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缔造战争资本主义（2/2）
这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新结合，以及其他因素，使得欧洲商人能够更进一步控制纺织品生产，特别是通过加强对织工的控制。29 早在17世纪，沿着科罗曼德尔海岸，那些本来颇有影响力的担当印度织工和欧洲出口商之间中间人的印度商人，逐步为一些受到欧洲公司更紧密的控制的代理人所替代。继孟加拉之后，苏拉特也于1765年落入公司的控制。1795年，总督属下的贸易局抱怨道：
迄今为止，这一系统实际上让一个与生产者或织工没有直接联系的承包商出面，他通过分包的形式与大量在财富和诚信方面都有限的当地商人建立协议。当地商人虽然负有责任，但是他们没有承担爽约赔偿的能力。事实上，货物也从来没有交到承包商手里。因此目前现有的困难无法被根除，除非完全废除这一制度，或者对其进行重大变革。30
移除印度中间商，可以让外国商人更好地控制生产，并且让后者有能力获得更大数量的商品。最终，东印度公司尝试绕过那些长期以来帮他们联系织工的印度巴尼亚人，而把这一职责交给了那些直接受雇于公司的印度“代理人”。伦敦的贸易委员会详细地指示总督如何重建棉布的采购体系，以期“为公司恢复真正的商业知识”，从而通过执行“代理人系统的总体的基本原则”，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更多的棉布。现在，公司通过其印度代理人直接预付定金给织工，这是此前英国人没有做到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领土的控制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威。虽然织工此前就依赖信贷，但是由于欧洲人新近加入这些信贷网络，以及欧洲商人垄断印度某些区域的经济控制权，这些印度织工现在更加依赖公司了。早在18世纪中叶，欧洲公司已经派遣其代理人深入达卡附近农村的一些制造中心，这些代理人日益详细地规定生产条件，因此成功地降低了价格。18世纪90年代，东印度公司甚至鼓励织工搬迁到孟买进行生产活动——目的是可以更好地监督织工，“以免遭特拉凡哥尔王公（rajah of travanre）臣仆的勒索”。31
英国人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意味着织工逐步丧失了定价权。根据历史学家辛那帕·阿拉沙拉南（snappah arasaratna）的说法：“他们不再能为自己选择的主顾生产，他们不得不接受棉纱作为报酬的一部分，他们的制作过程还受到住在村子里的公司代表的严苛监督。”此时，织工经常被迫去找指定的商人领取预付金。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织工成为受薪工人，这一做法和同时代的商人在英国农村所做的一样。32
为进一步实现目标，公司直接地对织工使用强制力量。公司雇用了大量的印度人以监督并贯彻新的规章制度，事实上是将棉布市场官僚化了。大量的新法规使得织工在法理上束缚于公司，使得他们不能向开放市场销售棉布。公司的代理人则在织机旁督查棉布生产，努力确保这些棉布按约定卖给其公司。新的税务体系还会惩罚那些为别人生产的织工。33
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其中包括身体上的惩罚。如果一个公司的代理人投诉某位织工非法地在为私商工作，“那么公司代理人（guashta）会将他及其儿子抓起来，严厉地鞭笞，并把他的脸涂成黑白色，反绑他的手，并在士兵（sepoy，指英国人雇用的印度士兵）的押送下在村里游街，同时喊着‘任何织工被发现为私商工作就会受到类似的惩处’”。这样的措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印度织工的收入下降。17世纪末，织工所得最高能达到棉价的三分之一。根据历史学家奥姆·普拉卡什（o prakash）的研究，到18世纪末，织工所得的比例已经降到了大约6。由于收入和生活质量的下降，一首沙利亚织工的摇篮曲诉说渴望回到一个神秘的过去，那时织布机上藏着银板。1795年，连公司本身也注意到了“织工空前的死亡率”。34
毫不奇怪，织工抵制欧洲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强制侵蚀。其中的一些人打点行囊，从欧洲人控制的地区搬走。还有一些则偷偷地为竞争对手工作，但是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不得不接受较低的价格。有时，一些织工会集体找到东印度公司，控诉公司对自由贸易的干涉。35
这样的抵制活动有时削弱了欧洲资本家的力量。因此，尽管东印度公司希望消除印度中间商，但是他们理解，“没有次级承包商是几乎不可能的”，这些人在从事纺织的村落的深厚社会网络不可能完全被公司代理人取代。欧洲的独立商人出于利益也经常与公司作对，如向织工出高价购买棉布，因此让织工有动机去违反公司的政策。36
尽管存在这样的局限，但是这些强硬政策成功地为欧洲商人的店铺提供了更多数量的棉布。1727年，欧洲从印度进口了总计大约3000万码棉布，但是到了18世纪90年代，增加到每年8000万码左右。特别是英国商人，还有法国商人，控制了数量庞大的棉纺织品的采购和出口：1776年，仅在达卡地区一地就有8万名纺纱工和25万名织工，1795年，东印度公司统计，仅苏拉特的织机就超过15万台。而且还有压力要求获得更多的棉纺织品。一封由英国伦敦东印度公司办公室于1765年写给驻孟买办公室的信件，反映了七年战争之后的和平所带来的机遇，并完美地总结了全球经济革命性重构的核心：37
自从实现和平以来，到非洲海岸的奴隶贸易大大地增长了，而对适合非洲市场的商品的需求也非常大。只要在我们的力所能及范围内，我们非常渴望在推动贸易一事上有所贡献，而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的福祉也非常依赖贸易，因此，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我们期望，并且明确地指示你们尽最大可能地去配合，不仅要提供上面所提到的投资清单中所定下的一般货物（亦即棉布），而且尤其要提供标记了 a 的更加迫切需要的货物。38
正如这封信所清楚表述的，来自印度的棉布、来自非洲的奴隶以及来自加勒比地区的糖在一个复杂的商业网络中在全球穿梭移动。美洲的大量奴隶需求创造了要求获得更多印度棉布的压力。毫不奇怪，东印度公司的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g）在1793年总结道，孟加拉“数量惊人的巨额财富……流入英国”。39
欧洲商人对印度棉纺织生产控制的日益增强，似乎对当时欧洲自己并不特别重要也并不特别活跃的处于起步阶段的棉花产业造成了威胁。英国、法国、荷兰及其他国家制造商如何与印度棉布竞争？印度布料不仅质量更好且更便宜。然而，即使印度出口了更多的棉布，但是看起来欧洲的棉花产业仍然在扩张。讽刺的是，正是从印度进口的棉布帮助了欧洲棉花产业，因为欧洲人持续不断地从亚洲引进了相关的技术，进口的棉布又开拓出许多新的市场。而且，从长期看，从印度的进口事实上影响了欧洲政治的优先考虑。我们将会看到，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崛起为新的强大国家，出现了一批频繁发声的资本家；国家和个体都认为——即便是难以实现——以国内生产的棉布取代从印度进口的棉布是优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保护主义扮演了重要角色，再一次验证了国家对“大分流”的巨大意义。到17世纪末，由于棉纺织品进口和国内棉花产业都在扩张，欧洲的毛纺织和亚麻制造商纷纷向政府施压，要求保护他们免于新崛起的棉产品制造商以及来自印度的棉布的竞争。纺织业是欧洲最重要的制造业：棉纺织品的进口和生产给这个行业带来的混乱似乎威胁了纺织业的利益，并危害了社会稳定。40
早在1621年，即东印度公司创立仅20多年后，伦敦的羊毛商人就对持续增长的棉布进口表示抗议。两年后，即1623年，议会就对印度棉纺织品进口问题进行辩论，并称其“有损国家利益”。实际上，反对棉纺织品进口的声浪一直是17和18世纪的英国政坛的常见主题。1678年，一本名为《古老的行业衰落，又得以重建》（the ancient trades decayed, repaired aga ）的小册子警告人们说，羊毛业的“最大障碍是我们自己的人民，他们穿着许多外国的商品，却不穿我们自己生产的”。1708年，《笛福评论》（defoe’s review ）刊登了一篇犀利的评论，考察了“我国制造业衰败的真正原因”，将其归咎于东印度公司进口越来越多的“轧光印花布和印花纯色布”。其结果是“不仅从普通百姓嘴边抢走面包，东印度贸易还夺走了所有人的工作机会”。通常是羊毛和亚麻制造商反对印度棉布进口，但有时棉产品制造商也参与其中：1779年，出于东印度公司会毁掉他们的行业的担心，印花布从业者给财政部写信抱怨道：“如果不禁止东印度公司扩张他们在东印度的印花布生产，那么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人离开这一行业。” 41
这些反对促成了一些保护主义措施。1685年，英国对“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亚麻及所有印度制造的丝绸制品”征收10的税。1690年，关税增加了一倍。1701年，议会规定进口印花棉布为非法行为，只能进口白棉布到英国来进一步加工，这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棉布印染业的发展。一项1721年的法令甚至禁止人们穿着用来自印度的白布染成的印花棉布的衣服。最终，售卖印度棉布完全成为非法行为：1772年，伦敦的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er）将公寓租给一名叫布莱尔（w bir）的人，此人“将非法物资带入其住宅”，非法物资即印度细平布。后者因此入狱。1774年，议会又颁布法令要求在英国销售的棉布必须完全在英国纺织而成。只有那些预备再出口的东印度棉布才被允许进入英国。那些不在禁令范围内的印度棉纺织品，诸如纯色细平布和轧光印花布，则被征收很高的关税。最终，这些保护措施并没有帮助到羊毛和亚麻制造业，反而刺激了国内的棉花生产。42
与英国类似，法国极力将印度棉纺织品进口定为非法行为。1686年，在丝绸和毛纺业企业家的压力之下，法国宣布制造、使用和销售棉纺织品为非法行为。在此后的70余年里，法国至少颁布了两项王室敕令和80项枢密院的裁决，试图压制棉纺织品的进口和生产。惩罚措施变得越来越严厉，包括监禁，而且从1726年开始甚至会对违规者施以死刑。1755年，法国又宣布进口印度印花织物为非法行为；1785年国王再次确认了这一禁令，以保护“国家产业”。两万名警卫负责推行这些法令，发配了多达5万名违法者到法国桨帆船上去服苦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专供几内亚的印度棉纺织品清楚地没有列入长长的取缔清单中，因为这些棉纺织品专用于奴隶贸易。毕竟，只有用印度棉布才能换来奴隶。43
其他欧洲国家也跟进。1700年，威尼斯禁止进口印度棉纺织品，佛兰德斯也是如此。在普鲁士，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国王发布敕令，宣布穿着印花或染色的细平布及棉纺织品为非法。1717年，西班牙宣布进口印度纺织品为非法。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abdulhaid i）统治时期禁止穿着某些印度服装。44
这些政策最初只是为了保护国内的羊毛、亚麻和丝绸等织品的生产者，最后演化为鼓励国内棉纺织品生产的明确计划。1807年，法国旅行家弗朗索瓦－沙勿略·勒古·德·弗莱（fran&231;ois-xavier legoux de fix）评论说，“各工业国为了促进国内生产而相继颁布的对印花制品的禁令”让那些无法与印度织工进行自由竞争的欧洲制造商意识到棉花市场很有前景。国内和出口市场潜力巨大而且极具弹性。而且，就如同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了印度生产者进入欧洲纺织品市场，欧洲国家和商人逐渐主导了全球网络，依靠这一网络他们可以占据世界其他地方的棉织物市场。事实上，这些市场为从印度获得的棉布和国内生产者生产的棉布提供了销路。因此，欧洲人可以在印度增加棉花采购量的同时保护其国内缺乏竞争力的民族产业。这一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战争资本主义使得欧洲人在主导了全球棉花网络的同时，建造了新型的更强大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持续的战争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从而拥抱了国内的产业。45
帝国扩张以及欧洲人日益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进一步促使亚洲知识向欧洲转移。欧洲制造商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取得这些技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印度制造商竞争。事实上，欧洲开始制造棉产品，是建立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工业间谍活动上的。
印度织物在欧洲和非洲消费者中非常受欢迎，是因为它们精美的图案和亮丽的色彩。为了与质量绝佳的印度棉布竞争，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欧洲制造商搜集和分享了关于印度生产技术的知识。例如，法国棉产品制造商投入了大量精力，通过近距离观察印度的纺织方式，去模仿印度的各项技术。1678年，为法国东印度公司工作的乔治斯·罗克斯（es roes）根据他在艾哈迈达巴德的观察，撰写了一份关于印度人雕版印花技术的报告，这份报告很快就被证明非常有价值。40年后的1718年，特宾神父（le père turp）也这么做了。1731年，一名法国东印度公司船上的少尉乔治·德·博利厄（es de beaulieu）抵达本地治里，去调查印度工匠制作细平布的方法。在种种这些努力之下，1743年，法国棉产品制造商几乎能仿制一切棉纺织品，但品质最好的除外。尽管欧洲人迅速剽窃印度的技术，但是直到18世纪末，来自印度次大陆的棉布依然首屈一指。勒古·德·弗莱由衷地钦佩印度棉纱和棉布的质量（“其完美程度远超于我们欧洲所熟悉的”），1807年，他再度在一份纪要中详细报告了印度纺织技术，以期望法国工匠可以复制这些技术：在诸多建议中，他建议“法国所有的织梭都应当按照孟加拉使用的模式制作，这样，我们才能在细平布的织造中达到与印度人一样的水准”。46
其他欧洲制造商也纷纷跟进。18世纪末，丹麦旅行家进入印度以理解和取得印度人的技术。在整个17和18世纪，英国棉布印花商一直在搜集，并运用印度棉布印刷专业知识复制印度图案。《班加罗尔纺织品加工及当地人丝、棉染色流程记录》（aount of the alore, and the processes e silk and tton ）或者类似性质的《给棉纱或布料快速染上牢固的土耳其红，又称亚德里安堡红的真正的东方流程》（the nue oriental process for givg to tton yarn, or stuffs, the fast or graed lour, known by the na of turkey or adrianople-red ）这类出版物，见证了欧洲人对这种技术转移一直都很感兴趣。和几个世纪前纺车和卧式脚踏织布机的情形一样，从16到18世纪，亚洲始终是棉纺织技术特别是印染技术的最重要的源头。随着欧洲主导世界棉花网络进程的加快，欧洲人吸收印度技术的步伐也加快了。47
在外贸和国内市场中用国产棉布代替印度棉布，成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1780年，格拉斯哥棉花商人强烈要求政府帮助他们打开出口市场，理由是存在“国内消费无法消化的剩余产品：因此拓展更大规模的海外销售必不可少，唯有如此才能不让机器闲置（否则必然会被丢弃），并维持受到训练来从事这一行业的工人的生计”。48 更重要的是，帝国的扩张使得欧洲商人，尤其是英国商人熟悉全球棉花市场。到了1770年，很显然欧洲的棉纺织品市场已经非常巨大了，但非洲、美洲，当然还有亚洲的市场更大，任何人如果能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来生产棉布以满足这些市场，可谓前景无限。而对于这些市场的弹性以及获利性的了解取决于商人从世界远距离棉花贸易网络中所获的经验。49
事实上，出口市场最终成了欧洲棉纺织制造业者的中心，这些市场最早是通过出口印度纺织品占领的。一封伦敦商务部致孟买商务部的信写道：“就我们的投资而言，非常重要的是，能够定期卖出数量可观的苏拉特货物，以供应非洲贸易。”由于法国规定进口印度棉布为非法行为，西非人成为法国从本地治里贩运的棉布的主要买家。18世纪末，正如勒古·德·弗莱所观察到的：“正是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建立，以及奴隶贸易催生了与印度的商业关系……但一旦安的列斯群岛的殖民地停止奴隶买卖，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棉花商品的数量将越来越少。”50
英国制造业者和商人很早就非常依赖本国棉布和印度棉布向非洲市场的出口。1750年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更加明显。正如历史学家约瑟夫·伊尼克里（josef e ikori）所说，1760年，英国出口的棉布占生产总量三分之一。18世纪末，比例增加到三分之二。非洲和美洲是最重要的市场。在18世纪中期，英国出口棉布的94进入了非洲和美洲市场。市场的规模之大意味着在那里有竞争力的人可以获得大笔财富。1776年，亚当·斯密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现象。”51
非洲人喜爱棉布，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有棉花产业，也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到印度棉纺织品。起初，欧洲的奴隶商人竭尽所能地按非洲现有的需求类型来提供货物，特别是靛蓝色和白色棉布。1730年左右，东印度公司指出，印度棉布的短缺使得英国人“开始在英国仿制印度棉布”。欧洲贸易商甚至用印度布的名字来出口这些棉布，因为非洲人更喜欢“印度制造”的棉布。在给贸易局的一份备忘录中，伊莱亚斯·巴恩斯（elias barnes）希望英国织工能够成功地仿制印度棉布。他认为这种棉布的潜在市场很大：“不仅我们领土内能消费这种棉布，而且全世界也会成为我们的消费者。”最晚到1791年，东印度公司的商务部还在要求孟买定期向英国输送棉布，“尤其是满足非洲贸易的需要”。52
帝国扩张、奴隶制、土地掠夺——战争资本主义——为欧洲各国国内依然很小且技术落伍的棉纺织业奠定了基础。战争资本主义为棉纺织业提供了活跃的市场，还提供了获得技术以及重要原材料的渠道。战争资本主义也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引擎。利物浦等商业城市主要靠奴隶制而繁荣，后来又成为新兴棉花产业的重要资本来源，利物浦棉花商人可以为制造业者提供更多的货款，让他们来加工棉布。相应地，那些售卖英国生产的棉纱和棉布的伦敦商人则为兰开夏郡的制造业者提供贷款。事实上，随着利润从贸易转到生产制造领域，他们提供了十分重要且非常大量的运营资本，形成了“资金从商业向内的流动”。此外，当商人从远距离贸易中获得了财富后，因为政府越来越依赖从他们身上抽取的税收，他们也可以向政府诉求保护。53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战争资本主义还滋养了新兴的次级经济部门，如保险、金融和航运等，这些产业将会在英国纺织业的出现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它滋养了诸如政府信贷、货币、国防这样的公共机构。这些机构源自战争资本主义的世界，“因为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商业实践”从出口贸易领域引入到国内经济领域。54
欧洲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在英国政府的鼎力协助下，以独特的方式挤进了全球棉花生产网络——种植者和纺纱工之间、纺纱工和织工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网络。在棉花生产的新技术发明很久之前，他们事实上就已经重组了全球棉花产业和全球棉花网络。这些网络由私人资本和越来越充满活力的国家所共同主宰。它们联合在一起，创造了武装贸易、工业间谍、禁令、限制性贸易条例，它们还掌控领土、捕获劳动力、驱逐原住民。同时，国家通过以自己的力量创造新领地，交给远方的资本家掌控，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新经济秩序。55
在商人、制造业者和政府官员的大量努力下，到18世纪，欧洲已经在全球棉花网络中占据了一个全新的位置。虽然世界的绝大部分棉花生产还集中在亚洲，而且非洲和美洲的棉花工业依然生机勃勃，但现在欧洲人在跨洋贸易中开始占据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在新世界，他们建立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农产品生产制度，这一制度最终吸引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成为棉花种植者，尽管欧洲土地上种植的棉花很少。强大的欧洲国家在建立窃取外国技术的制度的同时，还设立了一系列阻止外国纺织品进口的障碍。通过调度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的经济过程，欧洲获得了相当吊诡的能力，即在全世界引导印度织物贸易的同时，越来越将亚洲织物挡在欧洲之外，并在非洲和其他远离欧洲海岸之外的地方用这些织物去交换货物。一个全球化的纺织工业出现了，欧洲人第一次掌控广大的全球范围的棉产品需求。
欧洲政治家和资本家与他们的同行不同的是，他们具有掌控全球网络的能力。非洲、亚洲和美洲的贸易是以互利的商品交换为基础的交换网络，而欧洲人建立了跨大陆的生产体系，使欧洲和其他地方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了爆炸式发展。在早期的全球互动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不是全球贸易本身（因为对所有经济体影响有限），而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重塑商品生产过程的能力，以及这种生产所造成的难以预料的社会和政治后果。56 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和中国或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能力甚至谈不上接近这种全球主导地位，更别说重塑世界遥远角落人们如何生产产品的能力了。然而，从16世纪开始，全副武装的欧洲资本家和资本充裕的欧洲国家重新组织了世界棉纺织业。正是对战争资本主义的这种早期接受，才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而工业革命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整合，并持续地塑造和重塑我们今天的世界。
一个松散、多中心、水平式的旧棉花世界急剧地转变为一个整合、集中、等级森严的棉花帝国。就在18世纪中叶，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欧洲，尤其是英国不太可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纺织中心。事实上，即使在1860年，伦敦统计学会和皇家亚洲学会会员詹姆斯·曼（jas a ann）还记得：
在不远的过去，我们自己的条件还不能与新世界和印度的居民相比；尽管有着气候带来的各种好处，我们的道德状况无疑不如他们；美洲在其发现时的织造艺术和印度的织造技艺远超我们的羊毛制造业；及至今日，借助我们所有的工具，我们也不能超越东方细平布的精致，抑或海地、巴西和加勒比织物的牢固和大方。当我们的人民还处在太初的黑暗之中时，我们东边和西边的人们都沐浴在光明之下。
印度……我们贸易观念的间接来源地。印度的制造品和中国的制造品一起，激起了我们的先辈对那个时代的奢侈品的渴求。相对来说，制造业在印度的这段时期，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黎明；从此世界商贸翻开了新的一页，太阳从一个时代转到了另一个时代。印度纺织业就是这光明的预兆，它一路加强，也获得了必要的温暖，驱散了清晨的迷雾，开启出胚胎；然后在欧洲人的大力支持下得到强化，催生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繁荣的商业时代的到来。57
当太阳照耀在欧洲一小块地区时，积极进取的欧洲人正在缓慢地将不连续、多中心和水平的棉花世界纳入其轨道，同时还发明了一系列工具和方法，使他们能够调动土地、劳动力和市场，为一个崭新的大胆想象的帝国服务。通过缔造战争资本主义幅员辽阔的领域，奉行与欧洲本身完全不同的规则，欧洲人不仅仅创造了“大分流”和工业革命的条件，而且还反过来在欧洲本土创造加强国家力量的条件，这相应地又对创造棉花帝国至关重要。到1780年，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已经成为世界棉花网络的中心。
1 海运提单（bill of dg）是一种货物所有权凭证。提单持有人可据以提取货物，也可凭此向银行押汇，还可在载货船舶到达目的港交货之前进行转让。
2 巴尼亚，是印度一个贸易商、银行家、贷款人种姓，在孟加拉泛指商人。巴尼亚词得自梵语 ba&7751;ij，意思是贸易商。在孟加拉此术语适用于参与放债及所有同类活动的人，但在印度各地，商人有更详细的种姓指称。
3 即前文所说的贝宁的维达（ouidah），又写成 whyd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