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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瓦莱丽的接触比跟苏珊要多，但是我仔细观察了她们两人做的所有事情，就像我当初观察我大学时的良师益友泽妮一样。她们都是了解自己的声音而且不惮于使用它们的女人。她们在需要的时候会表现得幽默而谦卑，但是遇到满口大话的人也不会被吓倒，而且她们不会怀疑自己所持观点的力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她们都是职场妈妈。我在这方面也认真观察过她们，因为我知道自己将来有一天也会扮演这样的角色。瓦莱丽即使在开大会时，接到女儿学校打来的电话，也会马上走出会场。苏珊也一样，如果她的儿子发高烧或者要在幼儿园的音乐会上表演，她会在上班时间冲出去。她们毫不愧疚地将自己孩子的需求摆在第一位，即使那会打乱工作节奏，她们也没有试图将工作和家庭截然分开。我在盛德工作时，发现事务所的男性合伙人会将工作和家庭截然分开。我不确定这种区分对瓦莱丽和苏珊而言算不算一种选择，因为她们既要承担起母亲应尽的各种责任，又都离了婚，需要面对情感上的动荡和经济上的挑战。她们并没有追求完美，但总是能够做到出色，两人之间还缔结了深厚的、互助的友谊，这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们扔下了所有伪装，活出了自己，而且活得精彩，活得内心强大，并给他人树立了榜样。

贝拉克和我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度蜜月归来后，迎接我们的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11月的大选带来了一轮鼓舞人心的变化。比尔·克林顿在伊利诺伊州和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将只做了一个任期的老布什总统请下了台。卡罗尔·莫斯利－布朗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女参议员。更让贝拉克兴奋的是，大选日当天的投票人数足以载入史册，通过“投票项目”直接登记的就有十一万新选民，它发起的范围广泛的“走出去投票”宣传活动对整体的投票人数可能产生了很大的带动作用。

近十年来第一次，芝加哥有超过五十万黑人选民参与了投票，这证明了他们团结起来的力量能够改变政治结果。这也向立法者和未来的从政者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重新确立了一种随着哈罗德·华盛顿的离世而消失的感觉，那就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是十分重要的，任何人如果无视或者不重视黑人的需求和关切，将会在政治上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也间接地向黑人群体传递了一个信息，进步是可能的，他们的价值是可见的。所有这些都让贝拉克感到振奋。虽然很累，但是贝拉克热爱这份工作，它让他了解了芝加哥复杂的政治体系，也证明了他的组织天分可以在更广的层面上得到发挥。他与基层领导、普通公民和当选的官员通力合作，并奇迹般地取得了成果。有几家媒体已经注意到了“投票项目”的重大影响。《芝加哥》杂志的一位撰稿人将贝拉克描述为一个“高个子、为人友善的工作狂”，并建议他将来也竞选公职，贝拉克对此不以为意。

坏消息是，贝拉克有麻烦了，因为一直忙于登记选民的工作，我刚刚嫁给的这个“高个子、为人友善的工作狂”没能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书稿，只写了一部分。我们从加利福尼亚回家后，得知出版社已经取消了与他签的合同，并通过他的文学代理人传话说，他要把40000美元的预付金还回去。

就算他着了慌，那他起码也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那时我正忙着适应市政厅的新工作，相比之前的工作，我当时要参加很多分区董事会议，老年人野餐会这样的活动就去得少了。虽然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没有之前做公司法律师时那么长，但市政厅烦琐的事务让我到了晚上已筋疲力尽，不想再处理家里的麻烦事，而更愿意倒一杯葡萄酒，脑子什么都不想，只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说我从贝拉克对“投票项目”神魂颠倒的投入里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替他着急也没用，部分原因是，我比他的压力还要大。混乱让我不安，但是似乎让贝拉克精神焕发。他就像杂技团的表演者一样，喜欢看着一堆盘子转起来，如果事情太平静了，他就会觉得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我逐渐意识到，他是个停不下来的工作狂，完全不考虑时间和精力的极限，一直在接新工作。比如，他一面答应在几个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任职，一面又答应芝加哥大学在第二年的春季学期兼职教一门课，同时还计划着在律师事务所做全职工作。

然后还有那本书。贝拉克的文学代理人确信她能把这个选题卖给另一家出版社，不过他必须尽快完成书稿。他的教学工作还未开始，又得到那家已经等了他一年的律师事务所的允许，于是事情有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他要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写书，在某个地方租一个小木屋，摆脱所有让他分心的事，专心致志地写作。这就像是在大学里熬通宵疯狂赶论文，只不过贝拉克预计他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书稿。大约是在我们婚礼后六周，一天晚上在家时他向我说了这个计划，然后小心翼翼地透露了最后一点信息：他的母亲已经帮他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小木屋。事实上，她已经帮他租下了。在海边，房租不贵，环境安静。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沙努尔，距我有9000英里远。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冷笑话，不是吗？当一个喜欢离群索居的男人娶了一个外向的重视家庭、一丁点儿都不喜欢孤独的女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对于婚姻里出现的几乎所有问题，不管你是谁，面对的是什么事情，最佳的也是最行得通的方案就是—你要想办法去适应。如果你永远陷在里面，那就真的没有选择了。

也就是说，1993年年初，贝拉克飞到了巴厘岛，独自和他的思想一起度过了五周，写他那本名为《我父亲的梦想》的书。黄色的美式笔记本上写满了一行行工整的字。他每天在椰子树和拍打着海岸的浪花间漫步，撷取写作灵感。与此同时，我留在欧几里得大道的家里，住在母亲的楼上。又一个铅灰色的冬天降临在了芝加哥，树上和人行道上都结了冰。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满，晚上会去见朋友或者上健身课。在平常工作或者在市里和朋友聚会时，我发现自己能随口说出那个奇怪的新名词—“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和我想买一套房子。我的丈夫是个即将出书的作家。那个词新鲜，让人愉快，是对一个不在场的男人的记忆再现。我非常想念贝拉克，但是我为当时的情况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虽然我们新婚宴尔，但这种小别的插曲可能也是有好处的。

他带着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跑到9000英里之外奋战，也许是为我好，不希望我看到他一团糟的状态。我提醒自己，我是嫁给了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在用自认为最明智和高效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事情，虽然从表面来看他似乎是去海边度假，和我一起度完蜜月后又去享受一个人的蜜月（在孤独的时刻我禁不住这么想）。

你和我，你和我，你和我。我们在学着适应，将彼此融进一个更坚实和长久的“我们”的形式中。虽然我们仍然是和过去一样的两个人，是和过去几年一样的一对情侣，但我们有了新的标签，有了第二重身份。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我们站在教堂里，大声说出了这句话，向彼此，也向全世界。那时感觉我们的确需要为对方做更多。

对于许多女人而言，包括我自己，“妻子”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词。它承载着历史。如果你和我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长大，你应该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妻子似乎就是那种电视情景喜剧里的白人女性，她们愉快活泼，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紧身胸衣。她们待在家里，围着孩子转，在灶台前把晚饭做好。她们有时会喝杯雪利酒，和真空吸尘器推销员调情，但是兴奋之处似乎也就到此为止。讽刺的是，那时在我们欧几里得大道的起居室里，经常是我在看这些电视剧，而我那个待在家里的母亲则毫无怨言地在准备晚饭，我仪表整洁的父亲工作一天后在休息。我父母的分工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传统。贝拉克有时会开玩笑说，我的成长过程像是黑人版的《反斗小宝贝》 [1] ，住在南岸社区的罗宾逊一家和住在梅菲尔德的克利弗一家一样安稳、幸福，不过我们是贫穷版本的克利弗一家，我父亲穿的是蓝色城市工人制服，克利弗先生则西装革履。贝拉克做这个类比时带着一丝羡慕，因为他自己的童年非常不同，另外，这也颠覆了人们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那种固有印象，认为我们大都住在破败不堪的房子里，我们的家庭也无法像我们的白人邻居那样，实现安稳的中产阶级梦想。

就我自己来说，小时候我更喜欢的是《玛丽·泰勒·摩尔秀》 [2] ，看得入了迷。玛丽有一份工作，有时髦的衣服，头发也很好看。她独立且有趣，和电视里其他女人不同，她遇到的问题都很有意思。她不会谈论孩子和家庭琐事。她不允许卢·格兰特对自己颐指气使，她也不一心只想找个男人嫁了。她既活力四射又成熟老练。在网络时代到来很久很久之前，世界几乎完全是通过三个电视频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而它们的影响很大。如果你是一个有头脑的女孩，并模糊地认识到你未来不想只成为一个妻子，那么玛丽·泰勒·摩尔就是你的女神。

二十九岁的我坐在公寓里，而多年前，我就是坐在这里看那些电视节目，吃耐心而无私的玛丽安·罗宾逊做的饭菜的。我拥有的太多—良好的教育、对自我的健康认知、满怀的雄心壮志，这些是她灌输给我的，我知道我尤其要感谢我的母亲。在我上幼儿园之前，她教我认字，我像只小猫一样窝在她怀里，她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教我念从图书馆借的《迪克和简》。她精心地为我们准备饭菜，把西兰花和抱子甘蓝放在我们的盘子里，让我们必须吃。而且，我的舞会礼服都是她亲手做的，你能相信吗？我想说的是，她勤勉地为我们操劳，给了我们她的一切。她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了家庭。我这时才意识到，她为我和克雷格付出的那些时间，都是没有花在她自己身上的时间。

我人生最大的幸运给我带来了心理上的矛盾。我从小被教育要自信，不要给自己设限，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追求想要的任何东西，而且一定可以得到。我确实也什么都想要。因为就像苏珊娜说的那样：为什么不呢？我想像玛丽·泰勒·摩尔那样成为一名独立的职业女性，活得洒脱而充满激情，同时我也想做一个能够保持家庭稳定、有牺牲精神、看似平凡的妻子和母亲，而这两者又不会互相限制。我希望效仿我的母亲，同时又希望和她完全不同。这件事思考起来很奇怪，让人困惑。我能拥有一切吗？我会拥有一切吗？我不知道。

这时候，贝拉克从巴厘岛回家了，他晒黑了，带着一个装满了笔记本的书包，他离群索居的生活换来了文学上的胜利。书稿基本完成了。几个月之后，他的文学代理人把书稿卖给了另一家出版社，还清了他之前的债务，并敲定了出版计划。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又回到了新婚生活的轻松节奏里。贝拉克回来了，结束了他的隐居生活，回归到我的世界里。我的丈夫。他微笑着听我讲笑话，听我讲白天发生的事，晚上吻我入睡。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做饭、工作、大笑、做计划。那年春末的时候，我们攒够了钱，买了一套公寓，离开了南欧几里得大道7436号，搬进一套位于海德公园社区的铁路风格的漂亮公寓，里面装着硬木地板和镶有瓷砖的壁炉，我们在那里开启了新生活。在贝拉克的鼓励下，我又冒了一次险，换了另一份工作，告别了市政厅的瓦莱丽和苏珊，开始尝试在一直感兴趣的非营利组织工作，并担负起让我有机会成长的领导职位。关于自己的生活，我还有很多没有想清楚的事情—如何既成为“玛丽”又成为“玛丽安”，这个谜还没有解开。但是当时，所有这些深沉的问题都暂时被我抛在脑后，不闻不问。我想，眼下不必烦恼这些，因为我们如今是“我们”了，我们很快乐。而快乐似乎是一切的。

[1] 《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 ），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剧，片中的克利弗家，已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模范。他们这一家，就是你希望自己也拥有的那种快乐家庭，包括一个亦师亦友的聪明老爸华德、高贵又能干的妈妈琼、在学校出尽风头的运动健将大哥华利，以及幺儿小毕。小毕是个平凡的八岁小男孩，他总是努力让自己少惹麻烦，但是最后总是有一千个理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2] 《玛丽·泰勒·摩尔秀》（ary tyler oore show ），1970年上映的美国电视剧，该剧讲述的是女性如何在光怪陆离的大都市中发现自己、爱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