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偏见的理论（1/2）

现在是时候为偏见问题寻找一个总体上的理论取向了。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围绕刺激对象 （stius object）展开了许多讨论。（从第6章至第9章，我们讨论了群体差异，可识别度和自我防御特征的发展。）我们也就感知和认知群体差异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第1章、第2章、第5章、第10章、第11章、第12章中，我们探讨了分类，预判的本质是正常的心理操作，辅以语言和刻板印象。）这种将认知聚焦于刺激对象上的活动有时被称为现象学（phenoical）水平的研究。这种带有偏见的行为 （act）（第4章）取决于刺激对象被感知的方式（即其现象学）。

在图11中，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所有的章节主要处理的都是两种研究偏见的方法：刺激对象方法和现象学方法。有时，我们也会从社会文化和历史角度看待偏见，尤其是在第3章、第5章、第7章。这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的群体规范，群体价值观，群体成员身份在个体心理生活的发展中都扮演着持久而互相联系的角色。在第14章至第16章中，我们将更多地谈论促成偏见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

第17章至第28章中，我们将讨论人格因素和社会学习的作用。然而，我们将如此多的篇幅用于讨论这些方法，这个事实本身可能表明了作者自己心中的某种偏向。如果是这样，他恳请读者能够认识到他的尝试是希望能够强调历史、社会文化和情境这些决定因素对偏见的影响。作者希望本书能被视作对当下趋势的一种反映，即专家跨界，借助邻近学科的方法和见解来更充分地了解具体的社会问题。但是即使是一位涉猎广泛的专家，也不免会过分强调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的分量。

图11以图表的形式呈现了现有的研究偏见的方法。我们不希望轻视其中任何一个方法，因为我们无法借助任何单一的方法看到问题的全景。针对方法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图11 研究偏见缘由的理论和方法论方式

（引自奥尔波特，《偏见：心理和社会诱因》，journal of cial issues, supplent series , no4, 1950）

当我们谈论偏见的“理论”时，我们在说什么呢？

我们提出这个关于偏见的理论是否旨在为所有的人类偏见给出一个完整的、不容置疑的解释呢？这并不实际。即使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或是替罪羊理论，或是其他见解中会读到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感到其作者似乎把偏见问题整个说明白了的解释，然而，大多数“理论”都遵循着一种规则，即它们的提出者会吸引人们关注某个重要的诱因，而忽略其他因素所起到的作用。通常，一位理论的提出者会强调图中六种研究进路之一，并使用该进路证实自己的想法，将其塑造成偏见的诱因。举个例子，我们在第3章讨论了“群体规范”理论。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给该理论的倡导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将个体带有偏见的态度仅仅“解释”为其群体价值观的投射。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们无疑会认为这是偏见中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他们可能并不会否认其中存在着其他因素的影响，只是这一个因素占据了核心地位。

我们采用折中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图中所示的六种主要研究进路都有各自的价值，并都能揭露一部分现实。现阶段，我们还不可能将它们浓缩成一个单一的、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然而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希望主要观点能够变得清晰。我们没有万能钥匙。相反，我们所拥有的是一整串钥匙，其中每一把都能打开一扇通往真知的门。

在图11呈现的所有因果联系中，越靠右的在时间上就越切近，在操作上也更具体。一个人带有偏见，首先是因为他在以某种特定方式感知到他对其抱有偏见的对象。然而他的感知方式是由其人格决定的，而人格又被其经历的社会化过程（家庭、学校、社区对其的教养）所塑造。现存的社会结构也是他社会化进程中的因素之一，决定了他的感知。在这些力量之后，还存在着其他同样有效但更遥远的因果影响，这些影响来源于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结构：个体所生活的国家对其的影响，历史对其的影响，长久以来的经济形势与文化传统。虽然这些因素看起来都很遥远，似乎与偏见行为的即时心理分析是不相干的，但它们仍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分析图11所示的六种主要方法中每一项的特征。1

强调历史

由于他们发现，每一起当下的族群冲突，其背后都有着错综复杂的漫长历史，历史学家们坚持认为，只有在了解了冲突的总体历史背景之后，我们才能够理解当下的冲突。例如，美国针对黑人的偏见是历史遗留问题，其根源在于奴隶制，北方投机客，以及内战后南方重建的失败。如果这背后也有心理层面的因素的话，它也是被历史情境制造出来，或至少是深受历史情境影响的。

一位历史学家反对近来产生的，试图建立一种纯粹心理学视角的行动。他是这样说的：

这样的研究只在很狭窄的范围内有解释力。由于个性本身受到社会性力量的制约，在最后的分析中，寻求对个性形成的理解必须考虑到广泛的社会背景。2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批评是有力的，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出，虽然历史学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背景”，但是历史学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一社会背景之下一个人会发展出偏见，而另一个人却不会。这也正是心理学家最想回答的问题。所以，争论心理因素与历史因素谁更主要也是毫无意义的。来自双方的专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两者想回答的问题虽然并不一致，但却能互为补充。

历史研究的种类非常多样化。其中一些种类强调经济作为决定因素的重要性，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的偏见的剥削理论 （exploitation theory）。 这一论点的概述由考克斯（x）提供。

种族偏见是由剥削阶级在公众中传播的一种社会态度，目的在于污名化某些群体为“劣等群体”，以便正当剥削该群体本身或其资源。3

这一理论的提出者认为，种族偏见在十九世纪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此时欧洲帝国需要为扩张寻求借口。因此，诗人（吉卜林），种族理论家（张伯伦）和政治家会称殖民地的人民为“劣等的”“需要保护的”“进化的低等形式”，是帝国需要无私背负的“负担”。所有这些看似真诚的关切和屈尊俯就都是为了掩盖剥削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种族隔离制度发展出来，是为了防止人们滋生同情和阻止平等思潮传播。针对殖民地人民实施的，性和社会方面的禁忌，让他们无法对平等和自由选择有所期待。

种族理论正是在这种合理化剥削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之前，它在世界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本土印度人、非洲人、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都具有很高的可识别度。殖民者需要一个能够掩饰其剥削的分类。以阻止人们认清受害者其实是受压迫的非自愿奴隶。因此，“种族”被塑造成了上帝所赐予的，而非人们所创造的一种分类。这使歧视得到了合理化解释。考克斯认为，阶级差异（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是所有偏见的基础，而所有关于种族、民族和文化因素的论述，大多都是言语上的掩饰。

有多方面的考量使得这一理论独具吸引力。它解释了人们常常听到的那些用以将经济剥削合理化的说辞：东方人每天只“需要”一把米就得以存活；黑人不应该得到很高的工资，因为他们无法明智地使用这些钱，会做超出他们阶层承受能力的消费；墨西哥人是如此的原始，他们一旦有了钱就只会赌钱和酗酒，美洲印第安原住民也是如此。

尽管剥削理论显然言之有理，但是在很多细节上，这一理论的解释力都很弱。它没有解释为什么不是所有被剥削者都同样受偏见所害。许多移民美国的群体都遭到了剥削，但他们并没有面临如黑人和犹太人群体遭遇的那种偏见。而且，犹太人实际上也并非经济剥削的受害者。贵格会和摩门教徒曾一度在美国受到严重的迫害，但绝非出于经济的原因。

即使我们只讨论针对黑人的偏见，也很难说这全然是一个经济现象。尽管许多白人从黑人工人报酬微薄的劳动中获益，并通过有关黑人“动物本性”的理论来合理化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但是整个事件远比此复杂。工厂中的白人工人或白人农民也受到了同样的剥削，但他们并未受到特别的歧视。例如，在针对某些南方社区的社会学研究中，事实证明，黑人的客观“阶级”地位并不明显低于白人。他们并没有居住在更小的房屋中，收入也并不比白人少。黑人家中的设施也与白人家中的设施并无二致。然而，黑人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的地位都较低。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偏见理论过于简单了。尽管它的确指出了偏见的一个原因，即上层阶级为了将自利行为合理化。

历史视角对偏见理论的贡献绝不应该只局限于经济层面的解释。离开了对历史上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回顾，我们就无法理解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以及他的种族灭绝政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经历了自由主义时期（1869年，针对犹太人的所有法律限制被废除）和俾斯麦（bisarck）时代， 俾斯麦的改革主义被保守派和保皇派归咎于犹太人，就像之后的罗斯福新政也同样被归咎于犹太人一样。与这一趋势相结合的，是种族原则与纯正血统的学说，后两者都是黑格尔（hel）所提出的德国国家精神一元性的反映。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心理层面上与劳工地位的上升融合在一起。对于很多人来说，劳工运动都是一个军国主义社会里异质化的存在，于是它被归咎于犹太人。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犹太人被视作德国一切激进破坏力量的化身提供了基础。4

无论这种命定的进程是否能够在没有心理学帮助的情况下由历史因素得到充分解释，我们都坚持认为，世界上任何地方存在着的任何偏见的模式，历史角度的研究都能增进我们对其的了解。

强调社会文化

在下面的几个章节中，我们将讨论诸多能够帮助解释群体冲突和偏见的社会文化因素中的几个。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这种理论思考给予了重视。与历史学家一样，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重视偏见在其中发展的总体社会环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理论的提出者强调那些导致冲突的文化传统，另一些理论提出者则强调外群体和内群体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化；还有一些理论关注人口的密度；另一些理论则着重于群体之间所存在的联结的种类。

现在，让我们来阅读该理论的一种具体阐述——被称为城市化的现象及其与种族偏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种阐述大致如下：

虽然人们总是希望能够与他人和平友善地共处，但这一愿景被我们当下的工业文化严重阻挠——尤其是当我们城市的文化已然激起了人们的不安与不确定感。在这个城市里，个体之间的联系减少了。无论是语言还是外貌都在我们彼此之间划下了鸿沟。中央政府取代了更为亲近居民的当地政府。广告控制着我们的生活水准和愿望。垄断巨头们用巨型的工厂取代了原有的景观，限制了我们的就业、收入和安全。我们不再像之前一样节俭、奋斗、与彼此面对面交流。对不可控制的力量的畏惧使我们畏缩不前。大都市的生活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不人道的、非人性的、危险的。我们恐惧并厌恶屈服于此的自己。

这种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不安与偏见有什么关系？一方面，基于大部分人的从众心理，我们倾向于遵循当下社会中的惯例。广告所渲染的虚荣浮华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想要拥有更多、更奢侈及代表着更高地位的商品。广告商强加于我们的规则是要蔑视穷人，因为他们承担不起被规定的物质水平。因此，我们看不起经济能力弱于我们的群体——黑人、移民和乡巴佬。（这点与马克思主义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我们在屈服于物质主义的都市价值观的同时，我们也痛恨造就这一切的都市。我们厌恶金融操控和政治黑幕。我们鄙视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压力。我们不喜欢那些鬼鬼祟祟、不讲诚信、自私傲慢、野心勃勃、庸俗嘈杂，以及所有不具有古老美德的人。这些都市特质化身为犹太人。“我们如今痛恨犹太人。”阿诺德·罗斯（arnold rose）写道：“主要是因为他们就是都市生活的化身。”5 他们是掌控一切的怪物，是纽约的象征。这座城市迫使我们屈服。所以我们痛恨这座大都市的象征——犹太人。

这个理论的优点在于它的逻辑既适用于解释反犹太主义，也适用于解释人们对“不够格”的少数群体所产生的高人一等之感。然而，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如此地厌恶和仇恨日裔美国农民。这一理论也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城市憎恨”在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中间都是如此的激烈与普遍。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镇，种族偏见在全国各地都非常严重。

将历史学和社会文化中的重点进行糅合，我们就得到了偏见理论中的社区 （unity）模式理论。该理论的重点在于每个群体中最基本的种族中心主义。如果波兰的贵族曾一度剥削与压迫乌克兰农民（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这一怨恨会作为一种模式延续下来，成为乌克兰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众所周知，许多爱尔兰人都对英国人有着强烈的敌意，这也是该模式的一种反映。这种敌意源于几个世纪前，一些英国地主和政治家的错误做法。托马斯（thoas）和兹纳涅茨基（znaniecki）用如下的表述来说明这一机制：

每个文化问题都只能通过群体来影响到个人，由于群体成员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所以每个个体的基础价值观都很复杂……社会教育一直以来的趋势……是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基于其群体的态度看待所有事物。6

这个观点结合了历史学和社会学。它告诉我们，个体无法摆脱祖先的判断，只能够通过自身传统看待外群体。

在欧洲，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敌对关系非常复杂。给定一个城市，尤其是处于欧洲东部的城市，它可能在不同时期，被俄罗斯、立陶宛、波兰、瑞典、乌克兰所“占有”。这些征服者的后裔依然居住在该城市，并有理由将彼此视为索取者或入侵者。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由偏见造成的对立。即使该城市的居民意图移民美国，传统所遗留下的敌意也会如影随形。除非新的社区模式与旧的传统同样强大，遗留下来的敌意才会消失殆尽。许多移民，可能绝大多数移民都期待开始新生活。所以他们会选择在一种自由、平等、体面的社区模式中生活。

强调情境

如果我将历史背景从社会文化的方法中删去，我们得到的就会是情境强调 （situational ephasis）。也就是说，相较于过去的模式，该理论更强调当下的力量。许多偏见理论都是如此。例如，气氛 （atosphere）理论。一个孩子在即时影响中成长，不久后这些影响就会完全反映在他的身上。在《梦想杀手》（killers of the drea ）中，莉莲·史密斯（lillian sith）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7 南方的孩子显然不了解历史事件、剥削或都市价值观。孩子所知道的是，他必须遵守自己受到的复杂的、不连续的教育。因此，他的偏见仅仅是对他所见所闻的反射。

下面这个例子显示出气氛的微妙影响是如何塑造人们的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