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动员劳动力（2/2）

因此，这种农业工作的节奏一直延续到工厂之中，工厂工作可以帮助家庭保住土地。在新罕布什尔州，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家庭成员基本上在工厂里全职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则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作，例如巴杰（bad）一家：玛丽做全职工作，而阿比盖尔和莎莉只是短期打工。

但是，即使在19世纪20年代的多佛制造公司，也已经有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家庭，许多成员长期留在工厂里。珀金斯一家就是这种模式的例证。包括两名男子在内的家庭成员基本上都从事全职工作，因此他们不大可能种植任何农作物或饲养动物。不管具体的模式如何，并不是工厂劳动本身的吸引力吸引了数百万人进入棉纺织厂的旋涡中的。18

多佛制造公司巴杰一家的工作表，1823—1824年。

制造商试图规避吸引大量人员到工厂工作的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优先招募社会上最弱的成员，那些最没有资源抗拒的人。为此，他们利用了家庭内部长期以来的既成权力关系，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家长制，这使得男性户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支配妻子和孩子的劳动力。事实上，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较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并将这些制度和关系作为一种工具来更广泛地革新社会。雇主明白，他们劳动力的“廉价”依赖非资本主义的谋生方式持续存在——这个教训最终也让印度和其他地区种植棉花的农村，得以过渡到为世界市场生产。资本主义革命成功了，因为它还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

因此，孩子经常是第一个进入工厂工作的人，埃伦·胡顿就是其中之一。多达一半的棉花工人是孩子，被父母所逼迫，而这些父母又被新的经济现实所逼迫。儿童劳动力非常便宜，工资相当于成人工资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且相对听话，不太可能反对极其重复和枯燥的任务，而且即使他们这样做，也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惩罚。对于资源很少的父母来说，孩子往往是额外收入的唯一来源。例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曼彻斯特制造商麦康奈尔和肯尼迪，他们生产精细海岛棉棉纱，雇用了大量的儿童。1816年，在他们的568名工人中，有257名16岁以下的，占总数的45。19

在塞缪尔·格雷格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开创性的阔里班克纺纱厂里，许多贫穷的孩子都以所谓的学徒名义做工。在1784年到1840年间，格雷格招募的工人中一半以上都是儿童，他把他们安置在宿舍里，让这些孩子为他工作了7年。格雷格称自己是一位体贴的家长式雇主，他把一名童工埃斯特·普赖斯（esther price）锁在一个特别建造的用于管教“不服从行为”的牢房里，并让其他孩子加班工作，以惩罚他们吃了一个苹果的“罪行”。同样，格雷格也绝非独一无二。例如，塞缪尔·奥尔德诺也利用了一个繁荣的“学徒”市场；1796年，克勒肯维尔教区展示了35名男孩和35名女孩，邀请奥尔德诺随意挑选多少。《爱丁堡评论》在1835年宣称，工厂“一直是［儿童们］最好最重要的学校”。他们断言，把这些儿童放在街上情况会更糟，因为纺纱厂使得“孩子远离了危险的道路”。20

儿童制造工业革命：麦康奈尔和肯尼迪公司工人年龄，1816年。工人总数为568人。

由于社会接受童工，并且有大量迫切的需求，大量童工工作在棉花生产的各个方面。1833年，兰开夏郡棉花工厂中36的工人年龄小于16岁。1846年，比利时全部棉业工人中有27的人不到16岁。在1800年，齐格兰（siernd）一家纺纱厂的300名工人中，有一半是8至14岁的孩子。1798年俄国财政部允许米哈伊尔·奥索夫斯基建造第一家机械棉纺厂，他从圣彼得堡一家孤儿院“接收”了三百名儿童。从萨克森到普埃布拉，再到哈布斯堡帝国，情况到处都很相似。加泰罗尼亚的制造商将他们的工厂安置在比利牛斯山脚下，这里有着许多苦苦挣扎的农民，可以从中获得童工。在普埃布拉，大多数棉花工人此前都是农民、欠债的雇农和纺织工匠，不过儿童也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从10岁就开始工作，有时甚至更早。早在1837年，米卢斯工业协会的一个委员会就报告说，儿童从事“强迫劳动”，并且“非志愿地做贡献”。为了改善条件，委员会建议将8到10岁的儿童每天工作时间限制在10个小时；10到14岁的孩子为12个小时；14到16岁的孩子每天13小时，同时只允许14岁以上的儿童上夜班。他们希望这种半心半意的措施一旦实施，能改善儿童的生活。然而，阿尔萨斯棉业依然严重依赖童工，企业家强烈反对1841年通过的一项限制这种做法的法律。事实上，在米卢斯资产阶级家庭中的童年的发明（vention of childhood），就像欧美其他国家一样，是建立在极力剥削周围的工厂里童工的基础上的。来自英国、丹麦、瑞典和俄国济贫院的孩子们的童年都在纺织工厂结束了。21

除了儿童，女性，尤其是年轻未婚女性构成了棉花产业劳动力。事实上，棉花制造业成为18世纪和19世纪最由女性主导的产业。如前所述，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新罕布什尔州多佛制造公司中，所有工人中有89是女性。在加泰罗尼亚的棉花产业中，多达70的工人是女性。尽管男性在墨西哥和埃及占主导地位，但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女性主导着棉纺织业。女工的这种优势往往导致了棉花业长期被人忽视，被男性主导的采煤业、炼铁业和铁路业所掩盖了。22

毫不奇怪，这些女性大部分来自农村。这部分原因是家庭的策略，即通过工资来补贴正在减少的农业收入，从而有机会保住土地。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地区的女性曾经负责纺纱和编织长达几个世纪，这种趋势仍在继续，虽然工作本身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从手工变为机器生产。1841年，当年轻的威廉·拉斯伯恩来到美国的时候，他对女工的无处不在感到震惊：在新泽西州帕特森的一家工厂，他发现了“世界上最浪漫的工厂”，他还发现“这些工作的女性看起来面带病容，但非常漂亮”。几天后，当他参观洛厄尔工厂时，他观察到，“工厂里的女孩很整齐，很漂亮。我相信她们一般都受过良好教育，她们是农民的女儿，有时甚至是神职人员的女儿，离开家庭去那里工作几年，以做好结婚的准备”。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一样，拉斯伯恩对女性从事棉花业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看法。23

由于长期以来的偏见，女性的劳动力便宜得多。历史学家发现，“在固定的工资结构下，女性通常只能挣到男性工资的45到50”。然而，女性不仅工资更为廉价，她们也更少根植于较老的常常规范男性手工匠人的工作文化，这种工作文化可能也确实成为抵制工厂主的基础。女性的工作模式，以及她们的孩子的工作模式，更容易被塑造，以适应机器生产无休止的节奏。24

获得女性劳动力对于早期的棉产品制造商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后来还有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别。并不是说其他地方的女性并没有从事纺织品生产——她们从事了——但是与非洲和亚洲不同，欧洲和北美的女性最终可能离开家庭进入工厂，这是纺织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在中国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历史学家肯尼思·彭慕兰（kenh poranz）指出：“中国的家庭制度不允许单身女性迁移到城市或周边地区，直到20世纪有严密监督的宿舍的工厂，才能在体面的范围内成为可能。”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甚至认为，女性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发生了工业化而中国没有。在欧洲和美国，女性结婚时间比较晚，因此可以在婚前加入工厂无产阶级的行列当中去。25

父权制的有利遗产和农村转型，几乎总是需要以更加公开的胁迫形式作为补充。虽然“织机之主”所采取的强制手段与“鞭子之主”采取的大不相同，但是用武力来动员劳动力，在工厂内部对劳动力进行管理，而且使工人一旦进入工厂就业就不能离开，几乎是普遍的现象。由于制造商把投资押注在工厂上，他们会采取强制手段甚至使用人身暴力，有时这是私人的，但越来越多地得到国家的许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孤儿经常别无选择，只能在棉纺织厂的压迫下工作。比利时企业家利芬·博旺使用“他看管的监狱中的囚犯”作织工。在俄国，纺织工厂使用受薪工人的努力一开始就失败了，相反，企业家利用“妓女、罪犯、乞丐等，其中一些人被判处终身在工厂里做工”。在美国，马里兰、路易斯安那和罗德岛的囚犯在白天纺织棉花。即使是那些同意签订劳动合同的棉花工人，也经常被“某种形式的奴役”束缚在工厂里。克诺普位于科林霍姆的巨大工厂的管理方式被爱沙尼亚一家当地报纸描述为，“对员工态度并没有比奴隶主对黑奴更为关切”。工厂不仅有自己的警察力量，还经常残酷地体罚工人。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工人同样受到严格的监督：他们住在工厂的大院里，不允许有朋友或亲戚探望，有时甚至连读报都是非法的。而在哈布斯堡帝国，棉纺织厂如同军营，工人被锁在工厂里，只能在星期天离开。26

在世界上奴隶制盛行的地区，身体胁迫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美洲，世界种植园奴隶制的中心，强制劳动也进入了棉花生产。在巴西，土著人民和奴隶被迫在纺织工厂工作。在美国南部，奴隶也从事棉纺织生产——一个历史学家恰当地将这个系统称为“强迫式原始工业化”。因此，在奴隶制地区，奴隶制也同样推动了工业生产。27

然而，与棉花种植相比，整体而言全球棉花制造业在动员劳动力上使用身体强制的程度要小得多。即使在俄国，虽然1861年解放农奴之前，农奴有时被迫在纺织工厂做工，这些被迫劳动者在棉花劳动力中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33。相反，出现了新的但更复杂的劳动力控制方法，这种方法并不依靠奴役工人。

然而，大型奴隶种植园的经验教训还是给企业家提供了很多灵感。例如，棉花生产商塞缪尔·奥尔德诺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试图对工人建立更大权威。与奥尔德诺非常熟悉的外包系统不同，工厂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他十分努力地设法控制他的工人。第一步，他创建了一个考勤簿，系统地记录工人的出勤状况。他的考勤簿以工厂房间为基础，把每一个房间的工人都列出来。他把这一天划分为四个时段，列出了工人实际上在哪些时段出勤了。例如，1796年3月，册子上列出了“玛丽·刘易斯，1，2，3，4；托马斯·刘易斯，1，2，3，4；佩姬·伍戴尔，1；玛莎·伍戴尔，1；萨缪尔·阿登，3，4”等等。在我们这个时时受到监控的世界里，这样的记录看起来很古老过时，但就像从季节性工作转向机械工作一样，这种记录时间的想法也是新的，虽然它在奴隶种植园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但也慢慢地迁移到工厂的世界中了。动员大批工人、支付其工资、监督其工作、确保他们运用自己的技能和精力，这是一项在进行中的工作，而且还不断出现新的困境。在工厂之外，例如在工人家庭中和街区里，雇主的权威很难用得上。灌输纪律的概念非常困难，在考勤簿上记录出勤往往是不够的，所以雇主也经常用殴打、罚款和解雇来对付工人。工作的节奏和严密的监督让许多同时代观察家联想到他们唯一知道的其他大型工作环境——奴隶种植园——尽管这使他们无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物真正革命性的本质。28

纪律难以执行，工人难以招聘，同时也因为工作条件常常糟糕得惊人，以至于世界各地的奴隶主把奴隶劳动的条件与工业劳动者的条件相比较，认为前者更好。例如，在德意志地区的棉花行业，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都算是常态。1841年在普埃布拉，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达148小时，包括1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平均工作时间为12小时，不过雇主可以随意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直到1873年，巴塞罗那纺织工厂的工作时间仍然这么长。生产环境到处都很危险，机器声音震耳欲聋。29

这种情况对工人的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世纪50年代，当萨克森政府试图招募士兵时，只有16的纺纱工和18的织工达到健康标准。几十年来，对很多同时代人来说，这些新兴棉花工厂工人的生活水平象征着工业化的一切错误。1826年，j·诺里斯（j norris）向英国内阁大臣罗伯特·皮尔4 说：“我得很遗憾地补充道，劳工阶层的穷人，特别是织工的悲惨现状无法用言辞来形容。”事实上，最近一份对预期寿命以及工人身高的分析表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后果中，“没有增加食物消耗，没有增加人均寿命，没有改善营养状况，也没有改善住房条件”。作者总结道：“这里给出的是工业革命中心地区样本教区的婴儿死亡率，它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缺乏明显证据表明英国工人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在19世纪中叶之前有明显的改善。”实际上可能等到19世纪70年代也没有明显的改善。正如美国劳工活动家塞思·路德（seth ther）在1833年所报道的那样：“我计算出，把闲暇时间的变化考虑进去之后，人均消费量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基本保持不变。这种过度劳累的结果是，身体成长受到了压制，四肢变得虚弱，有时甚至可怕地扭曲。”30

考虑到这种情况，农民和手工业者往往不愿意成为工厂工人就不足为奇了。随着生活水平和寿命的下降，对工厂的恐惧是完全合理的。抵抗既来自个人，也来自集体，这使得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常常更为持久，也往往更为暴力。在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工人摧毁了使棉花生产现代化的机器，还威胁了与生产现代化相关的工厂主。例如，1789年，数百名工人袭击了法国棉花产业中心诺曼底的棉花工厂，摧毁了700台珍妮纺纱机和其他机器。诺曼底及其他地方的军队和民兵与这样的动乱作斗争，但成效不一。这种抵抗运动在19世纪20年代还在持续，当时法国工人反对引进动力织布机。这波抵抗非常有效，而且国家经验不足，保护其现代化企业家的能力和意愿也相对有限，一些资本家认为，最不容易引起抵抗的方法是限制新机器的使用，而不是专注于高品质商品的生产，不管其有多么劳动密集。对民众起义的恐惧成为法国企业家的引导性原则。31

英格兰工业化过程中也经常有这样的抵抗运动。早在18世纪40年代，就曾发生过反对凯伊的飞梭的骚乱，1753年曾发生过针对“棉卷机”的袭击；1768年至1769年，兰开夏郡的工人反对引进珍妮纺纱机，1779年兰开夏郡的工人又捣毁了各种机器。但是，直到19世纪10年代，捣毁机器活动才真正流行起来，这时国家能够并且愿意用大规模的力量来镇压它。1811年和1812年，“斯托克波特和其他地方的蒸汽织布机遭到袭击”，1826年又发生了一次机器攻击。32

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也发动了反抗。在普埃布拉，纺织工会“极为反对”机器生产棉纱。坚持介绍新机器的工厂老板将发明者及其机器藏在“秘密地点”，以免引起行会的敌意。这种恐惧在韦拉克鲁斯也很普遍。在瑞士，织工在19世纪20年代暴动，要求禁用动力织布机，并于1832年在奥伯斯特烧毁一家工厂。1827年在荷兰的蒂尔堡，反对引进蒸汽机的工人砸毁了工厂主彼得·范·多伦（pieter van dooren）的窗户。33

因此，世界机械化棉花产业的扩张，不仅要依赖配置新技术和取得资本和市场，还要依赖资本家把成千上万的人变成无产者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突破阻力强加一种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能力。正如一个同时代人1795年在英格兰所见到的那样：“每次当引进不同的机器，劳动阶级总是强烈地抵制几种加速劳动的模式。”34 这是一种——用一位历史学家评价黑森林的维瑟河谷的话说——“内部殖民地化”过程：资本对越来越多的领地和社会关系的殖民地化和支配。然而，在封建精英遭到削弱的情况下，这种转变是可能的，而正在巩固实力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则起到了关键作用。

事实上，国家在压制工人阶级集体行动方面变得极为重要，再一次表明了国家能力对工业资本主义来说至关重要。各国通过了法律，把从工会到罢工、再到公众集会以及劳工导向的政党的所有一切都定位为非法的。各国还将工人改善工作条件的努力定为犯罪行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机器在整个棉花帝国传播时，国家做出了回应。1811—1812年，英国（还有法国）的卢德主义者（ddites）摧毁了数百台纺纱机，1812年2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破坏机器可判处死刑。1812 —1813年间有30人被吊死，1830年又吊死了19人。其他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或被监禁。而英国政府也以其他方式打击工人的集体行动：小皮特5 在1795年通过的《危及治安集会处置法》（seditio s act）暂停了人身保护令，并禁止未经事先授权的超过50人的集会。1799年和1800年的《禁止结社法》（bation act）将工会定为非法，这使约翰·多尔蒂（john doherty）于1818年被判处了10年苦役，其罪行是参加了（非法的）曼彻斯特棉纺协会。英国政府不太相信它为保证社会和平而设计的机制，也准备与工人作战——仅在1792年至1815年间，在工业区就建立了155个军营。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总结的那样：“政府镇压的尺度令人震惊。”当工人暴动时，工厂主常常依靠国家来镇压这种动乱，使得工厂所有者积累资本的能力日益依赖民族国家化的国家力量，而国家自己的力量也越来越依赖工业化的成功。35

把工人变成无产者的斗争使得工业家更加依赖国家，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权力有限。然而，资本的属地化，其日益依附和依赖国家，也使工人能够集体组织起来改善工作条件和提升工资；最终，资本家对国家的依赖成了劳动者的最大力量。虽然面临多次压制，但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在整个19世纪对资本施加了新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几十年后从根本上重塑了世界棉花工业。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不仅反抗机械生产，而且还努力试图在机械化生产体系内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这些努力起初微不足道，但最终却获得了力量，确实为他们赢得了更高的工资、更短的时间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在19世纪上半叶，成功的例子还很少，但是斗争依然不断。早在1800年之前，英国织工之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工人阶级的协会。1792年，斯托克波特和曼彻斯特的骡机纺纱工组成工会。1807年，手摇织工收集了13万个签名来倡导他们所谓的“合法工资”。1826年，由于织工集结并威胁要损坏织机工厂，棉纺织工人的暴乱从曼彻斯特蔓延开来。来自曼彻斯特的弗雷德·福斯特（fred foster）1826年4月28日向内阁大臣罗伯特·皮尔“非常高兴”地说，一旦工人在街头集合，“镇压命令就会下达，主要街道被部队清空”。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叛乱非常有名。在新英格兰，1824年，罗德岛波塔基特的女性棉纺织厂的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成为美国工人的第一次罢工。英国的骡机纺纱工将他们的集体行动策略带到了美国，特别是新英格兰，1858年他们成立了福尔里弗骡机纺纱工联盟（ule spners’ union of fall river）。西班牙的棉花工人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之间发起了一场劳工运动，1854年，纺纱工人进行了第一次总罢工。在法国，纺织工人参加了1830年到1847年之间35的罢工。妇女有时在这种集体行动中起了带头作用：例如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女性劳动者于1844年组织了洛厄尔女劳工改革协会（lowell feale bor refor asciation），为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短的工作日而奋斗。早在19世纪中叶，作为对工人对抗倾向的回应，棉产品制造商开始将资本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加泰罗尼亚的企业家在这方面也许算是先锋，他们越来越多地将生产转移到巴塞罗那郊外略布雷加特河和特尔河边上的彼此隔绝的工厂村庄去，以逃离麻烦的工人。正如在棉花种植的例子里一样，工人的集体行动和世界棉花产业的空间布局交织在一起。36

然而，这些工会化、罢工以及其他形式的旨在改善棉花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集体行动的初期努力表明，一旦控制和动员劳动力的问题在强大的国家内部被“民族国家化”（nationalized），而且事实上成为国家问题，工人就同样可以通过诉诸国家并且在国内政治的空间内进行动员，获得了改善自己境况的新机遇。例如，由于工人的集体行动，对于违反雇佣合同的非金钱性惩罚行为越来越难以成立。1867年，英国大部分工人阶级成员都获得了投票权，工会向国家施加压力，限制工人违约时的补偿，并于1875年获得成功。德国直到1918年革命之后，才终结对违反合同行为的刑事惩罚。37 事实上，“随意就业”——即工人可以自行决定何时离职——也是几十年来工人斗争的结果，而不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自然”产物，更不是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先决条件。从工厂到种植园，自由的扩张都依赖工人的组织和集体行动。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被理想化了的劳动力市场往往是罢工、工会和骚乱的结果。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861年的棉花帝国实际上依靠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力形式、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大西洋西岸是充满活力、不断扩张和利润丰厚的奴隶种植园，这是欧洲人自16世纪以来一直在建立的非常活跃的战争资本主义的最新产物。在欧洲本身以及在新英格兰地区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一个更加新颖和更有活力的生产组织：工业资本主义，有着以受薪劳动力为基础的纺纱和织造工厂，生产力十分强劲。通过一群商人的中介作用，这两个系统并肩成长，互相靠拢。资本以商人为代表，促进了奴隶棉花种植园和受薪劳动力棉花工厂的迅速扩张，将两个看似相对立的遗产连接起来——直到其中一个倒塌的那一天。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一旦棉花帝国中的奴隶制像遥远的超新星那样黯灭掉，它对建设工业资本主义的重要贡献就可以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被清除掉。

1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境内第二大河。

2 威廉·布莱克，英国诗人，画家。此语出自布莱克最有名的诗《耶路撒冷》。

3 爱尔兰大饥荒，又称马铃薯饥荒，指发生于1845—1852年的一场饥荒。因为爱尔兰的主要作物马铃薯遭到疫病的打击大量死亡，爱尔兰人口锐减，同时造成了大量的移民人口。

4 即前文所说的工业家罗伯特·皮尔之子。

5 小威廉·皮特（1759—1806年），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政治家，24岁即出任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