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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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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蓉挽着汪尔淼回家时,他脸上闪着泪光。

周蓉笑道:“您还至于被我气哭了呀?”

汪尔淼说:“如果我没有那样的一个女儿,就真想认你做干女儿。”

周蓉说:“有也可以。”

汪尔淼说:“我们现在已是师生关系,不可以。”

周蓉说:“那也可以。”

汪尔淼说:“不可以……两种情况,都让我有心理障碍。”

周蓉贴心地说:“那您就得克服某些自设的心理障碍,别做套中人才好。”

第二天,周蓉替导师买到了出国机票。

三天后的上午,师生二人坐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汪尔淼换了登机牌,周蓉此时才把装在信封里的美元交给了他。若给早了,她怕他放在哪里想不起来。

汪尔淼穿的呢大衣和一套西装是周蓉让蔡晓光从话剧团借来的演出服,他居然穿着很合身,看上去也很提神,像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似的。对那套行头汪尔淼丝毫没有心理障碍,因为实际好处是他可以将学校按规定发给他的制装费留作他用。

汪尔淼问:“确实不可笑吗?”

周蓉说:“当然不可笑,像胡适的朋友们。”

汪尔淼说:“那就适得其反了。胡适是鼓吹西学的,而我是去参加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的。”

周蓉说:“总不能让您像辜鸿铭似的穿一袭长衫出国吧?章士钊倒是维护传统文化的,他不是一向西装革履的吗?”她起身站在导师对面,打量着他又说,“嗯,乍一看像胡适的朋友们,细一端详,气质上更接近钱穆等人,真的。”

汪尔淼苦笑道:“我女儿要是也能像你这么逗我开心,那我可就幸福无比了。”

时间充裕,师生二人正那么轻松地聊着,忽听广播里寻人,播出的名字正是汪尔淼,请他立刻到总值班柜台去,学校的人等在那儿。

师生二人匆匆赶去,见是外事办的那位女同志和财会室的一位姑娘。

外事办的女同志问汪尔淼:“买回程票的美金带在身上了吧?”

汪尔淼说:“是啊。”

外事办的女同志说:“快给我看一下。”

汪尔淼就从西服内兜掏出信封递给了她。

她立刻取出美金点数。

周蓉问:“多了还是少了?”

外事办的女同志连点两遍,这才说:“不多不少。”将美金又放入信封。

汪尔淼就伸手来接,她却把信封交给了财会室的姑娘,万事大吉地说:“没你的事了。咱俩就算正式交接了,你先到校车上等着吧。”

汪尔淼一脸困惑地看周蓉。

周蓉奇怪地问:“这是演的哪一出?”

外事办的女同志的解释是——对于公费出国之事,上级有新的指示精神,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实属工作需要,一切规定照常,但是鉴于目前的特殊情况,应对各类非考察性质的出国活动予以必要限制。汪尔淼的出国属于后者,学校怕被抓成典型通报批评,只能收回买回程机票的美金。

“汪老师,您想啊,上级的指示精神明摆着,在这节骨眼上要是真被通报批评了,对学校不好,对您本人也不好,是吧?您是在乎声誉的人,那多不值得呀?所以,咱还是不花学校一分钱的好。我来时领导要求我一定要向您解释清楚,学校不是出不起这一笔钱,主要是为了维护您的声誉……”外事办的女同志说得似乎合情合理。

汪尔淼说:“可……那我怎么回来呢?”

外事办的女同志说:“领导让我向您建议,跟法国主办方多说点儿好话,请求他们连返程机票也承担了!法国是欧洲第一个和咱们建交的国家,始终比较友好,他们对您肯定会例外的。事在人为!再者说了,他们是资本主义富国,富国主办中国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邀请的还是咱们中国的教授,哪有不承担返程机票的做法呢?这种做法实际上丢的不是咱们中国的面子,而是他们法国的面子哩!如果他们真不怕丢他们的面子,真不给您面子,那也不要紧,您去找华侨联谊会。法国有不少华侨联谊会呢,华侨们都比着爱国,肯定都愿意为您买张回国的机票。如果您舍不出您的面子,那就干脆找中国大使馆,咱们的大使馆也肯定会为您买张回国的票……”

周蓉几次想发火,一次次克制住了。其实她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让她有充分的理由发一通火。是法国主办方吗?人家在邀请函上早已声明——民间行为,经费不足,敬请原谅。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哩!是校方吗?学校起初是支持的呀,他们师生俩一块儿出去学校都痛痛快快批了啊!是上级指示吗?更不能对人家外事办的女同志发火啊,人家一直在真心实意地替自己的导师出主意想办法啊!冲人家具体办事人员发不着火呀!

如同“文革”时期的老革命面对“造反有理”的红卫兵,一向善于随机应变的周蓉也一筹莫展了。

汪尔淼更是乱了方寸,他像孩子看着母亲般看着自己的女弟子,期期艾艾地说:“周蓉,这我就怕了……你还是替我把票退了吧!”

不待周蓉开口,外事办的女同志也急了,她说:“汪教授,退票可不行!都换了登机牌了,您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呢?不要说能不能退得成,就是退,那肯定也得收几成手续费!尽管是一张打折票,那也七千多元,收百分之五的手续费也几百元啊!财务方面也不好走账啊!”

汪尔淼苦着脸说:“我真的怕了哩,我到了法国,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我也不能在国外丢人啊!”

周蓉深吸一口气,尽量镇定地说:“都别急。急也无济于事。我想……我认为,究竟该怎么办,那还是要听我老师的。现在起咱们都别说话了,老师给您半分钟,您干脆闭上眼睛,别看我俩,好好想想究竟去还是不去……半分钟后,再睁开眼睛将您的决定告诉我。”

汪尔淼果然乖小孩听妈的话似的闭上了双眼。

外事办的女同志对周蓉耳语说:“你还是应该将他哄上飞机去,教授,改革开放了哩,别那么‘面’,得学着闯荡点儿!”

周蓉说:“别影响他,让他好好想。”

还没到半分钟呢,机场里响起了广播找人。

“汪尔淼同志,汪尔淼同志,您乘坐的飞往法国巴黎的飞机就要起飞,请您准备好登机牌及相关证件,立刻去往三号安检通道,那里有机场服务人员在等您。”

汪尔淼睁开了眼睛,六神无主地看着周蓉。

外事办的女同志说:“听到了吧?您都快耽误一架飞机的起飞了!别看着她啦!都派人在安检那儿等您了,快去吧,再不去就不像话了!”

她显得比周蓉有主意,目的明确——那就是要将汪尔淼哄到飞机上去。

见她挽住汪尔淼像劫持了一名人质似的朝安检区快步而去,周蓉犹豫一下,只得拎起导师的旅行箱紧随而去。

三号安检通道口外果然有位空姐在焦急等待,望见他们,迎上前来,一手从周蓉手中夺过旅行箱,一手拽着汪尔淼便走。她嘴里也不闲着,冷着脸批评:“没你们这样的!头一次坐飞机呀?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安检?这边这边!特殊通道,您倒是迈开步子快点儿走哇!”

汪尔淼通过了安检,转身望着周蓉又叫了一声:“周蓉!”

听来确实有点儿像小孩子叫“妈”,看上去如同被卖了,样子可怜巴巴。他不但是头—次乘飞机,此前连卧铺也没坐过。“文革”前没坐卧铺的资格,“文革”十年中一直在干校接受改造,“文革”后从未跨省出差。此番一出差就飞到法国去了,身上连买返程机票的钱都没有,他难免恓惶。

望着导师一步三回头地被空姐拖走,周蓉心里挺不是滋味儿。

外事办的女同志开周蓉的玩笑:“哎哟,你还真把他看成孩子了?早料到了他这么‘面’的话,那还不如出国的是你了!”

周蓉没好气地说:“这算什么破事呀,你还有情绪开玩笑!”

忽听有人喊她的名字,转身一看,竟是哥哥周秉义。

她吃惊地问:“哥,你去哪儿?”

秉义说:“先别管我去哪儿,我有几句话要单独问你。”

外事办的女同志告诉周蓉校车停的地方,识趣地先走了。

秉义看一眼手表,严肃地说:“我出国去苏联该过安检了,就站这儿聊几句吧。我要求你诚实地回答我,刚过安检口的那位老先生是谁?”

周蓉如实回答。

秉义表情更加严肃地问:“既然是你导师,你只不过是来送他的,你俩恋恋不舍的是怎么回事?出国开会,最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他为什么那样子叫你?”

周蓉反问:“他什么样子了?”

秉义说:“他一叫你的名字,我不由得就站住了。我看见他眼泪汪汪的……你自己眼边的眼泪也还在呢,这太不寻常了吧?”

周蓉说:“哥,你是想说太不正常了吧?”

秉义说:“我不反对你那么理解我的话。周蓉,男女感情之事,可千万别当成儿戏,咱们周家没那种基因。如果说你第一次离婚全怪冯化成不好的话,那么我要说,蔡晓光这人是不错的,他对你的爱情是经过长时间考验的!”

周蓉红了脸,又好气又好笑,嗔道:“哥,你想哪儿去了!你这不是当面羞辱我哩!省省你那份心吧。”她随即将话题往哥身上一转,“你们厂怎么也不派个人陪你,让你当书记的一个人出国,还是到苏联去!”

秉义说:“苏联怎么了?”

周蓉说:“那边社会治安动荡,你不知道?”

秉义说:“没那么不好。多出去一个人,不是多花厂里一份钱吗!我既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秘书,能省就省吧。”

周蓉想起了几天前的晚上与军工厂那辆车发生的冲突,想跟哥说说,又怕耽误时间,便只好说:“那你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吧!快去安检。我也得走了,别让校车等得不耐烦。”

她转身要走,却被秉义拽住了,他不罢休地说:“你还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都说明白了呀!还怎么正面回答呢?是你自己太可笑了哩!”周蓉挣脱哥哥的手跑了。

“周蓉!”

她只得站住了。

“你可要让哥在那边省点儿心啊!”

哥的话听来不无相求的意味。

她头也不回地大声说:“照顾好自己,也让我省点儿心!”

望着妹妹跑出机场的身影,周秉义真的又多了一份心事。

让许多人羡慕嫉妒的军工大厂的正厅级党委书记,那时忽然觉得自己人生中最愉快的岁月反而是知青年代,而不是返城当了官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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