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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后，我把女儿们哄睡后，又把母亲送回了她在欧几里得大道的家。做完这一切，我拨通了贝拉克的电话。那是威斯康星州预选的前一晚，当时票数追得很紧。在党内代表的票数上,贝拉克以微弱的优势保持着领先，但希拉里·克林顿一方一直在大肆批评贝拉克，攻击他的医疗保险方案，指责他不愿跟她多做辩论。风险太大了，贝拉克的竞选真的经不起任何拖后腿的行为。我就自己演说的事情跟他道了歉。“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我说，“这几个月来我都是那么说的。”

当晚，贝拉克正从威斯康星州赶往得克萨斯州。我几乎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他耸了耸肩。“听着，这是因为你的听众太多了。”他说，“你已经成了竞选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人们才会关注你。这都是很自然的现象。”

跟我们每次说话时一样，他感谢了我为此付出的时间，又说他很抱歉让我经历这些。“我爱你，亲爱的，”挂电话前他告诉我，“我知道这让人很难过，但会过去的。事情总会过去的。”

……………………

关于这件事，贝拉克既是对的，又是错的。2008年2月19日，贝拉克以明显优势赢得威斯康星州的预选，我的言行似乎没有对他造成影响。同一天，辛迪·麦凯恩在发表公众演说时抨击我说：“我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有没有听清楚我之前说的话—我为我的国家感到非常骄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们是“假装爱国的小人”，许多博主也跟着以讹传讹。但大概一周后，大多数非议就平息了。贝拉克和我都告诉媒体，我觉得骄傲是因为看到许多人拿起电话参与竞选，或是跟邻居讨论，并因为参与到民主建设中而变得愈加自信。我的确是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这些。之后，我们便投入到接下来的活动中。我在演说中的言辞更加谨慎，但我的本意一如既往，我仍然倍感骄傲，这些都没有变。

然而一粒邪恶的种子自此生根发芽—我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满腹牢骚，充满恶意，根本不像期待中的那样得体。无论是贝拉克的竞争对手还是别的散播者，这些谣言和指向性极强的评论，大多数都有些微种族色彩，旨在挑起公众内心最深处的最丑陋的恐惧。“别让黑人当政。”“他们跟你们不是一伙人。”“他们想要的跟你不一样。”

而美国新闻网的做法让这一切雪上加霜。他们梳理了耶利米·莱特牧师长达二十九小时的布道内容，其拼凑出的场景异常刺眼，显得这位牧师冷酷又无理，将愤怒和怨恨全部发泄在了美国白人身上，仿佛所有痛苦都是他们造成的。贝拉克和我看到后大吃一惊，这位牧师曾主持过我们的婚礼，还曾为我们的女儿施行洗礼，在那二十九小时的布道内容里却显出了他最糟糕又最疑神疑鬼的一面。其实我和贝拉克的家人中，都不乏戴着愤怒和怀疑的有色眼镜看待种族问题的人。我曾感受过祖父长久以来的怨恨，就因为他的肤色，他一直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我也了解过“南城的”的顾虑，他担心自己的孙子住在白人社区不安全。贝拉克也一样，他曾听见过他的白人外祖母随意地将黑人一概而论，并且向自己的黑人外孙坦白说，有时候在街上碰到黑人令她很害怕。我们跟家族中某些保守有偏见的长辈生活了许多年，也能理解他们做不到宽容，特别是对那些经历过种族隔离时代的长辈而言。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忽视了耶利米·莱特牧师那滔滔不绝的布道中最为荒谬的部分，即使那些有问题的布道我们一场也没有参加过。看到他那些尖刻的言论以如此极端的形式出现在新闻上，我们真是胆战心惊。整个事件提醒我们，我们美国对种族问题的扭曲是双向的—怀疑和成见始终是双向的。

与之同时，有人找出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论文。那是我二十多年前写的— 一篇关于普林斯顿的非洲裔美国同学在入学后如何看待种族和身份的调查。我一直不明白，保守派媒体为何把我的这篇论文当作某个秘密的黑人宣言，或是某个挖掘出来的威胁。这已经是21世纪了，搞得好像我不去努力在社会学课上得“a”，或者去申请哈佛法学院，反而跟领导了黑人起义的奈特·特纳一样，还在密谋某种推翻白人的计划，并且终于借着我的丈夫展开了行动。有位名叫克里斯托夫·希钦斯的人写了一个在线专栏，副标题就是：耶利米·莱特的丑剧是否受到了米歇尔·奥巴马指使？他将大学时期的我批得体无完肤，说我深受黑人激进分子的影响，文章也写得一塌糊涂。“说这篇论文读不下去是不恰当的，”他写道，“严格来讲，根本就没法‘读’，因为它不是用任何已知的语言写的。”

我不仅被说成外人，而且还被当作“异类”，差异大到连语言都不通。这无疑是狭隘又荒唐的侮辱，但他对我智力的奚落和对年少的我的排斥，带来的则是更严重的轻视。如今大家都认识贝拉克和我，要无视我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被视作异类和入侵者，那我们的影响力很可能会荡然无存。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其实他就是想说：我们不是自己人。“德拉吉报道”的网站刊登了一张贝拉克任参议员时出访肯尼亚的照片，照片上他戴着当时别人送给他的头巾，穿着索马里的传统服饰。网站此举不过是想重新挑起那个老掉牙的阴谋论：贝拉克是个秘密的穆斯林。几个月后，网上又充满了匿名散布的毫无根据的谣言，怀疑贝拉克的美国公民身份，说他并非出生在夏威夷，而是出生在肯尼亚，如此一来他根本没有资格参选。

参加俄亥俄州、得克萨斯州、佛蒙特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预选时，我一直在谈论乐观和团结，也感受到了人们在竞选活动中凝聚起来的对变革的积极性。然而，那些尖锐的反对我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福克斯新闻台说我“好斗又易怒”；一条谣言在网上炸开了锅，说有视频证明我称白人是“白鬼”。如此稀奇古怪的谣言真是毫无根据。6月，贝拉克终于拿下了民主党的候选人提名，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场活动上，我开玩笑地跟他碰拳以示庆祝。这个举动随后也上了头条，并被福克斯新闻台的某个评论员解读为“恐怖分子间的碰拳”，再一次向公众暗示我们是危险分子。这家电视台还打出新闻字幕，说我是“奥巴马家的代孕妈妈”，借用这套关于美国黑人群体的陈旧观念，要将我异化排除出我的婚姻。

我越来越疲惫，并非在体力上而是在精神上。一次次的重击让我非常痛苦，尽管我明白，这些攻击并非冲着真实的我而来。就好像有一个卡通版的我在那里肆虐，一个我常有耳闻但素不相识的女人— 一个巨大、凶猛、随时准备虐杀的怪兽一样的政治家夫人，名叫米歇尔·奥巴马。同样令人痛苦的是，我的朋友有时会打电话向我倾诉他们的担忧，告诉我一堆他们认为我应该转达给贝拉克的竞选经理的建议，或者在听到关于我、贝拉克或竞选状况的负面新闻报道后，希望我能安慰一下他们。当那个关于有视频证明我说“白鬼”的谣言出现后，一位非常了解我的朋友打了电话过来，很明显她担心谣言是真的。我不得不花了半个小时，告诉她我真的没有变成种族主义者。谈完之后我挂上电话，感觉心力交瘁。

总而言之，我觉得要输了，再多的信念或努力都无法让我挺过批评者对我的诋毁。我是女性，我是黑人，我意志坚定，对某些固执己见的人来说，这些只能代表我满腔“怒火”。这是另一种极其有害的陈词滥调，一向被用以将少数族群的妇女扫除出界；这是一个忽略我们声音的无意识的信号。

当时我真的有些生气了，这让我感觉很糟糕，就好像那些抹黑者关于我的预言全部应验了，我要投降了。不要小看偏见的力量，它能像陷阱一样将人困住。有多少“愤怒的黑人女性”被困在这个说法的逻辑死结里！如果没人肯听你的声音，为什么不大声点儿？如果你被形容为愤怒的或情绪化的，那你正常做出的反应，不是恰好会强化他们的这种印象吗？

我疲于应付这些卑鄙的行径，当时它们已演变成了人身攻击，我更是无力招架，感觉自己没有任何退路。5月，田纳西州的共和党放出了一段在线视频，重播了我在威斯康星州对着成群的支持者所说的话，“这是我长大以来，第一次真正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网站文章打出了这样的标题“米歇尔·奥巴马是财富还是负担？”底下用加粗字体列出了关于我的争论：“她的言辞体现出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真诚还是过于直白？”还有“她的长相：到底是大气还是吓人？”

老实说，这种话题真的很伤人。

有时我会把自己的处境归咎于贝拉克的竞选。我知道我比许多候选人的配偶都活跃，这就招致了更多的攻击。我本能地想要回击，公开抗议那些谎言和不公平的泛泛之谈，或是让贝拉克作些说明。但他的竞选团队一直告诉我，最好的做法是不回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对所有的攻击全部接受。他们一贯的口头禅是“这不过是政治而已”，就好像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好像我们搬到了一颗新的星球上，一座名叫“政治”的城市中，任何正常规律在这里都不适用。

每当我的精神备受煎熬的时候，我就会通过蔑视自己来自我惩罚：这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从来就不喜欢政治。我辞去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这场竞选中，结果如今倒变成了负担？我原本的能力到哪儿去了？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贝拉克回到芝加哥的家中稍作休息。我们坐在厨房里，我将自己的沮丧和盘托出。

“我没必要参加了，”我告诉他，“如果我对竞选不利，那我究竟为什么要参加呢？”

我解释说，媒体无穷无尽的追问，以及使用紧巴巴的预算四处奔走，都让梅丽莎、凯蒂和我感觉很受挫。我没想把事情搞砸，我想支持他，但如今只是应付眼下的麻烦，就已经让我们没有时间和资源做更多了。还有越来越多的关于我的非议，我厌倦了自己被人肆意攻击，厌倦了完全被当作另一个人看待。“我可以待在家里陪孩子们，如果那样更好的话。”我告诉贝拉克，“我还是做个普通的妻子，只在大活动上现身和微笑就好了。这样也许对所有人都更好。”

贝拉克体贴地听着。我看得出来他很累，急需上楼好好睡一觉。我很讨厌有的时候把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搅在一起。他每天要处理的事情瞬息万变，要与选民进行很多次互动活动。我不想变成他的又一个负担，但话说回来，我的生活现在已经被他的那个世界吞没了。

“你要知道，米歇尔，你绝对是财富而不是负担，”他说，看上去很受挫，“但如果你想停下或慢慢来，我完全理解。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他告诉我，永远不要觉得受制于他或者是受制于竞选机制。如果我想继续，但是需要更多支持和资源的话，他会想办法帮我解决。

这让我感到安慰，虽然只是一点点。我仍觉得自己是那个排队吃午饭时，猛然挨了一拳的一年级学生。

但有了这点安慰，我们就把政治抛到一边，拖着疲惫的身体上床睡觉了。

之后不久，我去了大卫·阿昔洛在芝加哥的办公室，跟他和瓦莱丽坐在一起看了我出席公众场合的录像。我现在意识到，那是一次指导，是要告诉我竞选中的哪些部分是我可以掌控的。他们俩都肯定了我的努力，以及我有效地将贝拉克的支持者团结在了一起。但是随后，播放到我的竞选演说时，阿昔洛关掉了声音，以便我们仔细看我的肢体语言，尤其是面部表情。

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自己演说时带着紧张和执念，并且一刻都不放松。我一再提及美国人民正面对的艰难，比如学校里的不公平现象和我们的医疗体系。我的表情显示出我认为一切问题都已严重到生死攸关的地步，以及摆在国家面前的选择究竟有多重要。

就人们对女性的一贯印象而言，这样的表情太严肃、太沉重了。我以陌生人的眼光去看自己的表情，特别是在说那些令人不快的内容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反对者可以剪辑这些录像，并且在公众面前把我描绘成一个愤怒的女魔头了。这无疑是另一种偏见、另一处陷阱。要忽视一个女性的声音，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她包装成一个泼妇。

从来没有人指责过贝拉克表现得过于严肃或笑得太少。我只是他的妻子，不是候选人，或许大家期望我能带来更欢快和轻松的氛围。而且，如果想要知道女性在只讲政治的星球上的遭遇，只需看看睿智又上进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是如何总被形容为一个悍妇的；或者看看希拉里·克林顿在每次竞选活动之后，被电视红人和意见领袖反复解读时的遭遇。人们借鉴了所有对女性最坏的成见，无情地利用希拉里·克林顿的性别来攻击她—说她盛气凌人，说她喋喋不休，说她是个贱人。希拉里·克林顿是贝拉克的竞争对手，因此我当时自然不会跟她亲近，但是我非常钦佩她能站出来，坚持反抗仇视女性的现象。

与阿昔洛和瓦莱丽一起看录像的那天，我的眼睛被泪水刺得生疼。我非常沮丧。那时我终于明白，我完全没有掌握政治表演那一套。而这一年多来，我已经做了无数场演说。我意识到，在爱荷华州那些小礼堂里，我在尽力跟听众沟通。而在更大的场地中，要传达温暖无疑更难。听众越多，演说者的表情就要越鲜明，对此我需要好好下一番功夫。然而，我担心事到如今已经太迟了。

瓦莱丽，这位跟我认识了超过十五年的好朋友，过来握住了我的手。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问道，“为什么没有人肯帮我？”

我得到的回答是之前大家没怎么关注这些。贝拉克的竞选团队原本以为我做得还不错，结果发现并非如此。直到惹了大麻烦，我才被叫到大卫·阿昔洛的办公室。

对我来说，这是峰回路转的一刻。所有资源只服务于候选人一人，而不包含其配偶或家属。尽管贝拉克的竞选团队很尊重我，也很重视我的贡献，但他们永远不会给予我更多的指导。在那一刻之前，团队里没有任何人陪我出行，或是出席过我的活动。我从未接受过应对媒体的训练或是如何为演说做准备的训练。我意识到，除非我自己提出要求，否则没有人会提点我。

竞选还剩最后的六个多月，大众对我们的关注只会愈加密切。考虑到这一点，大家终于确信我需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如果我要继续像个候选人一样参与竞选，那我就要得到候选人应该得到的支持。有了更好的准备，我就能保护自己；争取到了所需要的资源，我才能做得更好。在初选的最后几周，贝拉克的竞选团队给我增派了人手—行程安排兼私人助理克里斯汀·贾维斯，她曾是贝拉克任参议员时的办公室前职员，为人热情，举止稳重，即使在面临重压时也能让我保持镇定；另一位是行事利落、深谙政治之道的沟通顾问，名叫史蒂芬妮·卡特。在那年夏天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我需要做一个重要的演说，由凯蒂和梅丽莎协助我，史蒂芬妮特地帮我明确了演说的主旨并告诉我应该如何表现。我们终于得到许可乘坐竞选专机，这让我的出行高效了不少。我可以在飞行途中接受媒体采访，在参加活动的途中梳妆，或是带上萨沙和玛利亚一起出行，而不需要负担额外的费用。

这让我松了口气。所有的这一切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我想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不那么紧张，多展露笑容。

在准备我的公开演说时，史蒂芬妮建议我发挥自己的长处，专注在那些我擅于表达的事情上，比如我对丈夫和孩子的爱，我对职场母亲的理解，以及我引以为豪的芝加哥出身。她发现我喜欢跟身边的人开玩笑，就告诉我不要压抑自己的幽默感。换句话说，我可以尽情地展示自我。预选结束后不久，我担任了《视野》节目的嘉宾主持，与乌比·戈德堡、芭芭拉·沃尔特斯和其他主持人一起，面对现场的观众，度过了愉快又精彩的一个小时。我们谈论了那些针对我的攻击，但也聊了女儿们的趣事，并且取笑了那次碰拳事件和连裤袜有多难穿。我感到了一种全新的轻松，一种重新找回自己声音的感觉。节目播出后获得了多数正面的反馈。我上节目时穿的那条148美元的黑白相间的连衣裙，突然间成了女士们争相购买的款式。

与此同时，我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我开始学会享受自我，变得越来越坦率和乐观。我也尝试向我见过的支持者学习，举办圆桌晚会来讨论女性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最让我受到触动的一课，是我在走访军事社区和士兵家属时学到的—他们大多数是妇女，也有一小部分男性。

“说说你们的生活吧。”我会说。然后听那些抱着孩子的女性告诉我她们的故事，她们中有的还不满二十岁。有些人说自己这些年来换过八次驻地，甚至更多，大致是一年一换，每到一个新环境，就要重新给孩子找音乐培训班或者强化班。她们还说，这样迁来迁去根本无法维持生计：例如有位找不到工作的教师，她新迁去的州不承认原来那个州的教师执业资格证；美甲师和理疗师也面临同样的执照问题；许多年轻的父母找不到一家能负担得起的托儿所。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问题，都隐藏在顾全大局和深明大义的担当背后。她们的爱人被派往喀布尔或摩苏尔那样的地方，服役一年或是更久。与这些军属的会面让我瞬间放下了我所受到的伤害。她们所做的牺牲远不是我可以比的。我坐在她们中间，全神贯注地听着，发现自己对军事生活一无所知。我暗暗发誓，如果贝拉克如愿当选，我一定要想办法更好地支持这些家庭。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更积极地帮助贝拉克和乔·拜登进行最后的努力。乔·拜登是来自特拉华州的参议员，为人随和，不久就被提名为贝拉克的竞选伙伴。我再次大胆地跟着自己的直觉，与支持我的人倾力合作。出席公众场合时，我专注于跟人群互动，少到几十人，多到上千人，我都在后台与他们聊天，或是越过隔离带与他们交谈。当选民们看到我充满人情味的一面时，自然就会明白那些丑化都是假的。我终于明白，拉近距离就能减少憎恨。

2008年夏天，我更加频繁地奔走，也更加努力，确信自己能为贝拉克带来积极的改变。随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我首次雇用了一位讲稿撰写人。她是一名才华卓越的年轻女性，名叫莎拉·赫维茨，有了她的帮助，我的想法得以呈现在那个只有十七分钟的演讲中。经过数周的精心准备，8月底，我站在丹佛市百事中心球馆的台上，面对着两万多名现场观众，以及数百万电视观众，准备好向世界展现我真实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的哥哥克雷格介绍我出场。我的母亲坐在二楼看台的第一排，看上去因为我们要面对如此之多的观众而十分震惊。我谈起了我的父亲—他为人谦逊，充满韧性，极大地影响了我和克雷格。我试图让全美人民看到一个最真实的贝拉克，还有他那颗高尚的心。演讲结束后，全场的掌声经久不息，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也许我付出的努力终于改变了人们对我的印象。

毫无疑问，那是一个重大的时刻—场面宏大、人数众多，直到今天还能在优兔视频网站上看到。但实际上，出于某些特别的原因，那也是一个微小的时刻。我看待事物的眼光开始改变了，就像一件毛衣慢慢被翻过来。舞台、观众、灯光、掌声，我从未想过这些事物可以变得如此寻常。如今我呈现的一切都未经编排和修饰，没有装模作样，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但惊喜还是真实地存在着—有时在不知不觉间，你的心门就敞开了。

说到这里，我们要回溯到7月4日在蒙大拿州比尤特的那天。那天行程结束时，夏日的夕阳终于落到了西边的山后，远处传来鞭炮的声音。我们在州际公路旁的一家智选假日快捷酒店里过夜。第二天贝拉克要动身前往密苏里州，我和女儿们则要回芝加哥的家。所有人都累坏了。我们参加了国庆游行和野餐。我们几乎跟每一个比尤特的市民都进行了互动。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为了玛利亚小聚一下了。

如果当天有人问起，我会说最后我们草草庆祝了一下—她的生日聚会感觉像是竞选活动热闹过后的一次收尾。我们聚在酒店楼下的一间会议室里，里面灯光很暗，天花板很低。到场的有康拉德、玛雅和瑟哈拉，还有一些跟玛利亚比较亲近的工作人员。当然了，还有那些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的特工。我们准备了一些气球、一个从便利店买的蛋糕、十支蜡烛和一大桶冰激凌，还有几件别人在之前就买好并在飞机上包装好的礼物。当晚的气氛虽然说不上冷清，但也确实没什么喜气洋洋的感觉。那一天过得实在太漫长了。贝拉克和我的脸色都不太好，因为我们知道搞砸了。

然而，跟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这些最终只是一种看法—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眼前的一切。贝拉克和我从那间单调的屋子和简单的聚会上，只看到了我们身为父母的失职。但玛利亚想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她也确实看到了。她看到了友善的面庞、爱她的人们、涂满糖霜的蛋糕、身边的两个小妹妹，还有崭新的一年。她在外面玩了一天，参加了国庆游行，第二天还能坐飞机。

她跑到贝拉克坐着的地方，一头扎进他怀里。“这是，”她宣布，“我过得最棒的一次生日！”

她并没有注意到她父母眼中的泪花，也没有发现房间里一半儿的人都哽咽了。因为她是对的。突然之间我们都明白了，那天她满十岁，一切都是最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