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与送别（下）（2/2）
喔呦……你看看，像煞半壁江山！
大厅空了。好太阳。众人出外走动说话。过十二点，我被叫到走廊尽头的火化区，王韦一家、王韦小姐姐一家，先已在了。那是一方明亮的天井，左手是家属休息室，右手是玻璃排门，门下摆着大盆栽，门楣挂着五彩灯笼，灯笼下端的标语写着中国人惯说的漂亮话，“清慎勤思生，和善荣天下”之类，墙面画满吉祥鲜艳的图案。负责播放音乐的员工客气地说，快了，陈先生，稍微等等。我茫然站定，瞧着玻璃门。门开了。木心，手插在裤袋里，穿那件灰格子衬衫，一步逸出，随手关拢玻璃门，看向人群，找到我，朝我使眼色——在纽约的无聊聚会中他欲离开时，常是这样地斜眼瞥来，神色决然而调皮——天井上方投下正午的阳光，他眯起眼，显然不认得这里。
我不信幻觉，尤不耐烦阅读幻觉的描述。猛地一怔——也就半秒钟吧——装殓师，那位高大忠厚的人随即将我单独叫过去，打开靠墙的一扇小门，里面是办公室，桌上搁着电脑和当天的报纸。我被客气地让座，得到一支烟，一杯新泡的茶，于是聊天。
忽然好安静。众人隔在门外。事情先已商量好了：由王韦的闺女持先生遗像，王韦捧骨灰盒，出馆上车，去乌镇；到晚晴小筑，再由我接过骨灰盒，小代持遗像前导，迎先生回家。向宏关照说，本乡的其他习俗，就免了，但必须跨过大门口点燃的稻草，意谓完成生死的交割。当然，我都应了。
十二点半到一点之间，遮掩焚化炉的彩色玻璃门拉开了，我们小小的行列走出来。候在甬道的众人见状拥来，又复闪开，随即簇拥我们，向外走。小代，小杨，如临大事，奋勇地跟着——在医院的日子，先生忽有需要，他俩便是这样地耸身跃起，着即奔来——我唤他俩来我左右，拉起手，孩子有点错愕，随即手指握紧，脚步沉稳了。就这样，我们跟着王韦——仿佛跟着先生——继续走，穿过空荡荡的告别厅，走到阳光下。
车队向乌镇开。自十一月十五日先生离开晚晴小筑，此刻终于是在回家的路上了。下车后，我接过先生的骨灰盒，走向晚晴小筑大门——现在他变得那么小，由我抱着——青天白日下，那堆点燃的稻草几乎不见光焰。二楼灵堂挤满人。骨灰盒有点沉的，我不知是这般重法。先生到家了。灵堂隔壁就是他的卧室。小杨帮我将盒子挪放壁炉的上端。
木心先生遗容。谢谢郑阳留下这唯一的遗体影像，两小时后，木心就没有了。
下午一点，我们步出告别厅。王韦的女儿捧着舅公的遗像，走在前面。后排左起：小杨、我、手捧骨灰盒的王韦、小代。
昭明书院木心追思会现场。（郑阳 摄）
连串的事，一件接一件，做完了。死，葬礼，原来这般平实而肯定。我记得每个细节，但我不愿写出在办公室停留的半个小时。再不能问先生了——他在乎，且精通什么不要写，又使所写下的，仿佛不写——其实，办公室尽头还有一扇小门，开进去，便是焚化间，成排的锅炉，很干净，有如厨房，绝不可怕，如死亡，明确而简单。
那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见么？我提前目击了我们全体的下场。他们要我戴上墨镜，然后打开炉膛的小小铁门，如赐特许的礼遇，让我正视熊熊烈焰。
“倘若他要走，是不是应该再晚一点？不要那么快，所以我很惊恐，不愿相信。”
“那天我在办公室，旁边一个女同志，那一刻我很想痛哭，但我忍住了，因为我无法向她们解释，我为什么要哭。”
“十点钟熄灯了，我躺在座位上，一直哭，列车员发现了，他说怎么了孩子，我说家里有位老先生去世了。”
“我是一个没有编制的老师……我知道今天会有一群人在等候，不论来自哪里，不论贫穷或者富有，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
“他非常有魅力，但是很害羞，一开始的谈话缓慢艰难。幸运的是，当我告诉他我认为他的画作深受塞尚的影响，他非常高兴，突然不那么害羞了。”
“他的文字很美，让我觉得中国的文学就是这样的，你读不懂，可还是愿意读。”
“文学研究界，我坦率地说，是失职的，缺位的……刚才那么多青年读者表达了对木心先生的爱慕和敬仰，但是文学界评论界是缺席的，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也值得我们研究深思。”
“他不情愿出来，他觉得关在地下室，有吃的喝的，很潇洒——我发现他在说谎，他用谎言和他骄傲的姿态，糅合着这种痛苦。但是今天大家说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种隔阂突然消失了。”
“我们有鲁迅的传统，周作人的传统，胡适的传统，张爱玲的传统，但是木心跟他们都不一样。”
“八十四年，他始终面临各种非艺术势力的剥夺和取消，他用自己的法子竟然逃过了一切的劫难。”
“在大家心里，木心先生是诗人、画家，或者是作家，但是在我心里，他更多的是一位老人家。”
……
这就是下午在追思会上我所听到的一小部分说话，全文记录后，近四万字。以上发言者我只认识四位：上海的陈子善，北京的孙郁、李春阳，纽约人弗里德。其余都是陌生的青年，会散后，再没见过。
我也叨唠了。怎么那时还能絮絮说话呢。此刻想来，不知如何过了那一下午。两百多人坐拢时，长排轩窗的垂帘缝透入阳光，直射会场，散会时，已过掌灯时分——上午的告别仪式，我不肯哭，午后会场听几位陌生青年口口声声说出这些话，好几次，我老泪。到这岁数，大约能用这用滥的词语吧：眼看先生老下去，我总抱歉自己的年轻，今天他被烧掉了，我成了一个老人。
小代、小杨，是我最先给大家介绍的青年，仿佛他俩是先生的未亡人。孩子应声起立，之后忘了请他们坐下，他俩老实，站了许久，有如罪犯，此后，什么也没说——中午先生还在，哪怕是尸身，之后，尸身也没了——从那天开始，我一见小代、小杨，就像面对木心。
多数与会青年从未见过先生，也未来过乌镇。我已很难想象读者从文字中如何思量他们所想象的木心，而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径自来了，仅仅为读过他的书，为书中那些字。那天追思会场一遍遍环视满座青年的哀戚，我不是感动，而是惊异，不全为了那份集体的哀戚，而是，这些动容的脸，何其年轻：哀矜之于年轻的脸，其实是憬然懂事的意思——因为文学，还是因为木心这个人？
两位纽约电影人也寄来悼念的小稿，当众念了，随即播放他们辑录的片花：忽然，木心活转来，微笑着，老苍苍的语音，年迈持重，戴着那顶圆形的毡帽，因改说普通话，有点结巴。古人与死者诀别后，没有照片，没有录影，唯苦思而托梦，或假鬼怪小说与死者神会，又再铺衍渲染，演成文学。这一层，今人于死者的追念方式，事属进化么？愈是目睹死者的影像，愈是死的确认。午间才刚亲手捧了先生的骨灰盒，几小时后，木心复活，抽着烟，又在说话了……
全场肃静。我远远瞧着视频，心里藏着一桩秘密——他闪身走出，随手掩上玻璃门——直愣愣盯着木心，我又看见熊熊烈焰，看着，骤然想起他在病榻上的呓语，暗暗一惊：
我的话说完了。弥赛亚！地底下有玫瑰色的火焰，在读我的诗。
午间的“豆腐饭”，十余桌，追思会后的晚餐也是好几大桌。席间，乌镇团队年轻人往来安顿宾客的去留，代为订房，退房，领路，叫车……总在十点左右吧，顷刻，人散了。古镇冬夜，我鬼一般回到晚晴小筑，不记得独自去的，或者和谁一起。二楼灵堂灯光雪亮，音乐仍在行进。陇菲，瑞琳，春阳，先已到了。小代、小杨不知哪里吃的夜饭，也早愣在这里。好安静。因为巴赫，因为杯光闪闪的小烛火，二楼更其宁静。我们再三说起下午那些陌生青年的发言，唏嘘感动，相偕慨叹了。
人早就明白如何哄骗生死。告别仪式与追思会中，我以为自己镇定如常。现在没事可做了。大凄凉袭来。好几次想要放声大哭，狠狠吞回哽咽，立刻加入众人的谈话。小代，小杨，仍然站着，瞧着我们，一声不响。
我要小代坐下，问他：“你想先生吗？”
“先——生——没——有——走。”他如往常那样平静，一字一顿说，眼睛顺下去。
“为什么？”我问。
“你看……”他扭头指指通往卧室的门缝，“那里亮着灯，往常夜里我会在厅里坐坐，怕先生有事叫我。”
小杨从不吭声，也不坐下，老是雄赳赳站着。“你想先生吗？”我问小杨。他眼睛一闪，飞快地说：“下午梦见先生哩！他进来叫我！他穿那件毛衣，还有那双鞋，你知道，麻布面的皮鞋哩……他说他冷……”
有声有色地说着，小杨一脸乡下孩子讲起异事的惊怵和诚实：“我好奇怪，先生不是火化了吗？真的！他走进来叫我哩！”
我总分一只耳朵听音乐。音乐那么忠实，不肯弄错一处音节。我又问小代：“你喜欢今天的音乐吗？”
他直起身子，郑重地说：“丹青老师，你可以把这盘碟子留给我吗？”我说当然。他说：“有一段，我觉得，好像把你的心，拿出来，用——绳——子——在——上——面——拉。”
我立刻扭头与大家说话。深宵。灯愈亮了。终于众人起身离开，聚在楼梯口，等瑞琳。她仍站在壁炉下端的灵台前，兀自抽泣，盯着环绕烛杯的木心的书。我走过去，听她喃喃地说：“我们全都对不起他，都对不起他。”
第二天。有谁经历过丧礼过后的第二天吗？窗外喧嚣，人世如常。总有十点多钟了。宾馆餐厅空无一人。伺候的胖女孩几次看我，神色狐疑而怜悯。我看不见自己，独自吃完好大一碗面。之后去到晚晴小筑，那两条狗，跳蹿迎门。午后商议故居和遗物等等善后事宜，向宏、王韦、小代、我，坐在一楼客厅，全是在纽约看熟的木心的家具。夜里与王韦一家聚餐、告别，瑞琳和春阳一早就走了，唯陇菲留下来。饭后进先生面北的画室，满目遗物。水槽凝着涮洗笔色的积垢，案头摊着凌乱的排刷、毛笔、调色盘、试色的片纸、遗弃的废稿。东墙那方小小的匾额也是纽约见惯的，嵌着木心手制的半浮雕小字：
垂石彝荒
逼人的凄凉，收拾片刻，我们放弃了，回上二楼，各自捧杯热茶，守着灵堂。杯中烛火仍在哆嗦，几天来，这里变得好像从来就是灵堂。小代，小杨，知道我明日就要走了，单是朝我愣着。过去一个半月，我可依靠的人便是他俩——木心横躺在我们中间，昏迷，醒来——如今先生躲在壁炉上端，就剩我们了。
“烦吗？在医院时？”我试着笑问他俩。孩子不吱声，只是愣着。“久病床前无孝子。为什么你俩对先生这么好？”我又问。
小杨看看小代。停了片刻，小代，缓缓地说：“丹青老师，我们在外打工，你知道的……到这里来，先生把我们当人看。”
“怎样当人看？”
这回是小代看看小杨，然后直视我：“比方说，我做对了事情，先生会夸奖我，做错了，他从来不骂的……”那他怎样呢？“他就教我下次怎么做，下次怎么说。”
我转向小杨，他为必须说话而苦恼了。忽然，他又那么眼睛一闪，飞快地说：“我来这里，半年不敢看先生哩！这样的老头子，我没见过啊……”
两个小伙子都有连腮胡，都剃青。小杨，云南人，派来照应先生前，是巡镇的保安，随手擒拿游客中的偷儿，平日里俯卧撑连续八九十个，不在话下；小代，贵州人，十六岁一路打工到乌镇，跟了先生后，画起画来。壁炉边挂着他的速写，逸笔草草，我初见，吃一惊。先生入院后，俩孩子轮流在病室与宅子值更，小代每夜枕下藏一把匕首：“要是有人来偷东西，我就和他拼。”
那夜我们坐到几时？愈是夜静，灯光愈是亮。翌晨，阴，小筑一楼，景象壮观：所有先生的用具、摆件、衣帽、手杖、相框、书籍……全都堆放在客厅地上，位公司职员正在清点编号，逐一拍照，登记在册。固然这是好事，要做的，但人群背后的小杨见我到，转身拉我去到回廊，急得语无伦次：“不可以的！丹青老师，先生的东西不可以动啊！”我回到客厅，一眼看见木心的两只皮箱：陪先生回国时，是我办的托运手续，眼前，皮箱把手仍然缠绕纽约机场的行李签条，蒙着六年的尘埃。
午后与俩孩子拥抱告别，仿佛履行又一次遗弃。他们默默送到车旁，瞧我哭成那样，仍是呆着，直到车窗摇起，两张孩子脸忽地暗下来——先生未及写完的手书遗嘱，是将所有积蓄分给四个曾经照应他的青年：黄帆、徐晓琪、小代、小杨。
我现在看到小杨、小代就好像看见先生，木心暮年，这俩孩子寸步不离，尽心照顾他。上图：二〇〇八年夏，左起：小杨、木心、小代。下图：二〇〇九年冬。（郑阳 摄）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礼，当夜，第二夜，我和俩孩子在二楼灵堂守夜，楼下的前厅，木心已经变成这幅喷绘的肖像，拍摄者就是请他回乡的陈向宏。
丧礼结束了。我不知道这篇文字怎样结束。回想种种，唯一未做的事，是不能临别与木心单独坐坐。单独坐坐，又怎样呢，我不知道。大半年过去，我被冻结的记忆就是小隔间的那几分钟，眼看先生死在那里：缩小了，像个孩子，一个满头白发的死孩。
我没读过详详细细的文字，描述死亡——不是小说，不是虚构，是真的死亡——如今我试着做，但做不到。人总有目击死亡的头一次。到我这岁数，不少人早已经历过，而我的初次的伴送，没想到，会是木心。追思会上好几位青年都以为先生起码活到九十九岁，以为有的是机会跑来乌镇看望他。我听着，却又想起先生昔时的笑谈。
是在抗战末期，木心十来岁，说是乌镇人成天聚在那里闲聊斗嘴，口气之大，一扯就扯到世界大战——于是木心改口说起乌镇话——“那么，希特勒，罗斯福，到底啥人赢？！”
终于有位年长的男子结束道：“总归美国人。不相信？你看看罗斯福那只下巴！”
木心也有一个狭长丰厚的下巴。“还早哩！”我对他说。那时先生才过六十岁，重拾写作没几年。“是呀，我还是个文学青年，刚刚开始呢！”这回翻阅他暮年的笔记，其中一段大意是，真的艺术家便是活到九十几，亦属夭折的。
我懂他的意思。五十多岁去国前，他的艺术，他的记忆，先已死过一回：文稿照片被抄没，先生没有私人的物证得以勾连他的过去。此所以他在病榻撞见自己十九岁时的照片，扭头恸哭。而他的幼年的形影，二〇〇九年初，寻上门来：王韦，带着家族老照片送到乌镇。
那时木心名叫“孙璞”，四五岁，拍摄年份是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间，距今快要八十年了，影像模糊，但是好看，一帧典型的民国家庭照——孙璞，穿着绣花丝绸的小长袍小马褂，头戴小帽，身后的小姐姐微微扶着他，右侧是父亲，当胸握着礼帽，左侧是母亲，前额一缕刘海，再左侧，是他的美丽的大姐，二七年华，模样介于女孩和姑娘之间，伸一只脚踏着园林的矮栏杆。
照片中的家人全都看着镜头，唯小少爷略微斜睨——先生早对我笑说这幅记忆中的照片，说他当时顾念衣襟不妥帖，袖手拽着下摆，未及正视，照片已拍好了。现在，我总算亲见了这份珍贵的影像。
那是先生一家最好的时光。两三年后，木心的父亲病死了；又若干年，小姐姐死在十五岁年纪——一九八六年陪木心去哈佛办展览，车中听他说起小姐姐的死，说是装殓时身体已经蛮长了，她的男友跺着双脚，仰面大哭。言及此，先生看向窗外，哽咽而沉默了——一九五六年木心二十九岁，头一次牢狱之灾，囚禁半年间，母亲心焦而死，不满六十岁。一九六七年，木心四十岁，时“文革”初，他的大姐姐被批斗至死：那照片中的美丽的女孩。
此后岁月，这份江南人家就剩木心一人活下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木心的身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识先生，他对我说起过父母姐姐的死，语气平缓。其实当他大姐姐出丧时，木心在灵车里放声号啕，连惯见丧事的殡仪馆司机也回头看他：这一节，是王韦告诉我的，当年他在灵车里和木心舅舅一起送别母亲——王韦说时，正捧着木心的骨灰盒，与我并坐在桐乡回向乌镇的车上。
先生的死日，是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倘若喘息不止，到得今年二月十四日，木心便活满八十五岁：孙璞，是族中最高寿的人，现在他潜入这幅民国的照片，与全家会合了。
二〇一二年三月至十二月写于北京
木心先生仅存的全家照片，约摄于一九三一年或一九三二年，由外甥王韦保存。左起：木心的父亲孙德润、幼年木心（当时名叫孙璞）、小姐姐孙飞霞、母亲沈珍、大姐姐孙彩霞。
木心，二〇一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一九四八年木心二十一岁，摄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垂老的木心。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二日摄于晚晴小筑，当时他已接受两位纽约电影人的拍摄要求。一年后，先生不省人事。
[1] 本文初刊于《〈温故〉特辑：木心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后收入《草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