话题。
“你恰到好处地提交了这份字条。告诉我，上面的笔迹感觉熟悉吗？”
“不熟悉。”
“你不认为这和你那经过伪装的笔迹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吗？”
“不，我不认为。”
“我告诉你，这是你自己的笔迹！”
“不是。”
“我告诉你，你急于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所以想出了这么个虚假而不可思议的约会的主意，并且自己写了这张字条以证明你的陈述！”
“不是。”
“就在你所宣称的自己在一个偏僻、人迹罕至的地方等待的时候，其实你是去了斯泰尔斯村的药店，以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名义买了士的宁，是这样吗？”
“不，这是个谎言！”
“我告诉你，你穿着英格尔索普先生的一套衣服，贴着跟他相似的修剪过的黑胡子，到了药店——还在登记册上签了他的名字！”
“绝对没有这种事。”
“那么我把字条、登记册上的字迹，还有你自己的笔迹，这三者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交给陪审团审议。”说完，菲利普斯先生坐了下来，一脸已经尽到职责、但仍对这种蓄意的伪证感到十分震惊的表情。
此后，由于时间已晚，案子下星期一继续开庭。
我注意到波洛的样子十分气馁。我太了解他纠结的眉头了。
“怎么了，波洛？”我问。
“啊，我的朋友，事情不顺啊，不顺。”
我心头禁不住安慰地一动。显然， 约翰·卡文迪什可能会被宣判无罪。
到家以后，我的小个子朋友挥手拒绝了玛丽发出的喝咖啡的邀请。
“不了，谢谢你，太太，我想上楼去自己的房间。”
我跟着他。他走到书桌旁边，仍然皱着眉头，拿出一小盒纸牌，然后拖了一把椅子到桌边，而且让我诧异万分的是，他开始一本正经地搭纸牌房子了！
我不自觉地拉长了脸，他马上说道：
“不，我的朋友，我不是老糊涂了！我在稳定自己的神经，仅此而已。这工作需要手指精密。手指精密才能让大脑精密。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这么强烈地需要它！”
“出了什么事了？”我问。
波洛朝桌上使劲捶了一拳，推翻了他仔细建造的大厦。
“是它，我的朋友！我能造一座七层高的大厦，可我不能——”捶了一拳，“找到，”又是一拳头，“我跟你说过的最后一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好保持沉默。接着，他又开始慢慢地搭建纸牌了，同时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
“完成了——就这样！放上——一张牌——另一张——用数学的——精密度！”
我看着纸牌房子在他手中不断增高，一层接一层。他从来没有犹豫或动摇过。简直就像是在变戏法。
“你的手真稳，”我说，“我相信我只看到你的手抖过一次。”
“毫无疑问是在我生气的时候。”波洛十分平静地说。
“确实！你怒气冲天。你还记得吗？在你发现英格尔索普太太卧室里那个文件箱被撬开的时候。你站在壁炉台旁边，习惯性地摆弄着上面的东西，手抖得就像一片树叶！我得说——”
但是我突然打住了。因为波洛嘶哑而含混地大叫一声，再次推翻了自己的杰作，双手按在眼睛上不停地揉着，显然非常痛苦。
“天哪，波洛！”我大叫，“你怎么了？病了吗？”
“不，不，”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是……是……我有了一个想法！”
“啊！”我长舒一口气，大声说道，“是你的那个‘小想法’吗？”
“哦，实际上，不是！”波洛坦白地说，“这一次是个非常巨大的想法，了不起的！这是你——你，我的朋友，给我的！”
忽然，他紧紧地抱住了我，热情地亲吻我的双颊。还没等我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已经跑出了房间。
这时，玛丽·卡文迪什走了进来。
“波洛先生怎么啦？他从我身边冲过去，大喊着：‘汽车库！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告诉我汽车库怎么走，太太！’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冲到大街上了。”
我急忙来到窗口。没错，他在那里，正在街上猛冲，没戴帽子，边跑边做手势。我转向玛丽，对她做了个表示绝望的手势。
“他被一个警察拦了一下，接着又跑了，现在拐过街角了！”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无能为力地对视着。
“出了什么事？”
我摇摇头。
“我不知道。他正在搭纸牌房子，忽然说有了个想法，于是，就像你看到的那样，他跑了出去。”
“好吧，”玛丽说，“希望他晚饭前能回来。”
可是，夜幕降临了，波洛还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