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侵略和仇恨（1/2）

在前一章中，我们讨论了侵略性与挫败感、错置之间的关系。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还是必要的，因为侵略性常被认为是大多数社会弊病的核心源头。在这个充斥着流血冲突的年代，侵略吸引住了所有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力。侵略常常作为一个基本的解释性概念出现。虽然它最早的普及是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始的，但侵略适用于所有的心理学派。

侵略的本质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写作中，和其他许多精神病学家一样，倾向于将侵略视作一种广泛的、本能的、不可遏制的推动力。它被认为是人的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原初动力之一。它是无处不在的、紧迫的、几乎无可避免的。弗洛伊德写道：

男人总是在寻求对自身侵略倾向的满足……只要任何侵略的对象存在，它就有可能将相当大数量的男人团结在一起。1

弗洛伊德将这种本能等同于杀死或摧毁侵略对象的欲望。在最后的分析中，他认为这种本能甚至能够导致自我的毁灭。我们本性中的塔纳托斯（thanatos，即“死亡”）所产生的原始驱动甚至比与之产生鲜明对比的厄洛斯（eros，即“爱欲”）带给我们的冲动更多。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侵略与爱往往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就连我们的非必要需求也会沾染上这种破坏性的冲动。

按照这种思路，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在对婴儿的观察中，发现侵略性行为在婴儿养育环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哺乳被认为是一种破坏性的吞噬。而吮吸则是一种侵略的形态。齐美尔（sil）写道，我们的祖先是食人族。

我们自生命的初始，就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冲动，我们不仅吞食食物，而且还会吞食一切给我们带来挫折感的东西。在婴儿获得爱的能力之前，他首先要受到与其周遭环境之间原始的仇恨关系的约束。2

现在，这种侵略理论的后果是使战争、破坏、犯罪、个人和群体冲突看起来完全自然——甚至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能做的最优的选择是升华，耗尽，将无处不在的攻击性冲动转移到可接受的或破坏性较小的渠道上去。每个人都会需要一个替罪羊。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侵略冲动发现或发明一个受害者。

我们最好拒绝这种单一的侵略观念。因为侵略并非一股单一的吞噬力量。这个术语涵盖了各种基于不同原因的行为，让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些。3

1 当动物吃掉一株植物或另一只动物，或者孩子自行取了玩具去玩的时候，他们唯一的意图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其他人可能会称这种行为具有攻击性，但行动者本人不会。一个两岁的孩子显得像是“破坏性的”，但他的掠夺完全是出于他急切的好奇心和兴趣。从他的视角来看，他并没有咄咄逼人，即使当他从另一个孩子那里抢走玩具时也没有。

2 有时，“侵略性”也会被当成“自信坚定”的近义词。我们常说美国人很有侵略性。这意味着他们（即一些美国人）在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时，通常会直截了当地正面处理。这种侵略性并非指向个人。它并不带来着对他人的伤害。在一项针对幼儿园孩子们的研究中，露易丝·墨菲（lois urphy）发现，最具有同理心的孩子往往也更具有“侵略性”（相关系数= + 044）。4 这个有趣的发现表明，似乎更外向（即更愿意与他人互动，更有可能参与各种社会接触）的孩子侵略性得分更高。他们其实并非具有“侵略性”，而是积极活跃（active）的。

3 有时，侵略性不仅仅意味着自信，也意味着生性热爱战斗。战斗能够给一些人带来愉悦。爱尔兰人（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在这种意义上，被认为是具有侵略性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笑话就阐述了这一点：两位女士在谈论她们的祖先——

首先发言的爱尔兰女士：麦卡锡家族是哪个民族的后裔呢？

麦卡锡夫人：我告诉你，他们哪个民族都不认，见谁都是一顿揍。

4 有时，伤害对手的意图是竞争活动过程中的副产品。这时，实现某个目标的愿望占了上风；然而，情况是如此的紧急，以至于行动者没有时间犹豫；如果有必要，他就会采取暴力或欺骗的手段达成目的，不顾他人的抵抗。“侵略者”意图实现一个自己的目标。帝国主义和扩张所带来的大量民族侵略性都属于这一类。

5 有时，也会出现真正的以施虐为乐者，有的人会从对受害者的虐待中获得愉悦。在此，侵犯并非达成目的的工具，正如前两个例子中所展示的那样，它本身就是目的。似乎许多纳粹冲锋队员对德国犹太人的侵犯即为这类情况。

6 最后，我们来到上一章讨论过的那类愤怒和侵略。它可以被称为反应性的 （reactive）。出现了一个挫折。个人没有以现实的计划或坚持来面对它，也没有默默退缩或自责。相反，他对障碍本身产生了愤怒和攻击性——或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可能将敌意转移到一个替代性对象（替罪羊）上。在对偏见的理解中，我们最关注的是这种反应性的侵略。

无论这个简短的分析可能意味着什么，它都显示出侵略性理论中的直觉主义、本能主义是站不住脚的。侵略性涉及了各种不同的动机及其所导致的各种类型的行为。将婴儿无害的吮吸行为，美国商人的事业野心，施虐者的残忍，失去工作的人的暴怒全都当成是同一种本能的体现是荒谬的。在观察者的眼中，它们之间的所有相似之处都是观察者自己想象出来的。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看事实远非如此。

读者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驳斥了弗洛伊德侵略理论的一个方面，但是，对于其理论中的另一方面，我们是持认可态度的。侵略不是一种需要发泄的浮夸本能。无论如何，反应性质的攻击是大多数人似乎拥有的能力，这种能力有时会导致错置。挫折-攻击-错置理论是弗洛伊德整个理论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这一部分是有效的，只要记住几个重要的约束条件。

“本能（stct）”与“能力（capacity）”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本能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而能力只是一种潜在的属性——并不需要发挥作用。这一区别对我们看待偏见的方式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侵略性是一种本能——人们总是寻求本能的满足——那么限制或消除偏见的希望就很渺茫。然而如果其中牵涉的只是一种反应性的能力，那我们就可以制造外部或内部条件来避免激活这种能力。理论上，我们至少能够在家庭和社区中创造出使人们体验到较少挫折感的条件；我们可以训练孩子们在遭遇挫折时，不要采取外罚性的侵略策略；或者，我们可以训练孩子将自身的侵略欲望导向引起挫折的直接源头，而不是发泄在替罪羊身上。

“发泄”的问题

有时，我们会读到“自由漂浮的侵略性”（free-floatg aggression）一词。人类学家克鲁克霍恩（kckhohn）曾写道：“在每一个已知的人类社会中，似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由漂浮的侵略行为。”5 克鲁克霍恩接着用反应性假设解释道，在大多数文化中，社会化过程都会为儿童施加限制。在所有社会中，人们在整个长大成人的阶段，都会经历严重的剥夺和挫折。因此，人们的侵略冲动一定会日积月累地和增长。有时，这种慢性刺激会造成大量模糊的、互不相关的抱怨；有时，当人们的生活较为平顺的时候，这种侵略行为可能会发生得相对较少。

这个概念直到这一点上都是能够被接受的。无论是对整个社会还是对具体个人而言，这种说法似乎都是讲得通的。当我们遇到一名喋喋不休地抱怨、充满怨恨、对外群体持有严重偏见的个体时，我们自然而然地会猜想他可能有很多反应性的侵略需求没有得到解决，他无疑是受到了长期的挫折，而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但是，我们无法认可克鲁克霍恩接下来对侵略性行为的归因，他使用蒸汽锅炉和安全阀等意象来描绘它：

在许多社会，这种“自由漂浮的侵略行为”主要是通过定期发生（或几乎连绵不断的）的战争而得到释放的。一些正在繁荣期的文化，能够把社会上大部分的攻击性导向创意渠道（文学艺术、公共建设、发明创造、地理探索等）。在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时间里，这种能量都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分流：进入日常生活中的小型愤怒爆发之中；进入建设性活动之中；进入偶尔发生的战争之中。但是历史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的大部分年代里，侵略性的能量始终存在，并或多或少地集中在或集中、或分散的少数群体之上。6

然而，认为自由漂浮的侵略行为能够通过文学、艺术、公共建设等创造性工作得到疏导显然不切实际。在通常情况下，创作绘画作品或为建筑绘制蓝图这些活动并不包含任何侵略性。上文引用的这段话似乎全然回归到了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即人类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侵略性。侵略性会漂浮到任何地方。甚至可能被升华，成为非侵略（和平追求）。换言之，即使在根本不存在侵略行为的地方，也有可能存在侵略性。

同样值得怀疑的是，自由漂浮的侵略行为能够通过战争得到“发泄”这个论断。而证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如果发泄理论成立，那么在战争时期，国家内部的纷争应该显著减少。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公民自由漂浮的侵略欲完全指向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敌人时，他们在国内就应该和睦平静地生活。然而，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在前几章中我们注意到，在战争年代，敌对的谣言所造成的严重种族骚乱，相较于和平时期要频繁得多，情况也更为激烈。当前，国内朝着共产主义苏联、自由党派、知识分子、劳工、犹太人、黑人、华盛顿政府等方面所“发泄”的敌意也使现实情况更为恶化。

史塔格（stagner）对大学生侵略行为的表现形式做过一个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方面上的侵略行为并不会减少学生在其他方面的侵略性。相反，一个以一种方式“引导”攻击性的人可能也会以其他方式“引导”它。不同发泄渠道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0。7

一项文化间的比较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好战的社会中，个体之间更倾向于产生侵略性行为，并且这种侵略性在这个社会文化的神话中也会有所体现。在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中，并没有找到上述依据。里夫人（rif）和阿帕切族（apache）就是前者的例证，而霍皮人（hopi）和阿拉佩什人（arapesh）则是后者的例子。博格斯（boggs）在社会中通过各种方式对个人、群体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侵略性进行测量，发现其间的相关性在+020到+448之间。8 他由此得出结论，的确存在侵略性高的社会和侵略性低的社会，而且侵略性高的社会就是在一般意义上更好斗。

所有这些证据都无法为以下理论提供支持，即自由漂浮的侵略行为可能会由一个对象“发泄”至另一个对象。这些依据甚至都不足以支撑沮丧——侵略过程。因为侵略性更强的那个社会（或个人）不可能总是感到更多挫败感的那个。就整体而言，霍皮人和阿拉佩什人的生活并不见得比里夫人或阿帕切族更为轻松。但是，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推断出，霍皮人和阿拉佩什人已经学会了如何以非侵略的方式对应挫折，而里夫人和阿帕切族的文化则鼓励用侵略性的方式处理挫折。然而，似乎发泄理论是站不住脚。因为根本不存在固定数量的自由漂浮的侵略行为，能够通过这种、那种、或任何其他方式得到发泄。

否定“发泄”并非否定“错置”。这两者在两个方面是完全不同的：（1）错置只是指反应性侵略中有时出现的特定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得到了实验证明。其中只有数量有限的几种冲动才需要发泄在替代对象身上。然而，带有发泄情绪的、“自由漂浮的”侵略性行为暗示着她可以通过各种不定的渠道得到发泄，并且能够被升华，甚至升华成非侵略的行为。（2）在错置理论中，侵略性的“释放”并不会减少侵略性通过另一个渠道得到“释放”的可能性。这与表现出越强的侵略性意味着拥有着更多的侵略性这一发现是一致的。而发泄理论则恰恰相反。

侵略性作为人格特质

虽然我们一直在批判弗洛伊德关于侵略性的观点的某些方面，但我们同意弗洛伊德关于它与人格特质之间关系的观点，个体如何处理其侵略性冲动是其性格结构中的重要特征。

然而，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侵略性是一种能力，而非本能。它主要是一种反应性的行为。对一些人而言，它与某个特定的客观刺激有关，而并非是人格的深层特质。正常的反应性侵略行为具有一定的适应性特征，贝格勒（bergler）将其归纳如下：

（1）仅用于自卫或捍卫其他人；

（2）针对一个真正的敌人——即挫败感的真正来源;

（3）不会伴有内疚，因为这种行为被感知为完全合理的;

（4）是适度而不过分的;

（5）出现在适当的时刻——当敌人脆弱时；

（6）以个体期待会有效的方式被使用；

（7）并不会被轻易激发，只出现在相当明显的冒犯时；

（8）不会与过去无关的挫折混淆，例如童年早期的挫折。9

这些适于理性的侵略行为并不会导致神经性疾病，也不会导致偏见的发展。只有在我们的侵略性行为打破了这些正常的标准，才会在人格中遇到不健康的攻击性形成。个体可能无法了解挫折的真正根源（打破第2条标准），因此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敌意错置于一个不真实的敌人身上。而有些人，在了解造成其困境的根源时，他依旧可能无法找到能够直接解决它的方式（打破第6条标准）。另一些人可能会将自己所有的日常烦恼都归咎于童年时受到的挫折（打破第7、8条标准）。

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得出结论，只有对于那些由于某种原因不能遵循正常路线的人，处理侵略性冲动才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的侵略性并非只是一种能力，而是构成了一种特质。它不再是理性的、适应性的，而是习惯性的、强制性的。他们的侵略性反应可能过激、错置、不合时宜。真正的神经质侵略性行为会打破正常侵略性行为的所有八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