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伏击（2/2）

第二天上午，泰勒早早地来到祖父的房子里，在餐厅等着。看到还是布里耶现身，他一点都不惊讶。霍姆斯将他的祖父玩弄于股掌之中。

律师带来了一套新的文件。其中之一是一份宣誓书，声明泰勒从未与任何第三方谈及希拉洛斯，并且承诺提供他所知的曾与《华尔街日报》谈过话的任何在职员工和离职员工。布里耶要求泰勒签署宣誓书。泰勒拒绝了。

“泰勒不是告密者。找出谁与《华尔街日报》谈过话是希拉洛斯的问题，跟他无关。”乔治说。

布里耶对前国务卿视而不见，继续施压，要求泰勒签署这份文件，说出那份报纸的信息来源。他恳求他们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事情：为了尽责，必须从他那里拿到信息。但泰勒不肯让步。

在这令人难堪的对峙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乔治将布里耶拉到另一个房间，回来单独和泰勒对话。他要什么条件才能签那份文件？他问自己的孙子。泰勒回答，希拉洛斯必须加上一个条款，承诺不得起诉他。

乔治抓起一支铅笔，在宣誓书上潦草地写下一行字，大意是希拉洛斯承诺两年内不起诉泰勒。泰勒愣了一刹那，怀疑祖父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白痴。

“那对我没用，”他说，“必须说他们永远不起诉我。”

“我只是想提出希拉洛斯会同意的条件。”乔治抗议道。

但这位老人似乎也意识到他刚才提议的荒谬。他划去“两年”，用“永远”替代。然后他走出餐厅，去和布里耶谈。过了一会儿两人一起返回，布里耶显然已经同意了泰勒的条件。

然而，这个短暂的间隔给了泰勒时间思考，而他决定不签署任何东西。布里耶那天上午带来的另一份文件是他与希拉洛斯原来的保密协议。泰勒假装重新仔细阅读那份协议，同时琢磨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表示他不会签宣誓书。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尴尬沉默，他找到了如何表达拒绝的办法。

“希拉洛斯的律师基于希拉洛斯的最优利益而起草了这个东西，”他说，“我想我也需要一名律师，基于我的 最优利益来审视这份东西。”

他的祖父和布里耶看上去都非常恼怒。乔治问，如果他的地产律师鲍勃·安德斯（bob anders）审核这个文件，说签了它没有问题，泰勒会不会签。泰勒说他会的，于是乔治上楼，将修改后的宣誓书发给安德斯。泰勒知道他上楼和鼓捣传真机需要一点儿时间，于是去到厨房，开始查找祖父的电话簿，寻找地产律师的号码。他想先跟他联系上。正当他急切地翻阅电话簿的时候，夏洛特递给他一张纸，上面有电话号码。“打给他。”她说。

泰勒在后院拨打了电话。他迅速向安德斯解释情况。律师一边消化所有这些信息，一边问是谁在代表希拉洛斯。泰勒手上有布里耶头一天晚上威胁要起诉他的信。他告诉安德斯，信件的签名是一位“大卫·博伊–兹”，他把这位著名律师的姓给读错了。

“天啊！你知道他是谁吗？”

安德斯解释，博伊斯是美国最有权势、最著名的律师之一。他说形势非常严峻。他建议泰勒当天下午到旧金山他的办公室来当面谈。

泰勒听了他的建议，开车去城里。安德斯的办公室在罗斯大厦（rs buildg）的第十七层，那是坐落于金融区的一座新哥特风格塔楼，过去曾经是旧金山最高的建筑。泰勒与安德斯以及他的一名合伙人会面，在与两位律师商议过后，泰勒决定不签这份文件。他们同意代表他将这一消息传递给希拉洛斯，但最终他们必须给他推荐其他律师，以避免利益冲突。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法雷拉·布罗恩和马特尔（farel braun + artel）也代理霍姆斯的不动产。

当安德斯通知迈克·布里耶，泰勒不会签署那份宣誓书时，布里耶警告说希拉洛斯别无选择，只得起诉他。泰勒回到家里，等待着第二天被传唤出庭，但那天晚上，布里耶给安德斯发来一封邮件，说希拉洛斯决定暂时搁置法律诉讼，以便给双方更多时间找到解决方法。泰勒得到消息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安德斯给泰勒推荐了一名叫斯蒂芬·泰勒（stephen taylor）的律师，他在旧金山主持一家精英律师事务所，擅长处理复杂的商务纠纷。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布里耶和泰勒就宣誓书交换了四个不同的版本。

泰勒试图尽力达成一桩协议，以表现出调和姿态，在该文件的新版本中承认曾经和《华尔街日报》有过谈话。希拉洛斯给他选择，说他太年轻、太天真，以至于被记者欺骗了，但泰勒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年轻与此毫无关系。就算到了40、45岁，他希望自己仍然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为了安抚希拉洛斯，泰勒同意被说成是低级职员，职责如此低下，以至于当谈论类似能力验证、检测验证和实验室运作的话题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谈什么。

但谈判在两个问题上陷入僵局。希拉洛斯仍然想要泰勒说出《华尔街日报》的其他信息来源，而泰勒坚决予以拒绝。而公司也没有把他的父母和继承人包括在不起诉名单中，只愿意对泰勒不起诉。随着僵局相持不下，博伊斯·席勒诉诸其臭名昭著的赤膊战略。布里耶扬言，如果泰勒不签宣誓书，说出《华尔街日报》的信息来源，当把他送上法庭的时候，博伊斯·席勒一定要让他的整个家族倾家荡产。泰勒还收到提醒，他正受到私人侦探的监视。他的律师试图淡化此事。

“那不是什么大事，”他说，“只要不去你不该去的任何地方，去上班的时候记着跟你屋子外面灌木丛中的人微笑挥手致意就可以了。”

一天晚上，泰勒的父母接到来自他祖父的电话。乔治说，霍姆斯告诉他，泰勒要为《华尔街日报》所得到的大部分信息负责，说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泰勒的父母让他坐在厨房里，恳求他，下一次希拉洛斯给他机会签字，无论他们想要什么，都要签字。否则，他们只有卖掉自己的房子来支付他打官司的成本。没那么简单，泰勒回复道，但不能说太多。他非常想向他们解释发生的事情，但他被要求不得与任何人讨论与希拉洛斯的谈判。

为了让泰勒能告知父母事情进展如何，斯蒂芬·泰勒为其父母安排了单独的法律咨询。通过这种方式，泰勒可以通过律师与他们沟通，而那些谈话受到律师–客户特权的保护。这一安排还发生了一次事件，让泰勒和他的父母都极为慌乱。在父母与他们的新律师第一次会面几个小时后，律师的汽车被破窗而入，偷走了一个装有这次会面谈话记录的手提箱。尽管这很可能是一次随机的盗窃行为，但泰勒无法排除他的怀疑：是希拉洛斯让谁做了这件事情。

我对所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泰勒在那个与父母共进晚餐的夜晚打来那个焦虑的电话之后，我试图重新与他取得联系。我给他的科林·拉姆雷兹邮箱发去邮件——他坚持我们使用这种方式以保护他，并且也打电话给他的一次性手机。但我的邮件石沉大海，手机也显然是关机了，也没有语音留言信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我继续尝试发电子邮件和打电话，但一无所获。泰勒消失了。

我怀疑希拉洛斯正在对他套上枷锁，但我无法与该公司对质，因为他是匿名信息来源。我希望他不要在压力之下屈服，感到欣慰的是，他已经把向霍姆斯质疑希拉洛斯做法的邮件和他发给纽约州的投诉转发给了我。再加上我从艾伦·比姆那里获得的关于能力验证的内部往来邮件，足以构成证据确凿的文件链条。

我继续推进自己的报道，致电纽约州卫生部，查询泰勒的匿名投诉是如何处理的。我被告知，它被转到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服务中心（s）去调查。但当我打电话给s时，了解到在那里无法查到该投诉的任何踪迹。一定是在混乱中不知道怎么弄丢了。值得赞扬的是，负责该机构实验室监管处的人既然知道了它的存在，现在似乎很认真地在跟进。他们让我将那投诉发给他们，保证这次不会再漏掉。

同时，马修·特劳布继续在跟我兜圈子。仿佛我是唯一一名霍姆斯不给访谈机会的美国记者。 她最近出现在cbs的早间新闻节目中，出现在n的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节目里，还上了bc吉姆·克莱默（ji crar）的“疯狂财富”（ad oney）节目。雪上加霜的是6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自己的电脑屏幕上挪开视线，瞟了一眼编辑部里的电视机，在那儿，她穿着黑色的高领毛衣，出现在“查理·罗斯”（charlie rose ） [1] 节目中。第二天，在一通激烈的电话对话中，我告诉特劳布，希拉洛斯不能无限期地把我拒之门外。我一边在布鲁克林我的门廊前来回踱步，一边大喊：如果不是霍姆斯，公司得有其他人与我会面，解决我提出的问题，而且要尽快安排。

过了几天，特劳布回复我，建议我和希拉洛斯的一名代表在博伊斯·席勒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会面。我一开始同意了，但随后想到了更好的办法。他们的建议无异于让我直接深入虎穴。我回电给他，告诉他希拉洛斯的代表——以及我相信会陪着他来的整队律师——必须来找我。会面安排在6月23日，星期二，下午1点，地点在美洲大道1211号（avenue of the aricas），《华尔街日报》的总部。

注解：

[1] 　查理·罗斯，美国知名节目主持人，以其姓名冠名的访谈节目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和彭博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