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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记起了几周前我在飞机上遇到的一个老朋友，在谈话中她提到她和丈夫雇了一个叫萨姆·卡斯的小伙子，定期到她家里做健康餐。很巧的是，贝拉克和我几年前通过另外一些朋友也认识萨姆。
我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那种雇人到家里做饭的人。这感觉有点贪图享受，我那些南城的亲戚一定会对这种事情怒目而视。贝拉克这个开着底板上有洞的达特桑汽车的人，一定也不赞成这个想法。这既和他作为社区组织者根深蒂固的节俭习惯格格不入，也不符合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想要展现的那种形象。但是对我来说，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必须有所牺牲。没有人能代替我做医院的项目，没有人能代替我作为贝拉克的妻子参与竞选，没有人能代替我作为玛利亚和萨沙的母亲哄她们睡觉，但是也许萨姆·卡斯能帮我们做几顿饭。
我请萨姆一周到我们家来几次，做一顿我们当天晚上吃的饭，再做一点儿我可以放进冰箱第二天早上热热吃的饭。他在我们家里是一个另类— 一个二十六岁的白人小伙子，剃着发亮的光头，早晨刮完的胡子下午就能长出来。但是，我的女儿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他的厨艺，还有他讲的老掉牙的笑话。他向她们展示怎么切胡萝卜和焯绿叶菜，让我们一家人远离了杂货店千篇一律的食物，而转为跟着时令的变化选择食物。他虔诚地迎接春天的新鲜豌豆和6月成熟的覆盆子。他一直等到桃子圆润多汁时才让两个姑娘吃，他知道那时候的桃子可以跟糖果媲美。萨姆会从专业的视角看待食物和卫生问题，比如食品行业如何以方便之名向千家万户推销加工食品，那对公共健康造成了怎样严重的影响。这个话题引起了我的兴趣，让我想起在医院工作时亲眼看见的情况，想起我作为有全职工作的妈妈在喂饱全家人上做出的妥协。
晚上，萨姆和我在厨房里聊了几个小时，我们在探讨一个想法，如果贝拉克赢得了总统选举，我可以利用我第一夫人的角色来尝试解决一些问题。我们的想法慢慢膨胀起来。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在白宫种植蔬菜来宣传新鲜食物的好处？以此作为基础，我们是否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比如发起一个儿童健康运动，帮助家长避免我犯下的一些错误？
我们一直谈到很晚。萨姆发出了一声叹息。“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这位候选人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三十个点，”我们两个人都笑起来，“他肯定赢不了。”
这是一个梦想，但是我喜欢。
说到竞选，每天都像是一场竞赛。我依然在努力维持正常和稳定的家庭生活，不光是为女儿，也是为我自己。我随身带着两部黑莓手机—一部处理工作，一部处理私人生活和政治竞选事宜。说不上好坏吧，这些都搅和在一起了。我每天和贝拉克的通话很简短，有点像新闻报道—你在哪里？事情进行得如何？孩子们怎么样？我们两个都习惯了不去谈自己有多累，以及我们的个人需求。这没有意义，反正我们也顾不上这些。生活就是一个嘀嗒作响的时钟。
在工作上，我努力地跟上进度，我会坐在一个爱荷华州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志愿者的丰田卡罗拉汽车凌乱的后座上，或者坐在新罕布什尔州普利茅斯市一家汉堡王的安静角落里，给医院的同事打电话。贝拉克在斯普林菲尔德宣布参选几个月后，在医院同事的支持下，我决定改为兼职工作，这是唯一能够兼顾的可持续的办法。梅丽莎、凯蒂和我组成了一个做事高效的“家庭”，我们早晨在机场会合，迅速通过安检，机场的保安当时都能叫出我的名字了。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认出我来，主要是黑人女性，在我从她们身边经过往登机口走时，她们会大声喊：“米歇尔！米歇尔！”
一些事情在发生变化，因为是逐渐发生的，所以一开始很难觉察到。我有时感觉自己好像在一个奇怪的宇宙里飘浮着，向一些假装认识我的陌生人挥手，登上那些把我从正常世界运走的飞机。我是知名人士了。我以某人妻子的身份为人所知，而某人又是跟政治有关联的，这让我感到双倍甚至三倍的不可思议。
在竞选活动中从拉起隔离带的通道中穿过人群，我感觉就好像在飓风中要保持屹立不倒一样。我发现，除了一些心存善意和非常热情的陌生人会抓我的手、摸我的头发，还有些人会毫无征兆地把笔、照相机和孩子塞给我。我要微笑、握手、听故事，同时还要努力往前走。最终出来时，我脸上有口红印，衬衫上有手印，整个人看起来好像刚从一个风洞里走出来一样。
我没时间细想这些，但是我内心隐隐地担心随着我作为贝拉克·奥巴马妻子的这个角色越来越突出，我的其他方面在大众眼里会慢慢淡化。我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很少问到我的工作，只是会在对我的描述中加上“哈佛毕业”的字眼，但也就仅此而已。有几家媒体刊登文章猜测我在医院里受到提拔不是因为我工作努力和表现优秀，而是因为我丈夫日益上升的政治声望，读到这些让我感到很痛苦。4月的一天，我在家接到梅丽莎的电话，她告诉我《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莫琳·多德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我在公开场合说贝拉克随处乱扔袜子，不把黄油放回冰箱，这有损他的高大形象。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应该将贝拉克看作一个人而不是超凡脱俗的救世主。莫琳·多德显然更愿意让我带着程式化的笑容，深情款款地注视着自己的丈夫。如此尖刻的批评是来自另一位职业女性，这让我感觉奇怪和悲哀，她根本没有打算了解我，就带着怀疑的态度来写我的故事。
我尽量努力不把这看成是针对我个人的，但有时很难做到。
随着每一场竞选活动的开展，每一篇文章的刊登，每一个我们取得进展的信号出现，我们变得更加易受攻击。围绕着贝拉克出现了一些疯狂的谣言：他是在一所激进的穆斯林宗教学校受的教育，宣誓进入美国参议院时手按的是《古兰经》；他拒绝背诵效忠誓词；他在播放国歌时不愿意把手放在左胸上；他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好朋友是恐怖分子。虽然一些有声望的新闻媒体会经常揭穿这些谎言，但它们仍然通过匿名的电子邮箱链接疯狂传播，不仅是卑劣的阴谋论者在转发，就连一些分不清事实和网上谣言的亲戚、同事和邻居也在转发。
贝拉克的安全是我不愿意去想的问题，更不要说讨论了。我们许多人从小就在晚间新闻上看到过多起刺杀事件。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罗纳德·里根、约翰·列侬都遭到了枪击。如果你引起太多关注，你的人身安全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话说回来，贝拉克是一个黑人。这个风险对他而言不是什么新鲜事。“他在去加油站的路上都可能遭到枪击。”当人们提到这个话题时我有时会这样提醒他们。
从5月开始，贝拉克身边有了特工人员进行贴身保护。以前还没有哪个总统候选人这么早就得到保护，这离他成为候任总统还有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针对他的威胁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贝拉克当时出行都坐着政府提供的线条流畅的黑色越野轿车，后面跟着一队穿着制服、戴着耳机的持枪的男女。他回到家后，会有一名特工在我家前廊上值勤。
就我自己来说，我从未感到不安全。随着我外出次数的增多，我所吸引的人也越来越多。曾经我在低调的家庭聚会上和二十个人见面，现在我在一个高中体育场上对几百人讲话。爱荷华州的工作人员报告说，我的讲话会带来很多的支持者（衡量标准是一些签名的“支持者卡片”，竞选团队会仔细地收集并跟进）。竞选团队开始称我为“收官者”，因为我能帮助人们下定支持贝拉克的决心。
我每天都在学习新经验—关于如何更高效地行动，如何不被疾病或者其他任何糟糕的情况拖慢速度。在吃过一阵路边小餐馆里的美味但不卫生的食物之后，我改吃麦当劳餐厅的芝士汉堡了，虽然谈不上好吃但起码安全系数高。坐车走在小镇之间颠簸的道路上，我学会了选择掉渣而不是乱溅的快餐，以免衣服被弄脏，因为我不想拍照时裙子上带着一块鹰嘴豆泥的污迹。我训练自己少喝水，因为路上几乎没时间去洗手间。我学会了听着午夜后行驶在爱荷华州际公路上的长途运输卡车的轰隆声入睡，以及无视隔壁房间（一个墙壁很薄的旅馆房间）里一对夫妇快乐地享受他们的新婚之夜。
尽管我的情绪起起伏伏，但是竞选的第一年还是充满了温暖的回忆和开心的笑声。我尽可能带着玛利亚和萨沙一起上路。她们的适应能力很强，喜欢旅行。记得有一次，那是新罕布什尔州的户外集会，我要去发表讲话，还要和选民握手，就把她们交给一位工作人员照看，他们去售货棚和供骑乘的游乐设施那里玩，稍后我们要会合，为一份杂志拍照。大约一小时后，我看到萨沙后，顿时乱了分寸。她的脸颊、鼻子和额头都被仔细地涂上了厚厚的黑白色颜料。她被画成了一只熊猫，还高兴得不得了。我立刻想到正等着我们的杂志工作人员，这个安排恐怕得打乱了。但是我回头看看萨沙那张小熊猫脸，长出了一口气，我的女儿很可爱、很满足。于是我大笑起来，然后到最近的一个房间帮她把那些颜料洗掉。
偶尔我们一家四口会一起旅行。竞选团队在爱荷华州租了几天的旅行房车，方便我们去各个小城镇做巡回宣传，在宣传间隙我们会玩让人振奋的优诺纸牌游戏 [4] 。我们在爱荷华州展览会上度过了一个下午，坐碰碰车，玩水枪，赢毛绒玩具，其间摄影师互相推挤争夺拍摄位置，相机镜头都快推到我们脸上了。真正好玩的时候是等贝拉克赶去下一个目的地之后，大批媒体、安保人员和工作人员都跟着他走了，我和女儿们就获得了自由。他一离开，我们就可以在游乐场里疯玩了，我们把脚放在麻袋里从一个巨型黄色滑梯上急速滑下，风在我们耳边呼啸。
我每周都会回爱荷华州，通过飞机舷窗可以看到季节的变换，大地慢慢披上了绿色的新装，大豆和玉米的新苗笔直地排列在庄稼地里。我喜欢那些整齐的几何形状的田地，还有一些五颜六色的饮料瓶一样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谷仓。笔直平坦的高速公路一直延伸到天边。我开始爱上了那里，即便我们在那里做了很多工作后仍有可能赢不了。
至此一年已经过半，贝拉克和他的竞选团队把大量资源都投放在了爱荷华州，但根据大多数民调结果，他依旧排在第二位或第三位，落在希拉里·克林顿和约翰·爱德华兹之后。虽然差距很小，但是贝拉克处于劣势。从全美国来看，形势更糟：贝拉克一直落后希拉里·克林顿整整十五至二十个点—每次我经过机场或者于竞选中间休息在餐馆看电视新闻时，都会被迫直面现实。
几个月前，我受够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和福克斯新闻上无休无止、像狂欢节招揽顾客一样的评论，晚上在家时我把这些频道永久列入了黑名单，转而看能让我的情绪变得更平静的e！频道和hgtv频道（美国家园频道）。说真的，在忙碌了一天后，没有什么比看一对年轻夫妇在纳什维尔找到梦想中的家或者一位年轻的准新娘挑中一件心仪的婚纱更让人放松的了。
坦白讲，我不相信专家的话，对民调结果也不是百分百相信。在我心里，我觉得它们都是错的。在毫无生气的都市录影棚里描述的氛围，跟我在爱荷华州的教会礼堂和康乐中心里感受到的不同。那些专家没有和那些自称“贝拉克之星”的高中生粉丝见过面，他们会在橄榄球训练或者戏剧俱乐部的活动结束后为贝拉克竞选团队做志愿者工作。那些专家也没有和那位白人握手，她憧憬着自己混血的孙辈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似乎也没注意到我们的现场组织团队已经发展到多大的规模。我们当时在组建一个巨大的基层竞选网络—最终设立了三十七个办事处，约有两百位工作人员，这是爱荷华州党内预选历史上最大的竞选网络。
年轻人也站在了我们这边。我们这个团队的主力是怀抱理想、精力充沛的二十二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他们放下手头的一切，开车来到爱荷华州加入竞选团队，每个人都和多年前受驱动到芝加哥来做组织工作的贝拉克有同样的基因。他们的精神和能力并没有被纳入民意测验的考虑范围。我每次去那里，跟那些真正相信我们的人互动时都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希望，他们每晚都会花四五个小时登门拜访选民或者给他们打电话，就连最小最保守的镇子上也有他们建起的支持者网络，他们对我丈夫在大规模生猪饲养上的立场以及修复移民体系的计划都烂熟于心。
在我看来，那些负责管理办事处的年轻人是下一代领导人的火种。他们不知疲倦，并且被激励起来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们更加直接地将选民与他们的民主联结在了一起，不管是通过街上的办事处，还是通过网站自己组织会议或者给银行打电话。就像贝拉克经常说的，我们做的不是一场单纯的竞选，而是要让政治在未来变得更好—更少被金钱驱动，与普通人关系更加紧密，最终让人充满希望。即使我们最后没有赢，但我们取得了重要的进步。不管怎样，他们的工作都不会白做。
随着天气再次转冷，贝拉克知道他只剩最后一个机会扭转爱荷华州的选情，那就是在“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晚餐会上有亮眼的表现。这是民主党每年在各州都会举行的仪式。在爱荷华州，总统选举期间，它是在11月初举行的，距离1月的党内预选有大约八周时间，全美国媒体都会前来报道。仪式上，每个候选人都要发表演讲—不用笔记和提词器，而且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到现场助威。本质上，这是一个候选人之间互相比拼的大规模动员大会。
几个月来，有线电视新闻的评论员一直在怀疑爱荷华州的人是否会在党内预选上支持贝拉克，他们旁敲侧击地说，虽然他是一个有实力的、不同寻常的候选人，但他仍然无法将热情转化为选票。而在“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晚餐会上聚集的人群，就是我们针对这种质疑给出的答案。大约有三千名支持者从全州各地开车赶来，这表明了我们既有组织性又有积极性—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强大。
那天晚上在台上，约翰·爱德华兹向克林顿“开炮”，委婉地谈到真诚和可信赖的重要性。乔·拜登看到数量庞大、喧闹吵嚷的奥巴马支持者，讥讽地笑道：“你好，芝加哥！”希拉里·克林顿那天患了感冒，她接着乔·拜登的攻势攻击贝拉克。“‘改变’不过是一个词而已，”她说，“如果你没有能力和经验让它发生的话。”
贝拉克是那天晚上最后一个讲话的，他对自己的核心主张进行了激动人心的辩护：我们国家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不仅要摆脱布什政府—当然也包括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造成的恐惧和失败，还要弥合长久以来的政治分化局面。“我不想在明年或者接下来四年继续打和20世纪90年代一样的仗，”他说，“我不想让美国分裂成红色和蓝色两个对立的阵营，我想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观众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在台下看着，心里充满骄傲。
“美国，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贝拉克说，“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
他那天晚上的表现正是竞选所需要的，他在民调中一下子跃居首位。他在爱荷华州大约一半儿的民调中都处于领先位置，随着党内预选日渐临近，形势变得越来越好。
在圣诞节后，离爱荷华州的选举还剩大约一周时，我在芝加哥南城认识的人好像有一半儿都来到了天寒地冻的得梅因。我母亲和“凯伊妈妈”来了，我哥哥和凯莉带着孩子来了，萨姆·卡斯也来了。瓦莱丽早在秋天时就作为贝拉克的顾问加入了竞选团队。她带着苏珊、我的闺蜜团还有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也来到了这里，我在医院的同事也过来了，这让我非常感动，还有我们在盛德的朋友，以及和贝拉克在芝加哥大学做同事的法律教授。他们跟着竞选争分夺秒的步调，一起过来帮忙做最后的推动。他们向当地的办事处报到，在零度的天气里拜访选民，为贝拉克说好话，提醒人们去党内预选地点。同时，还有几百人从全国各地赶来，为了最后的一周，他们住在当地那些支持者空出来的卧室里，每天赶赴各处，连最小的镇子和碎石路最狭窄的路段也不放过。
我很少去得梅因参加竞选活动，这回我乘坐一辆租来的面包车，和梅丽莎、凯蒂一起穿梭于州内各个地方，一天做五六场活动，负责开车的是一组排好班的志愿者。贝拉克和我一样也在外面到处跑，他的嗓音开始变得沙哑。
不管我在外跑多远，每天一定会回到我们的家庭“基地”—西得梅因的居家宾馆，赶上玛利亚和萨沙晚上八点的睡觉时间。当然，她们几乎感觉不到我不在身边，白天有堂（表）兄弟姐妹、朋友和保姆同她们做伴，还可以在宾馆房间里玩游戏，或者到市区去玩。一天晚上，我打开门，正想倒在床上享受片刻的宁静，却发现房间里到处扔满了厨房的东西—擀面杖扔在床罩上，脏砧板放在一个小桌子上，厨房剪刀扔在地板上。灯罩和电视机屏幕上蒙着一层……那是面粉吗？
“萨姆教我们做面食来着！”玛利亚说，“我们有点得意忘形了。”
我大笑起来。我一直在担心女儿们怎么过这个圣诞节，这是她们第一个没去夏威夷和曾外祖母一起过的圣诞节。可喜的是，得梅因的一包面粉就很好地替代了威基基海滩的浴巾。
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四，党内预选开始了。贝拉克和我在午餐时间去了得梅因市区的美食广场，接着我们又走访了好几处会议地点，去和尽可能多的选民见面。那天晚上，我们请亲戚和朋友们一起吃饭，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当时距离贝拉克在斯普林菲尔德宣布参选已经过去了疯狂的十一个月，是输是赢就看当晚的投票结果了。我提前离席，回到宾馆房间准备贝拉克当晚不管输赢都要作的演讲。不一会儿，凯蒂和梅丽莎进来了，带来了竞选战情中心的最新消息：“我们赢了！”
我们欣喜若狂，大喊大叫，惹得特工人员敲门询问是否出了什么事。
在那一年最寒冷的几个晚上，爱荷华州的人走出家门来到当地的党内预选地点，投票人数破了纪录，几乎是四年前的两倍。贝拉克在白人、黑人和年轻选民中都获得了胜利。其中超过一半儿的人之前从未参与过党内预选的投票，而很可能就是这些人帮助贝拉克锁定了胜局。有线电视新闻的主持人也来到了爱荷华州，开始为我们这位轻松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和一位前副总统候选人的政治奇才大唱赞歌。
那天晚上，贝拉克在海威会议中心发表胜选演说时，我们四个人—贝拉克、我、玛利亚和萨沙—站在台上，我感觉好极了，虽然也有一点儿愧疚。我心想，也许贝拉克这些年来谈论的一切都是有可能实现的。他一次次赶去斯普林菲尔德，他为没能发挥足够大的影响而沮丧，他的理想主义，他真诚地相信人们可以求同存异，而最终政治可以发挥作用—也许他一直都是对的。
我们取得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深远的胜利—不只是对于贝拉克，不只是对于我，还有梅丽莎和凯蒂、普洛夫、阿昔洛和瓦莱丽，每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每一个志愿者，每一位教师、农民、退休人员、高中生，他们那天晚上都站了起来，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午夜过后，贝拉克和我赶到机场，离开了爱荷华州，我们知道，在几个月之内我们是不会回去了。我和女儿们将回到芝加哥的家，继续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贝拉克飞到新罕布什尔州，再过不到一周，那里将举行初选。
爱荷华州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尤其对我而言，它让我树立了真正的信心。我们当时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信心分享给全美国其他地方的人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们在爱荷华州的现场组织者会分头奔赴其他各州—到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到新墨西哥州、明尼苏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继续传播那个已经得到证明的信息：改变真的是可能的。
[1] 超级碗（super bowl），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的年度冠军赛。
[2] 乔·利伯曼（joe lieberan，1942— ），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政治人物。他在1988年被选为参议员，在2006年的选举获胜后已经是第四届任期了。利伯曼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是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担任阿尔·戈尔的竞选搭档，这也使他成为美国主要政党中出现的第一个犹太人副总统候选人。
[3] 5英尺11英寸，约为18米。
[4] 优诺纸牌游戏（uno），于1971年由梅尔·罗宾斯发明，已经风靡全球数十年。由于游戏规则中，当玩家手上只余下一张牌时，必须喊出”uno”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