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2）

“但是我准备好了，我刚才把那首曲子弹出来了。”

“那不是学琴的方法。”

“那是为什么呢？”

钢琴课变得冗长而令人厌烦，主要是因为我拒绝墨守成规，而萝比也不认同我随意地在她的歌本中选曲子来练习。在我的记忆中，我们连续很多周都在反复地练习。我又是个有主意的人，她也是。在争执间隙，我继续练琴，她继续听，还提出一连串改正意见。我并不把自己在钢琴上取得的进步归功于她，她也不认为我的提高是我自己的原因。但是，我们的钢琴课依然继续。

楼上，我的父母和克雷格觉得整件事非常好笑。晚饭时，我边吃意大利面和肉丸，边讲述跟萝比的“战斗”，情绪仍然激动，他们却捧腹大笑。克雷格和萝比相安无事，他是个让人愉快的孩子，学钢琴按部就班，并不十分投入。父母对我的遭遇并没有表示同情，对萝比也没有。总而言之，他们对于我们学业之外的事情并不过多干预，而且很早就希望哥哥和我能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们似乎认为自己作为父母，在家中的责任主要是倾听以及在需要时给予鼓励。对于我的表现，其他父母也许会责备孩子对长辈不敬，但他们却不予理会。我母亲从大约十六岁开始和萝比一起住，被迫遵守她定下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规矩，看到萝比的权威受到挑战，她可能心中窃喜。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父母对我的奋起抗争是欣赏的，我为此感到高兴。那是我心里的一团火，他们想让它燃烧着。

……………………

每年，萝比都会组织一场钢琴演奏会，让她的学生们可以现场为观众演奏。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总之她想办法借到了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罗斯福大学的一个练习厅。演奏会就在密歇根大道上一座宏伟的石质建筑里举行，旁边就是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奏场地。光是想想要去那里演奏，我就紧张不已。芝加哥卢普区 [11] 在我们位于欧几里得大道上的公寓以北大约九英里处。那里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人们熙来攘往的人行道，让我感觉像另一个世界。我们一家人一年里到市中心的次数屈指可数，通常是去参观艺术学院或是看场话剧。一家四口坐在父亲的别克车里，好像太空舱里的宇航员。

我父亲对于任何需要驾车外出的理由都表示欢迎。他的爱车是一辆古铜色的双门别克electra 225，他骄傲地称它为“两块两毛五”。他精心为爱车擦拭打蜡，严格遵循保养程序，把车开到西尔斯百货进行轮胎换位和润滑油更换，就像妈妈定期带我们去儿科医生那里做体检一样。我们也爱“两块两毛五”。它那流线型的车身和窄窄的尾灯让它看起来帅气又新潮。车里很宽敞，感觉像个房间一样。我在里面几乎能站起身，手能摸到覆着布的车顶。那时候，系安全带还不是必需的，所以很多时候克雷格和我就在车里打闹，当我们想跟父母说话时，就把身子探到前座。在车里一半儿的时间，我会踮起脚，把头放在驾驶座的头枕上，探出下巴，这样我的脸就贴着父亲的脸，我们的视野就完全一样了。

这辆车让我们一家人有了另一种亲密方式，我们可以一边开车一边聊天。晚饭后，克雷格和我有时会央求父亲带我们出去兜兜风。作为夏夜的消遣，我们一家还会到社区西南方向的一个汽车电影院看《人猿星球》系列电影。我们在暮色中把别克车停下，安顿下来看电影，母亲把从家里带来的晚餐—炸鸡和炸薯片分给我们，克雷格和我坐在后座，把食物放在大腿上吃，小心翼翼地用餐巾纸擦手，而不是直接把油抹在座位上。

多年之后，我才完全理解开车对于父亲的意义。小时候我只能模糊地感觉到，他开车时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发动机运转良好，轮胎稳稳地转动，这让他有一种快感。父亲三十多岁时，一条腿有种奇怪的无力感，医生告诉他，将来他可能无法走路，疾病发展的过程会漫长又痛苦。很可能在某一天，他的脑神经和脊髓神经神秘脱鞘，他就完全无法走路了。我不记得确切日期，但是父亲买下这辆别克车和他被诊断出患多发性硬化症大约是同一时间。尽管他从未说过，但这辆车对他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种慰藉。

关于这种病，父亲和母亲都没有多考虑。那时候，还需要再过几十年才有谷歌，才能一搜就有一堆让人眼花缭乱的图表、数据和医学解释，带来或带走希望。即使当时有这些，我猜父亲也不愿意看。虽然父亲从小就去教堂，但他应该不会乞求上帝祛除他的病。他也不会寻找替代疗法或权威专家，又或者怪罪某个有缺陷的基因。在我的家族中，我们有一个由来已久的习惯，那就是屏蔽坏消息，在它到来的那一刻就忘掉它。没人知道父亲在看医生之前已经有多长时间感觉不舒服，我猜测不是几年也得有几个月。他不喜欢看医生，也不会怨天尤人。他是那种接受命运安排、一门心思往前看的人。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参加钢琴演奏会的重要日子，他走路已经有点跛，左脚跟不上右脚的步伐。我对父亲的所有记忆里都有他残疾的样子，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用这个词。当时我只知道，父亲比其他小孩的父亲走路要慢一点儿。我有时看见他在爬一段楼梯前会停住，似乎需要想想怎么爬再行动。我们去商场购物时，他会坐在长凳上，帮忙看包或者打个盹儿，让其他人去逛。

到市中心参加钢琴演奏会的路上，我坐在别克车的后座，穿着一件漂亮的裙子和一双漆皮鞋，扎着辫子，生平第一次紧张得直冒汗。我对于演奏很焦虑，虽然我已经在萝比家把曲子练得滚瓜烂熟。克雷格也参加这次演奏会，他穿着一身西装，似乎并不紧张，还在车后座上睡着了。事实上，他睡得很死，嘴半张着，表情愉快而平静。这就是克雷格。我这辈子都梦想可以像他那样淡然从容。他当时参加了青少年篮球联赛，每周末都会比赛，显然对现场表演这档子事已经驾轻就熟。

父亲经常会花很长时间挑选停车地点，为的是与目的地尽可能地接近，这样就要多付一笔钱，但可以让他少走几步路。那天，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罗斯福大学，走进了那个看起来巨大的有回声的大厅，钢琴演奏会就在这里举行。走进大厅，我感觉自己很渺小。大厅装着典雅的落地窗，从那里可以望见格兰特公园的大片草坪，远处还可以看到密歇根湖白色细浪腾起的湖面。大厅内整齐地排列着一排排青灰色的座椅，人慢慢多起来，都是紧张的孩子和满怀期待的父母。在大厅前部，高出地面的舞台上，放着两架小型三角钢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种钢琴，它们那被撑开的巨大的硬木顶盖，就像黑色的翅膀。萝比已经到了，她穿着一条印花长裙，正在忙碌，看起来就像舞会上的美人，不过是上了年纪有点儿发福的美人。她要确保所有学生手里都拿着要演奏曲子的活页乐谱。当演出开始时，她示意全场安静下来。

我记不清楚那天的演出顺序了，只知道轮到我的时候，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最好的仪态走到大厅前面，走上舞台台阶，坐在其中一架闪闪发光的小型三角钢琴前。事实上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虽然我认为萝比急躁又顽固，但她对完美的苛求已经内化在我的身体里。我对于要演奏的曲目熟悉到根本不用思考，要做的只是动手而已。

但是有一个问题，当我小小的手指放在琴键上的一瞬间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放在我面前的是一架完美的钢琴，它的表面被仔细地擦拭过，琴弦的音调得很准，八十八个琴键完美地排列着，就像一条黑白相间的缎带。但问题是，我不习惯完美无瑕。事实上，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完美无瑕的东西。我关于钢琴的所有经验都来自萝比那间低矮的小音乐室，屋里有盆乱蓬蓬的盆栽，窗外是我们简朴的后院。我唯一摸过的乐器就是她那台不完美的立式钢琴，上面的琴键已经泛黄，中央c音键有个缺口。对我来说，那才是钢琴的样子，就像我的社区是我的社区、我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一样，那才是我认识的钢琴。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台下坐着的观众在盯着我看，而我正盯着那些光滑闪亮的琴键，它们看起来一模一样。我不知道手该怎么放。我喉咙发紧，心扑通扑通地跳，但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紧张情绪向观众席望去，想寻找母亲那张熟悉的脸。这时，我看到一个身影从前排站起来，慢慢地朝我的方向飘过来—是萝比。在那之前我们已有过多次争吵，我已经有点儿把她视为敌人。但就在我感到窘迫的时刻，她像天使一样来到我身旁。也许她明白我的感觉，也许她知道世界的差异正在无声地向我第一次展现，也可能她只是想加快演奏速度。不管怎样，萝比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把一根手指放在中央c音键上，让我知道从哪里开始。然后，她转过身，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鼓励的微笑，让我开始演奏。

[1] 芝加哥小熊队（chicago cubs），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一支球队，经济实力雄厚，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球迷众多。

[2] 1英尺约等于03米。

[3] 合作公寓，美国城市中低收入居民最主要的居住方式。

[4] 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

[5] 艾拉·费兹杰拉（el fitzrald，1917—1996），美国爵士乐歌手，雅号“艾拉夫人”。

[6] 约翰·克特兰（john ltrane，1926—1967），美国爵士乐萨克斯风演奏家、音乐革新家，是自由爵士乐的先锋。

[7] 史提夫·汪达（stevie wonder，1950— ），美国盲人音乐家、作曲家、音乐制作人、社会活动家。

[8] 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1942—2018），美国流行音乐女歌手、词曲作者、民权运动者、演员、钢琴家。歌曲流派横跨灵魂音乐与流行音乐，有着“灵魂歌后”或“灵魂音乐第一夫人”的美誉。

[9] 迈尔斯·戴维斯（iles davis，1926—1991），美国爵士乐演奏家、小号手、作曲家、指挥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

[10] 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1915—1959），出生于美国费城，美国歌手、爵士乐坛的天后级巨星。

[11] 卢普区，芝加哥城的传统中央商务区，众多知名跨国企业在此设立总部，同时该区域包含芝加哥城众多知名旅游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