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1/2）
“各位陪审员，”法庭书记员说，“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是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以及裘德·梅森。他们被控在今年3月13日，出版发行了一本淫秽书籍，书名为《乱言塔》，副书名是《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针对这项指控，犯罪嫌疑人宣称自己无罪。而现在，掌控权在你们手中，请你们在聆听完所有证词之后，裁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
但被告席上只有一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他穿了一套煤灰色的法兰绒西装，一件白色衬衫，系着一条工整的有凸点的暗红色领带；他的发型是简洁的“小毡帽”式露额短发，虽然发色是灰色的，但闪着银亮亮的光；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肉，眼睛也深陷在眼窝中。他看起来就像是关完禁闭、刚刚被放出来的人，又像个改过自新的囚犯，也像结束冥想、回归“现实”世界的僧侣。不过，他那身衣装很经得起审视，怎么看都很考究很合身；可惜，第一眼看过去，那些衣服就像是挂在他身上——不像是穿在他身上，有一种违和感。他在衣服里，活像是个人形的衣架子，或者说稻草人。领子后，他的颈项纤细，泛着灰色。他有一种中世纪的骨相——颧骨又高又尖，鼻子很挺，眼睛是半闭半睁的，眼珠下陷。
弗雷德丽卡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丹尼尔和她一起。她一开始没有认出那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谁，尽管她曾参加过讨论会，是赞成对这位犯罪嫌疑人进行“形象大改造”的一员——而且他们那一拨支持者显然得胜了。犯罪嫌疑人的外在终于改变了。
“不就像戴了个面具一样？裘德，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你就尝试一次。法庭审讯像是本虚构的文学作品，我们都得在里面演一个角色，跟下象棋没什么分别。你得扮演白骑士，你必须看起来像一个正派、体面的社会成员，法庭会看人识面，会判定一个人该有怎样的外表——这一点很重要，你的外表不能出错，因为从外表判别一个人，也是审判的一部分。”
裘德·梅森抗拒道：“这不是什么虚构的文学作品，这是真实的。我即将上庭，我就要以我原本的样子上庭，我的外表是代表真实自我的一份声明。”
“我不知道你的外表究竟替你发表了怎样一份声明。”邓肯·拉比说，拉比是裘德的代表律师。
“那只能说你对服饰的符号学没有研究了，”裘德说，“我的衣服是天蓝色的，这是真理的颜色，这件衣服也是睿智的启蒙哲学家们和淫荡的宫廷美人们一度常穿的款式。我衣衫污秽，因为真理本就污秽；我的头发自然生长，未经修剪，我的皮肤也一样，我从不护理。”
“谢谢你的一番讲解，”拉比说，“可这无法让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先生对你产生一丝好感，我只想说，你如果按照原本的样子上庭，肯定是策略上的一场灾难。”
“拜托你了，裘德，”弗雷德丽卡说，“你的着装必须尊重场合，你既然入局，就要好好玩这场游戏。你得看起来庄重得体。头发还会再长出来，衣服也可以先放进衣柜里存放。你那些快快乐乐赤身裸体的日子已经过得足够多了。”
“但是我得维护我人格的完整啊。”裘德仍胡搅蛮缠。
“你到底想不想打赢这场官司？”鲁珀特·帕罗特忍不住吼了起来!
此刻，弗雷德丽卡惊喜地看着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裘德。“他确实有一番相貌，”她心想，“他以前把自己五官的优点全抹杀了。”不过，他看起来病恹恹的。
陪审员在法庭上安然就座。开庭前曾就陪审员的选任有过一些讨论，讨论的重点是这次要不要选用清一色的男性陪审团，毕竟，按照惯例，淫秽物品案件在审理时，陪审团全部是男性成员。而法官在宣布开庭时，也明确表达了自己对陪审团选任的倾向，法官说：控方和辩方都已经同意，在双方看来，此次不必遵循全男性陪审员的前例，另外，如果陪审团中能出现一两位女性，整个陪审团将更能代表公众意见，更能代表思想健全的普世社群，这些都理应反映在对陪审员选择的包容性上。因此，这个案件的陪审团中出现了三位女性，但没有一位是年轻女性——她们一位是美容沙龙经营者，丧偶；一位是曾受雇于皇家女子海军、现已退休的体能训练员；一位是家庭主妇。男陪审员们多已届中年，除了一位肤色黑不溜秋的年轻人，穿着皮夹克，经营一家黑胶唱片店。中年男性陪审员们职业背景相当多样化，有银行经理人、会计员、游泳池管理人、科技大学的物理系讲师、电工、餐厅老板、裁缝和综合学校的老师。他们大多数人宣读誓约时都不会结结巴巴的。其中，那位裁缝是犹太裔，戴着一顶犹太小圆帽，他起誓时读的是《旧约圣经》。
一些例行探讨在庭审开始前进行，探讨结束后，陪审团一致同意，将以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审判先例为参照。陪审团将先听取控方和辩方各自的证言，然后在休庭时阅读《乱言塔》，这个决定的达成，是因为陪审团认为如果只听完控方一方证言就读这本书，头脑中带着控方的尖锐指控，难免会产生先入为主的片面解读。戈达尔·贝拉弗莱法官大人身形巨大，脸长，尽管戴着白色假发，也掩不住沉郁英气，那顶白色假发，或许是因与眉目相映，越看越闪亮。他素有对律师和证人都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好名声，另外，他对艺术的欣赏，也是法律界众人皆知的。
另外，陪审团还决定，既然控辩双方请来的证人都是“专家级证人”，那么，所有证人应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全程聆听，不得无故缺席。
王室法律顾问奥古斯丁·韦戈尔爵士，首先对案件进行阐述：
尊敬的法官大人，以及陪审团的各位成员，我和我博学多闻的友人贝内迪克特·斯卡林一起担任这起案件的控方律师。辩方之一，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由我学识广博的友人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以及佩里格林·斯威夫特先生担任辩护律师；辩方之二，裘德·梅森先生，由塞缪尔·奥利芬特先生以及默林·雷恩先生担任辩护律师。
奥古斯丁爵士有一张令人愉快的，似鹰一样的面孔，嘴唇较薄，在他休息时，他的上唇机灵地翘着。他有一种在发言时保持全身稳定的技巧，同时，他能聚精会神、充满体贴地看着陪审团成员们——能与他们四目相接，眼神既保持着公平，又吐露出关心。他发音清晰，语调轻柔，用词准确。他告诉陪审员们，他们此次的工作是依循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法令，来判定小说《乱言塔：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是否是一本淫秽书籍。他还对陪审团说，“淫秽”一词，根据《牛津大词典》，被定义为：“对庄重和体面具冒犯性；表达或暗示不贞洁或淫欲的想法；不洁、不雅、下流。”这个词也有其他意思，包括“语言缺少清晰性；语意有不确定性；令人费解”等，而恰好这个案件体现出的重要一点，若按照以前“淫秽诽谤罪”的法条来看，“淫秽诽谤罪”确实是缺乏清晰性的，因此对此案并不适用。而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第一条a项的第一款，就对“淫秽”阐明了定义：
“在此法令下，如果一部作品整体上，倾向于对任何阅读、观看、聆听或以其他方式接触该作品或接触体现作品内容的信息的人士，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那么该作品可被认定为淫秽出版物。”
奥古斯丁爵士接着说：“但这个法条的阐释在语言、含义、理解上又带来了其他问题。你可能会觉得，在听完这个法条后，你需要‘堕落’和‘腐化’这两个词的精确释义。《牛津大词典》对‘堕落’给出的现代定义是‘使道德败坏；误导；使人格降低；使道德沦丧’。而‘腐化’的定义则更长更复杂。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中的‘腐化’无疑指向了该词典上对其作为动词的第三层解释——‘使道德产生缺陷或无耻；摧毁道德的纯洁或纯朴；使沦落或良好品格毁灭；使人格降低；玷污’。”
奥古斯丁爵士对陪审团的讲解远远没有结束，他说，在实际领域中，“堕落和腐化”被用来指“引起举止失当”，或者是“煽动违反法律，以及违反良善风俗和社群目前普遍遵守的礼节的举动”。他还举出一些以往的案例，来帮陪审团加深理解。他引用斯特布尔法官劝勉陪审团时曾说过的话：“要记得，只有当一本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的影响，那么控诉才成立；如果一本书只是倾向于制造惊悚或恶心的效果，那么控诉并不成立，因为这不是刑事犯罪。”
以前类似讼案里的法律顾问都会公正地向陪审团强调这一点，正如奥古斯丁爵士此刻说的一样，一本书即使令陪审团感到不悦、惊悚或恶心，都不足以构成这本书成为“淫秽”出版物的理由。但是奥古斯丁爵士相信，“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这一说法，给陪审团提供了一定的权利，也可以说责任，去考虑一本书对“灵魂”产生的影响——如果能用“灵魂”这个词的话。奥古斯丁爵士说：至少，陪审团可以去定夺一本书在被阅读后，对读者的思想状态或精神健康会产生怎样的效应，是否会直接导致读者做出堕落、腐化、非法的举动。
奥古斯丁爵士告诉陪审团，他们是能够裁定《乱言塔》这本书是否淫秽的唯一评判人。控辩双方都会各自传召专家级证人上庭做证，就这本书的本质做出说明，就这本书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或其他方面的价值做出说明。他还提醒：这些证人所提供的观点仅限于评定这本书的价值或缺陷，并不能直接证明这本书是否淫秽，因此，关于淫秽这一点，证人们不应被要求提供看法；即使证人们发表了对于此书是否淫秽的意见，陪审团也应不予理会。这本书到底是不是淫秽出版物，这本书究竟是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必须由陪审团席位上的十二位男士和女士独立决定，因为陪审团代表的是人道、文明社会和公认的常识。
当他们对此书是否属于淫秽出版物做出了判断，也只有从那时开始——此书文学价值或其他价值的相关问题才可产生。《淫秽出版物法》第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当陪审团对一本书做出属于淫秽出版物的判断时，若出版者能够成功为书籍证明其在“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其他被普遍关注的领域内”有公共价值，那么被告也可获判无罪。本案的辩方已经声明将会援引《淫秽出版物法》第四条第二款，并经由提供专家们的证词来进行无罪辩护。辩方将就《乱言塔》具有文学价值，以及社会、精神意义等其他层面的重要价值来进行辩论，以证明此书的出版符合公众利益。奥古斯丁爵士对陪审团说：“听取了他们提供的证据后，你们将自行判断。法官大人已经破例准许，本案将由辩方首先举证，控方会根据辩方对此书做出的种种辩护，决定传召哪些证人进行反驳。”
奥古斯丁爵士还告诉陪审团，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诉讼案中，伯恩法官曾规定，在陪审团成员阅读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全书前，控方不得在陪审团成员面前引用书中任何段落。当时，王室法律顾问杰拉尔德·加德纳先生，发表了对此项决议的看法，杰拉尔德·加德纳先生说道：“我不反对我的各位律师同僚们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故事定性，也不反对控方对陪审团揭示到底哪些内容属于淫秽……我尊重的是在陪审团未读完整本书前，控方不能以个别文段的描述来造成陪审团对书的偏见。”
奥古斯丁爵士说，因此他将先针对《乱言塔》进行案件综述，然后在后期才针对书中某些具体文段的描述做出检视。他说，在古时候，当书籍因“淫秽诽谤罪”受审时，因无法针对书籍的文学价值或相关公众利益进行辩护，所以，往往只需要抽出一两段“辞藻华丽、极尽夸张”的文字在法庭上朗读，只要有人觉得这些文段不可接受，就能以“淫秽”将书籍定罪。但此刻面临审判的是一整本书，是一整本书背负着“淫秽罪”的指控，是一整本书有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嫌疑。奥古斯丁爵士说自己很赞成法官大人下达的整本书都需要受审的决议：“《乱言塔》书中包含着对下流行为、露骨性爱、非自然举动的大量直白描写，更严重的是，还详尽地描绘了酷刑和折磨，多到显得冗余。因此，林林总总的内容汇集在一起，使整本书从倾向性上，让我觉得极度淫秽、堕落，或者说腐化、邪恶，又或者说反常、低俗。尽管如此，陪审团仍旧会从书中发现些许所谓的文学价值，当然，我也不打算否认这本书的确有文学价值——不过，无论从笔触还是主旨上看，它的文学价值远远无法超过它的粗鄙、变态。”
“此前早已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奥古斯丁爵士说，“在d 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受审的过程中，其实是查泰莱夫人在受审，查泰莱夫人因通奸和她的性交事实而受审。而对于《乱言塔》来说，是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将要受审，是犯罪嫌疑人的想象力、他塑造的世界、他试图传达的信息都将与他一道受审。《乱言塔》是一本绝望又无望的书，它薄弱的叙事从一群被叫着似乎是法国名字的人，要去远游并创建一个自由社群的决定展开。这个‘自由社群’所谓的‘自由’，在书中指的是完完全全的性爱表达自由，不管那种表达有多么令人作呕或离经叛道。这种自由产生了变化，变质为放纵、虐行、癫狂和毁灭。与之相关的摧残和羞辱，不仅施加于成年的男子和女子身上，竟然也发生在小孩子身上，而且一切都被描写得相当毛骨悚然和无比详尽。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淫秽作品’这个词有着悠久的历史溯源，‘淫秽’最初便和‘卖淫’密不可分；当然‘作品’指的是书写而成的篇章。一直以来，‘淫秽作品’被认定为书写妓院和卖淫的文字，或者被视为描绘娼妇的文字。《乱言塔》与之相似却又有不同，你读后会忍不住觉得，这真是淫邪和肮脏想象力的产物啊!当然，我确定，辩方绝对会申辩说，这是一本有道德的书，因为它揭示了放纵能够引发虐行和压抑——是否如此，还需要各位定夺。你可能会对这本书给出这样的总结：这本以‘道德故事’欺世盗名的书，说穿了，不过像一条捆绑、悬挂着文章的线，那些文章无不挑逗、激发着人类暗黑而下流的空想。辩方大概又会告诉你说，这些故事都凄惨而可怖，我想你最好反驳辩方：这本书从本质上缺乏亚里士多德所称的‘艺术净化作用’，并未对憾事做出弥补，也未对恐怖进行清除。这本书从恶意和不安开始，以恶意和不安结束。在控方看来，这本书唤醒了使人不快的感受，其实比使人不快更糟，它搅动着人类最坏的本能——性冲动与施虐欲望两相媾和，共同作恶。如果你觉得这是控方一家之词，之后你会在庭审过程中，听到控辩双方提呈的关于这个心理学问题的证言。因此，我在这方面的论述，就此打住。”
奥古斯丁爵士又提起《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说：“女士们、先生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情况不一样，《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认为伤风败俗，是因为它直白地描述了性行为，而且文中使用的粗言秽语，不见容于我们这个对文明用语早有规范的社会。另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掺杂了人们对社会等级和婚姻制度的种种观点。但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讼案中，很多有声望的关键证人表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传达出的负面情绪较轻微……”
为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担任辩护的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提出了反对，他指出在“淫秽程度”上对两本书做比较，是不可接受的。
而法官表示，如果是为了指出两本书其中一本具有文学价值，而非单纯比较两本书的淫秽程度，那么这样的论证，法庭上是可以接受的。
奥古斯丁爵士说，对两书进行比较，其实像是游走在一条极细的钢丝上，稍不留神，就会遗失原本明确的论点。他说，他观察到的是——《乱言塔》的问题，不同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查泰莱夫人提出的关于爱情、婚姻和语言的问题，毕竟查泰莱夫人身处争议风波中，最后却被还以无罪之身。他说，归根结底，《乱言塔》的问题是残虐和变态。奥古斯丁爵士说，接下来他将讨论下一个重点，也就是关于《乱言塔》潜在读者的问题——《淫秽出版物法》点明了：“任何阅读、观看、聆听或以其他方式接触该作品或接触体现作品内容的信息的人士。”
他切中要害地提醒法庭里所有人，英国举国上下刚刚从对沼泽谋杀案的审判中缓过来。他转向陪审团的方向，说：“若你们听说过沼泽谋杀案的审判，无疑都会听到过‘文学’‘小说’之类的词，而文学和小说，不应该诱人作恶。我们应该记得伊恩·布雷迪都读过什么书，我们也应该记得与伊恩·布雷迪一丘之貉的迈拉·欣德利——迈拉·欣德利受了布雷迪的影响，而布雷迪受的是书的影响——至少他的邪恶念头有一部分来自书，比如《卐字祸害》和萨德侯爵的著作。迈拉·欣德利在和伊恩·布雷迪成为情侣之前，可能是个正常的年轻姑娘吧，她没有被任何邪恶思想侵蚀。而说到萨德侯爵，我确信裘德·梅森先生肯定读过萨德侯爵的书。《乱言塔》中的‘乱言塔’，他特别写了法语名——tour&8195;bruyarde，这明显是对萨德侯爵那臭名昭著的《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西林古堡’的剽窃。我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请千万不要轻巧地想：‘那只是一本书而已。’要知道，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被书鼓动，他们的人生会因为书而充实、改变，或毁灭。独裁者没收书籍并将之焚毁，就是因为书籍是危险的。如果任由《乱言塔》这样的书堂而皇之地流通，那么，书籍对人类的危害性无疑会升高。由此可见，那些独裁者，他们的焚书之举，竟然是正确的。好书对坏人来说是危险的，反之亦然，坏书对好人来说也是危险的。”奥古斯丁爵士的控方发言至此结束。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站起来，为自己所辩护的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进行陈述。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是个胖嘟嘟的男人，红发，就算戴了白色的司法假发，也掩不住他浓密的红发。但他并不如外表看上去那般幽默，他不怎么迷人，似乎随时有发出吼声的冲动。他本来在一系列审前会议中一直以辩方王室法律顾问的身份出席，没想到开庭时，他却加入了辩方律师的团队，并且似乎很乐于攻击自己的对手。比起他，奥古斯丁爵士的风格就像在情与理之间信步闲游，亲切而有所克制，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则讲究修辞，毫不吝啬地使用各种修辞手法。就像鲁珀特·帕罗特的代表律师马丁·菲舍尔一样，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是一头“旧猪圈里的公猪”，那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某一派校友之间晦涩难懂的一种称谓。鲁珀特·帕罗特也一样，是“旧猪圈里的公猪”，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毕业生。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先对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发表了一番溢美之词。他说，鲍尔斯&伊登是一家历史悠久、享有声誉的出版社，和约翰·默里、约翰·布莱克威尔、史密斯与埃尔德等老牌出版社齐名。鲍尔斯&伊登是一家长期出版专业学科著作的出版报，出版领域包括宗教、神学、社会思想，还有一小部分纯文学和小说，但这一部分文学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即使是如法庭上在座的各位庄严之士、严肃之人都可阅读。他指出，鲍尔斯&伊登的叙事类文学书籍，不是情色小说或前卫小说，不为耸人听闻或引人猎奇而出，这部分文学书籍包括一些稍有学究雅致气质的推理小说，其主角多为好探问查证、好追根究底的教区牧师，或者教区牧师的妻子，他们的另一身份是侦探。除此之外，最近还出版了菲莉丝·k普拉特太太的精彩绝伦的畅销小说《日常食品》，讲述的是一位牧师的普通人生。鲁珀特·帕罗特先生是鲍尔斯&伊登的分支机构——帕帕加洛出版社的新任总经理，虽然年纪轻轻，心态上却很老成，是一个勤于去教堂的基督徒，一个快乐的丈夫和父亲，一个在可能由昏昏欲睡或跟不上时代的老朽组成的董事会里最有活力的新成员。在鲁珀特·帕罗特的规划下，鲍尔斯&伊登的出版方向有了新的开拓，出版书目有了新的扩展，他策划出版了一系列新书，这些书有的直面时下最引人关注的事件，有的回应此刻正在被全社会探讨的议题，比如：神学的一些新困境、犹太人大屠杀及其原因、撒玛利亚人问题、社会救济的新形式、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研究、社会学和哲学辩证，以及对迷幻摇滚和流行音乐等新文化事物优缺点的观察……这些书全都是针对新议题、新事物和新现象的严肃、及时而又负责的记录和分析。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说到了《乱言塔》，讲述了这本书的出版始末和鲁珀特·帕罗特的用意。赫弗逊-布拉夫说，《乱言塔》由一位文友介绍给帕罗特先生，这位文友的文学品位和判断力，帕罗特是非常信赖的。帕罗特读了《乱言塔》的原稿后立即觉察到，一经出版，这将是一本有争议性的书，一本能引起公众强烈反应的书，他将这本书形容为难消化的食物，对读者来说，会是难领悟的一本书。“但女士们、先生们，一旦你们读了这本书，你们将会认同帕罗特先生的观点——”赫弗逊-布拉夫说，“《乱言塔》是一本很有震撼力、很有原创性的书，是对乌托邦幻想者、追逐者蠢行和丑态的尖锐讽刺，是对性理想主义者、性享乐主义者放纵无度的激烈嘲弄。”&8195;帕罗特不仅觉得此书写得坦白无欺、有血有肉，并充斥着对愚昧下场和作恶后果的无情曝光和全力批判，更是认为《乱言塔》是一本有强烈道德感的书。从根本上说，《乱言塔》所要攻击的是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现象，跟1959年颁布的《淫秽出版物法》所要攻击的现象是一致的，瞄准的目标都是淫邪、背德、堕落、腐化。“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阅读后，会发现《乱言塔》中那些堕落腐化的人，都没有被轻忽姑息，他们都领受了糟糕至极的报应。”赫弗逊-布拉夫说，“总而言之，这是让你深刻认识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堕落腐化本质的一本书，不仅是我们的社会，可说是所有社会都有的极恶根源。如果你读后感到厌恶，就达到了它成书的目的，它不是那种让你尽情沉浸在温暖、舒适而愉悦的柔光中的书，它的写就、它的出版，是为了告诫、警示、阻绝。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社会中的某些事件、某些态势，是急需有智之人来明辨、阻拦，或终止的，《乱言塔》所宣扬的，就是对这些恶劣态势的认知，就是一种带有惶恐的正义感。”
和奥古斯丁爵士一样，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也论述了对“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看法。他说，《淫秽出版物法》的出台，是为了杜绝淫秽作品。所谓淫秽作品，是那些下流肮脏老男人用来手淫的恶心素材，是顺着娼寮屋顶檐沟排放出的腥臭黏液，是对于受虐和受辱毫无怜悯的讥笑狎侮。“女士们、先生们，真相是，作者和出版者和你们一样，对淫秽作品憎厌，却依然散布这些作品。但是要注意的是，《淫秽出版物法》禁的不是文学作品，不是那些对现实社会弊端、对腐朽社会和性失控、对引发淫秽作品所述现象在真实生活中泛滥发生的事物、对琐屑空洞和虚耗人心、已经溃乱失陷和即将溃乱失陷的社会秩序，进行正面迎击的无畏作品。不仅如此，《淫秽出版物法》还有别的用途，它要使得那些真正的文学作品能够自由地发行，要确保那些正直的文学作品不必担心被污蔑为淫词艳曲。”赫弗逊-布拉夫说，“因此，辩方将极力邀集大力支持《乱言塔》的专家级证人，就这本书的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价值举证。”他还说：“正如我博学多识的友人奥古斯丁爵士所说的，坏书伤害的是好人，但好人的善行和大作，必将摧毁坏书!”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最后引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禁毁一本好书，如同杀死一个好人一般；杀死一个好人，抹杀的只是一个理性生物，破坏了上帝的影像；但禁一本好书，扼杀的是理性本身，毁灭了你我眼中上帝的圣像。”
弗雷德丽卡疑惑，这一段引用是否过度？她望向陪审团，观察有多少人会对《论出版自由》里的这段话产生情绪波动。她看到：一个男人因听懂了这段话，开始眉头深锁；一个女人脸上扬起赞同而欣悦的微笑，并频频点头；而其他大多数人，呆滞、疑惑、淡漠地注视着某处，眼神里尽是虚空。
轮到王室法律顾问塞缪尔·奥利芬特发言，他代表的是裘德·梅森。奥利芬特说自己的当事人是一个年轻男子，一位艺术工作者，他挣扎在贫困线上只为实践艺术。奥利芬特对《乱言塔》的观感是，它是一本复杂的艺术作品，其主题是探讨性解放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压抑和暴行之间的关系。《乱言塔》继承了欧洲嘲讽文学和讽刺艺术的伟大传统，以道德败坏的笔触书写败坏的道德。奥利芬特引证了一些先例案件，指出一本文学作品在被指控为淫秽出版物的情况下，作者和出版者的真正意图对判断一本书究竟是否淫秽的陪审团来说，大多是无关紧要或不构成判断因素的；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淫秽与否则被导向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审视，因此，作者和出版者的意图能够被重视，甚至必须被探讨。奥利芬特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中，dh劳伦斯的创作目的无可避免并自始至终被视为重要证据，在法庭上被争论。在许多辩方证人看来，劳伦斯本人无疑带有清教徒气质。他直率地写出了一本关于性爱的书，但他的意图是主张克制，反对纵欲。女士们、先生们，我要说，我的当事人与劳伦斯思想一致，这两位作者的创作意图可相类而视。在我当事人的书中，有一个角色，可能是这部讲述恣肆和惩罚故事的整本书中，唯一对人对事抱有完全的同情态度的角色，这个角色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参孙·奥里金，他总是说教，总是宣扬节制，宣扬戒绝和避免参与所有活动，宣扬实施禁欲主义。读时你也许会觉得神奇，在一本毫不避讳地描述性行为，甚至是将群交行为都纤细无遗地描绘的书中，能感到的再强烈不过的精神氛围竟然是禁欲主义和节制主义。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刻意设置的幽默和反语，在梅森先生的书中，这种对比和反差都集中由参孙·奥里金体现。但误读或错过这种幽默感是可能的，尤其当你戴着追索堕落和腐化文字的有色眼镜时，就更容易迷失。因此，我要郑重地提请各位注意：这高明的幽默和反语，是《乱言塔》这个哀伤故事里不可错判的精彩之处。梅森先生的创作意图是嘲弄愚行，以及比愚行更值得憎恨的东西，而他的写作手法是冷酷无情地暴露和不留慈悲地刻画这一切。这是和时间一样古老的文学艺术，跟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值得被尊敬的。”
在这一连串演说进行的同时，弗雷德丽卡留意到从她身后又或是她的座椅底下，时不时传来一阵奇怪的嗡嗡声和咔咔声。长时间聆听的法官终于发话：“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应不应尽快安排陪审团读这本书？”弗雷德丽卡此时转过身，寻找声音来源。她看到面上布满生姜色髭鬓的阿夫拉姆·斯尼特金，那位参与辩方审前会议的“民族方法学研究者”，此刻就坐在她身后，沙色的睫毛之下，他明亮的蓝眼睛一动不动，法庭的动静让他入了迷。
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继续问：为让陪审团读《乱言塔》，做了怎样的安排？需要预留多长的阅读时间？在哪里读？
弗雷德丽卡悄声问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你用录音机录下了法庭上的所有发言？”
“当然啊。”
“这是被准许的吗？”
“我得到了法庭的许可。我没说录音会用于民族方法学研究，我说这是出版社为了记录存档。我疑惑的是法庭为什么不用录音的方法做官方记录，他们让速记员来记录——你看，速记员就在那边，奋笔疾书那位。不过，法庭不介意我录音，他们说这没什么问题。”
弗雷德丽卡听到磁带在卷轴上如蛇行一样发出窸窸窣窣声，那是录音机对文字的消化。
讼务律师和法官商量着《乱言塔》的阅读事宜。塞缪尔·奥利芬特说可以让陪审员把书带回家，在安静的家居环境中以适当的速度阅读。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中，陪审员被安置在“老贝利 [1] ”特辟的一个房间中进行阅读，而且为陪审员准备了扶手椅。而现在，根据回报，这起讼案的陪审员们，都已退回到旅馆房间中。首席陪审员报告说，陪审团休息室的椅子坐起来很硬，不舒服。正是这句“抱怨”，让法官打定了主意，决定到底要让陪审团在哪里读书。法官反驳首席陪审员说：“陪审团休息室的椅子本来便是那么硬，陪审团被召集至此，本就该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在不同人生阶段都曾经坐过很硬的椅子，在学校里，在图书馆里，但我们没有因硬椅子受到什么伤害。比起整个人陷进柔软的沙发里，恰恰是坐在结实、牢固又坚硬的椅子上，让我觉得自己更加警惕和敏锐。椅子很硬？不，我倒觉得陪审团休息室里的椅子应该是合适的，也必然是合适的。”
下午2时15分，陪审团被派去休息室阅读了，整个法庭里的人开始等他们。埃尔维特·甘德对阿德尔伯特·霍利和阿夫拉姆·斯尼特金说：“法官好像有施虐倾向，而这会导致两种可能——当然，一种是他支持《乱言塔》，另一种是他排斥《乱言塔》。”弗雷德丽卡想去跟裘德说说话，但裘德早已不见人影，他肯定是去了“老贝利”的塔楼。鲁珀特·帕罗特则不断重复着说控方律师太难缠，他的脸如往常一般粉红而发亮，他穿了一件孔雀蓝色的背心，外罩裁剪缝制细腻的蓝灰色精纺毛料西装。
下午4时15分，法官派人去询问陪审团还需要多久才能把书读完。得到的答复是：其中三四个陪审员说早已经读完了，首席陪审员——那位游泳池管理人说自己需要一本词典，厚的大词典更好，如果不是很麻烦的话，他还想要一本法语词典，当然是法英双语的那种。接着，又有另外几名陪审员说就快读完了。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指示陪审团说，每个人都必须严谨、深入地读完这本书，如若不然，将会被撤换。于是所有陪审团成员返回休息室里，坐上坚硬的椅子，手捧用黑色、粉色和钴蓝色三种颜色设计封面的《乱言塔》，继续读了起来。十二个陪审员，有男有女，十二种不同的阅读，有的浏览略读，有的因读不懂而跳着读，有的像扫描仪一样快速扫过页面。有一个女陪审员把书带回家了，睡前在床上读，读到洛绮丝之死时，女陪审员哭得快昏过去，惊醒了她的丈夫——这个小插曲后来才被报道出来，因为这个女陪审员的丈夫在印刷领域工作，是印刷工会的成员，她丈夫认识《世界新闻报》的记者，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乱言塔》的审判结束后，记者在报纸上报道了这桩小逸闻。
第二天，法庭继续审理此案。第一位被辩方传召的证人，说自己的名字是亚历山大·韦德伯恩，自己的职业可以说是剧作家，最近也成为斯迪尔福兹教育委员会的一员，正对小学和中学的英语教学进行调研。他在文化类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第三电台工作过，也做过教育类电视台的制作人。除此之外，他也是一所男子寄宿学校的校长，他的剧作被作为普通程度考试的教材使用。媒体形容他：“一位非常俊美的公众人物，出庭做证时身着相当合体的深绿色灯芯绒西装、柠檬黄色衬衫，系一条蓝色底色、印有绿色康乃馨的领带。他一头浓密的银色头发，声音有如男高音般浑厚，总是面露谦和、谨慎与乐于相助的表情，即使身负压力，也不背弃自己的好品质。”
亚历山大·韦德伯恩的发言持续了三个小时，可说是提供了很实在很中肯的证言，而在表面上，他的神色是冷静的。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带亚历山大回顾了《乱言塔》中的部分文字，赫弗逊布拉夫专门挑了比较长的段落诵读——多数是与性无关的描写，也没有任何暴力情节的叙述。赫弗逊-布拉夫问亚历山大：是否认为这些段落具有典型英语散文篇章的文学价值？是否认为人物特征塑造得精巧入微？是否认为这些文段的内容足够严肃？亚历山大回答道：《乱言塔》并非属于需要对人物特征进行精巧入微塑造的文学体裁。赫弗逊-布拉夫请亚历山大为庭上可能存在的“对文学术语毫无认知”的陪审员解释什么是“文学体裁”，并提请亚历山大：“如果可以的话，请尽量不要使用太专业的术语。”亚历山大说，关于角色这一点，《乱言塔》里的角色都属于“类型”角色，就像寓言、讽刺作品、风尚喜剧作品中的角色一样，这些角色不需要深度，他们的行为才是重要的。紧接着，亚历山大被要求解释“寓言”“讽刺作品”“风尚喜剧作品”的含义，并被质疑道：“当你指出《乱言塔》里的角色都属于‘类型’角色时，不是说这些角色都是俚俗或粗糙的吧？”亚历山大回答道：“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亚历山大听到一阵笑声——可能是笑他，也可能是笑赫弗逊-布拉夫，反正是笑两个人里“说了笑话”的那一个。亚历山大把剩下的解答说完：“《乱言塔》里的角色各自代表的是品质。”“好的品质吗？”“不尽然，各种品质，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
对亚历山大的讯问，直接证明了赫弗逊-布拉夫在探讨文学价值时词汇量的匮乏。一开始，亚历山大以为，赫弗逊-布拉夫对于陪审团成员们作为普通读者，或者说“普通男人和女人”，或者说普通人的文学理解程度关心过度，后来才发现，不单是自己，就连其后接受赫弗逊-布拉夫讯问的文学专家，大都有着这样的体会——这简直像从令人窒息的厚羊毛堆里爬出来喘喘气、见见光一样艰辛，来论证文学价值的专家级证人都竭力要组织简明又精准的语句，却被一遍又一遍地告知：“你的语言，你的专业级别语言，不能被作为证言接受，必须请你换一个表述方法。”比如，亚历山大经过缜密思考后，指出《乱言塔》中某一段写得比另外一段成功，因为该段落中仅凭借简单一句，就几乎能以悲剧气氛为整个场面定调，而另一段好是好，但只不过是黑色幽默，像一出大型木偶秀。赫弗逊-布拉夫插嘴：“那么，请问，韦德伯恩先生，你所谓的‘大型木偶秀’是什么意思？请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分享你的想法。”又比如，亚历山大说某一个情节“写得不如别的好”时，赫弗逊-布拉夫立即问：“不如别的好？那么那个情节到底好不好？那个情节到底是否具有文学价值？请直接地回答：好，或不好。”于是亚历山大只得一遍一遍地重申，“是好的”“是好的”，因为他的确觉得写得好。而《乱言塔》就此在听者耳里被扁平化为一连串“好”的段落，“好”的句子。
在回答塞缪尔·奥利芬特的提问时，亚历山大重申：“《乱言塔》是一位年轻作家创作的严肃作品，带有强烈的道德诉求。”
轮到奥古斯丁爵士向辩方证人进行反诘。
问：韦德伯恩先生，你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也是一个能够下笔千言的人，你致力于写作，也精于写作。我可以说，你的诗剧带给我极大的快感，无论是在书页上，还是在舞台上。我这并不是恭维，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能与“说着迷人、魔幻语言”的你交流。我想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阅读《乱言塔》对你而言是一种享受吗？
答：享受？是，也不是。
问：那我们就从两方面来探讨你如此易懂的答案吧。我们先从“是”开始，为什么你觉得读《乱言塔》是一种享受？
答：生动的描述。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既能合二为一，又能一分为二的世界——一半是童话，另一半是反乌托邦。
问：反乌托邦？
答：就是乌托邦的反义语。作者在塑造这个不得人心的假想社会时，使用了高明的写作方法。字字句句都炽热激烈，给读者异常鲜活的画面感。
问：我知道你肯定会给出清楚的答案，因为你头脑清晰又深思熟虑，而且你本身也是位作家。我要问的是，《乱言塔》是否曾为你带来性愉悦？
答：(法庭速记员记录道：证人想了一下。)极少有，近似于无。其实所有的写作都与性愉悦相关。诗人华兹华斯曾说：语言的节奏就是人体的节奏，这种节奏是一种大原则，它决定了我们生活、行游和拥有生命本质时所感受到的愉悦。
问：真是非常有趣。在你看来，所有的写作都与性愉悦相关，这种说法确实妙趣横生也发蒙启蔽。那么，这本书是否曾让你感到比较明确的性愉悦？比如说，让你感到像在看一幅春宫图？
答：几乎没有。
问：然而你说过这本书写得很好，“生动”“炽热”“激烈”，都是你使用的形容词。要知道这本书很大的比重是对性行为的叙述，是对裸体的描绘，但没有给你多少愉悦？
答：确实是几乎没有。
问：你会不会是出于为此书辩护的心理，而否认自己感觉到的愉悦？
答：事实并非如此。我想可以这么说，作者的本意是让我体验一种受限的愉悦，让我去想象愉悦，读下去后，你会发现作者猛然切断了体验和想象的途径。
问：作者试图让你心生厌恶？
答：这就是“不享受”的部分了。但作者这么做的理由很充分。
问：作者可能实现了目的。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你对这本书所产生的性反应，带有一种厌恶情绪？
答：这远比你所说的复杂得多。
问：复杂得多？会不会是这本书想带有一种催吐效果，想让你在读的时候，因书中描写的世界和行为感到恶心？
答：这也远比你所说的复杂得多。
问：这本书居然如此复杂。那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你坚持否认作者希望你从他对痛苦的书写中体会到任何愉悦，任何应受谴责的愉悦？
答：我没有这么说。
问：你是否是那么想的？
答：你把我绕进你的语法陷阱了。
问：但你是否知道我在问什么？
答：我不认为作者希望我从他对痛苦的书写中体会到任何应受谴责的愉悦。
问：你完全没有愉悦？
答：没有，或者几乎没有。
问：正如我对你的印象，你的确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我终于明白了。韦德伯恩先生，你说“不是没有，几乎没有”。请你告诉我，从文学价值的层面看，《乱言塔》作为一本文学作品，究竟有多好？当然，我们不能从淫秽程度上对书籍进行比较，但是我们却可以从文学价值上做出对比。当《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接受试炼时，作者d h劳伦斯的生平和作品分析，是大学课程里的内容，而且不仅是英语系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他的影响力都得到了印证。我学识渊博的友人、王室法律顾问杰拉尔德·加德纳曾指出，如果不是久负盛名，乔叟早期的一些作品也有淫猥之虞，是他的名字保护了他的作品。韦德伯恩先生，请你以教师、作家的身份告诉我，裘德·梅森先生到底有多优秀？像d h劳伦斯一样优秀？像威廉·柏洛兹一样优秀？像米基·史毕兰一样优秀？
答：《乱言塔》是裘德·梅森的处女作，是一本严肃文学作品。它不是一本惊悚小说，不像米基·史毕兰的小说，米基·史毕兰的书，至少我难以下咽。《乱言塔》文笔好、寓意深。我无法对仍在世并刚刚展开写作生涯的作者的文学地位做出最终评断。
问：“我无法对仍在世并刚刚展开写作生涯的作者的文学价值做出最终评断”？
答：我说的是“文学地位”。
问：但在这类案件中，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判断都是“暂定”的——如果与d h劳伦斯的作品相对照的话。
塞缪尔·奥利芬特提出反对，法官判反对无效。亚历山大说文学价值确实是“暂定的”，即使是与d h劳伦斯的作品相对照，但并不代表不能做出有效判断。
下一位被传召的证人是娜奥米·卢里博士——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系讲师，也是萨默维尔学院的院士。据她自我介绍，她也是出版于1960年的《解离的敏感性：神话还是历史？》等多本书的作者。她说负责指导许多年轻女性的学习，她说将乐见自己的女学生们阅读《乱言塔》。在追问之下，她说自己愿意向女学生们推荐这本书。但是，她不会积极地向她们讲解、诠释这本书。因为她个人并不支持教当代文学，事实上，牛津大学直到最近才开始将1830年以后成书的作品列入教纲。
她黑色头发，穿全套优质粗花呢服装，五十多岁。赫弗逊-布拉夫对她说：“你是一位单身女性，也执教于一个全女性的学院中，而且你创作与宗教崇拜相关的诗歌。但你却很欣赏《乱言塔》这本书，这是你亲口表明的，你还说过，你相信这本书具有文学价值。”
卢里博士说：“我的确未婚，我的学生也都是女性。但我不认为女性所做出的文学评价与男性有任何不同。”
法庭里响起一串笑声，卢里博士也拘谨地笑了。
奥古斯丁爵士则试着引导卢里博士说出《乱言塔》的惊悚程度不亚于斯威夫特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的言论——要解决爱尔兰家庭的贫穷问题，可以把爱尔兰的婴儿用烤或炖的方式做成美食!“或者可以说《一个小小的建议》更加叫人不安。”奥古斯丁爵士问卢里博士，是否觉得斯威夫特将婴儿焗烤后做成“餐桌佳肴”这一“前卫”的美食品位有任何吸引力。“不。”卢里博士答。奥古斯丁爵士又问：“那么发生在《乱言塔》里那些龌龊无耻的活动——鸡奸、凌虐、群交呢？是否也是丑恶至极的？”
“是的。”卢里博士说。奥古斯丁爵士的脸上漾起讽刺意味的轻笑，他这个笑脸是故意摆给陪审团看的。
“所以，你觉得《乱言塔》里描述的纳西斯年幼时犯下的无知恶行，达米安和洛绮丝近乎癫狂的交欢，与斯威夫特的‘烹婴’一样叫人反感？”
“我没那么说。斯威夫特是不折不扣的讽刺主义者，他写作时总是恶言泼语、悍然不顾。”
“也就是说他字里行间流露出野蛮的愤慨。”奥古斯丁爵士转头为陪审团温和地“翻译”。
“但是梅森先生不同，可以说，梅森先生的计划是带着读者来‘领受’一番《乱言塔》的情趣。”
“带读者领受？不是激发、挑逗、诱使？你的用词如此平凡质朴，如此像教学用语。”
“梅森先生的确有挑逗意味，当然是在他认为有挑逗的必要时。但那种挑逗极其短暂。”
“他随时开启挑逗，也随时截断挑逗，像控制阀门一样？”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那么说。”卢里博士应道。
安东尼·伯吉斯是下一个被传召的证人。他脸上的骨骼像峭壁一样嶙峋突兀，但他的声音很圆滑，像是在录音室里精致打磨出来的。他用音乐术语盛赞《乱言塔》：如高歌般激越，像奏鸣曲般热情，又似赋格曲般朦胧。他对赫弗逊-布拉夫说：“《乱言塔》是一本深有道德感的书，几乎可以说太有道德感了。”
问：怎样才算是一本“太有道德感”的书？
答：这一点我以前曾不止一次谈及——艺术的价值总是被能让人由静至动、付诸实践的那些元素所磨灭。这本书有极其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具道德说教意味的书从纯美学角度上讲，就比较薄弱。《乱言塔》这本书是一本会下圈套的书，千万不要相信一本会下圈套的书。
问：你是说《乱言塔》在道德感上设下圈套？
答：是的。它以恶心人和恐吓人的方法让人震撼感动。
问：但它是一本文学作品。
答：我不懂为什么你要用“但”，你只需要说：它是一本文学作品。它是前途一片光明、精神内核极其严肃的一本书，它应该得到赞扬，尽管它不是《尤利西斯》或《虹》，但它同样值得被阅读，值得被探讨。
奥古斯丁爵士起身，对安东尼·伯吉斯开始反诘。他与安东尼·伯吉斯四目相接，从眼神中度量着这位小说家。
问：你引用了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你说《乱言塔》从纯美学角度上讲，它的艺术形式感比较薄弱，因为它为读者设下圈套，它促使读者付诸实践。
答：是的，它公然地进行道德说教。
问：在你为这本书撰写的书评中——我得说，那是一篇相当有洞察力的出色评论——你不仅指出，这本书因道德说教意味浓厚，会促使人付出行动，你还把“说教文学”和“淫秽作品”统统归类为“会促使人付出行动”的体裁，你把“说教文字”和“淫秽作品”在这本书中做了联结。
答：是这样，没错，你读懂了我写的评论。
问：所以这本书既淫秽又说教？
答：这本书不是“高雅艺术”，在高雅艺术作品中，所有元素都均匀分配，因此高雅艺术在经过严格品鉴和细腻斟酌后，能传达一种美学情趣。而《乱言塔》不同，它拥有风格糅杂、元素混合的文体，它成书的目标就是激发读者从心理到生理的动态。但这不是说《乱言塔》就不是一个艺术作品，或者说它不应该被出版发行。即使不是所有书都能如《尤利西斯》或《虹》那么精彩、杰出，也不代表我们就应该阻止新作诞生。
法官这时插了一句话：“说得没错。不过，我必须再次提醒陪审团：文学专家级证人所提供的关于《乱言塔》是否淫秽的任何意见，仅供参考，不应左右各位的判断。”然后，反诘接续下去。
问：伯吉斯先生，像问其他证人一样，我将会问你同样的问题：《乱言塔》是否曾为你带来性愉悦，让你产生性反应？
答：啊，是的，当然。这是一本好书，它发挥了它的作用，它能煽动情绪。大多数的好书都是这样的，阅读和性兴奋总是亲密连接的。
问：《尤利西斯》亦然？
答：当然了，《尤利西斯》也不例外。你这个问题不值得我回答。但《尤利西斯》和《乱言塔》不一样。
问：不一样？
答：《乱言塔》更原始一些。
问：伯吉斯先生，你是一位小说家，一位笔力勇猛的小说家，你敢于冒险。你在书写性兴奋的情节时，甚至在书写虐行的情节时，脑中有读者的身影吗？
答：有。
问：他或她在你脑海中是怎样的读者？
答：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兴奋时如我般兴奋，抽离时如我般抽离。
问：你是否会设想你的作品，对那些教育程度不高、想象力受限，但会读你的书的人，将能产生怎样的效应？
答：这是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问题，不过，预想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阅读，这是很愚蠢的；另外，作为作家，假装能够去预先判定同一本书对所有潜在读者将会产生的效果，这也是很愚蠢的。
问：那么作为作者，你是否觉得自己该对那些心智脆弱、未经教导、容易躁动的读者负有责任？
答：没有办法为所有读者都负全责，但在一定范围之内，我认为是的，我能负责。而且，为了回应你尚未问出口的问题或拐弯抹角的暗示，我要说：我很确定裘德·梅森无意将无知的读者带进一种失责、狂热的境界。但是你无法断言，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问：你无法断言，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下一位出庭的证人也是一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份严肃的周日报纸的书评人。他是一位温文整洁、风雅俊逸的男子，名叫道格拉斯·科比。他个子不太高，但声音极悦耳又有一份稳定感，他有一点年纪，时光开始为他雕刻出法令纹，跟胡桃夹子脸上那两道一样。他的发色，怎么说呢，是那种金属色的亮金发，又带点奶油的颜色，不过整体上开始泛白了。他创作过不少受欢迎的大部头小说，比如《毒化影响》《亨吉斯特之马》《假海龟的叫声》《玻璃屋里的人生》，他同时是艺术理事会文学小组的成员，也是英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对他进行提问的是塞缪尔·奥利芬特。道格拉斯·科比自认在文坛算是一个有些许影响力的小说家，也认为自己在文学评论方面有重要地位，他说阅读过《乱言塔》，对这本书很是崇拜。
问：在你看来，《乱言塔》是一本非供消遣的严肃文学作品，对吗？
答：毫无疑问，写出这本书的年轻人绝对前途无量，他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但他极富天赋。他应该得到鼓励，年轻的写作者都应得到鼓励，因为我深有体会——我还是新人时，走过不少弯路。
问：请你说明为什么你认为它是一本严肃文学作品。
答：好的。因为这部作品处理的议题是“邪恶”，你要知道，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我们从不在意“邪恶”，从不凝视“邪恶”。我们是英国人，我们一直如此高雅，我们最着迷的是有没有失礼或失态，最关注的是社交礼仪中的琐屑细节，最紧张的是吃鱼用的叉子要摆在什么位置，最在意的是与我们对话的人是否有着和我们一样地道的口音，或者他们的鞋子好看还是丑陋。是的，事实就是如此；是的，尽管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和广岛市原子弹爆炸都发生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英国人真该感到羞耻，因为我们所有的牢骚都集中在花圃里，埋怨着不知道该不该把白色的花摆在花园边的草本植物围篱上，嘟哝着摆了比较俗艳，还是不摆比较粗鄙。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些事。
问：但裘德·梅森却直指“邪恶”这个问题。
答：嗯，没错，是的，他面对了这个问题，他的确很有先觉，而且他对用写作直面“邪恶”议题有一股冲劲，甚至可以说很勇猛的一股冲劲，这股冲劲体现在他书中对哥特式锁链、地窖的描述上，尽管某种程度上有一点陈腐，但毋庸置疑，这样的描写非常起作用，非常起作用。威廉·戈尔丁也曾写过“邪恶”，比如《蝇王》，写的是一群撒野男学生的沦落与邪恶，很有启示作用。梅森先生在《乱言塔》里对寝室生活的刻画，也是一群撒野男学生的沦落与邪恶，但梅森先生笔下的显然是一个大型木偶秀版本。我个人则倾向于把对邪恶的书写，嵌入对日常生活、起居室、剧院酒吧、乡野庖厨、学校职员室等普通场景的描绘上，我希望把邪恶嵌入可感的生活，就像詹姆斯曾经说过的“要留意社会细节”，奥登也写下过这样的句子：“茶杯上那道细细的裂痕开启了，一条通往死亡之地的路径。”茶杯之类的东西便已足够，但是梅森先生不这么想，他重装上阵、火力全开，抽打、绞刑，什么都用上了，他选择了一条更激进更危险的路，尽管很难完成创作，他却顺利收笔，这是一场壮观的旅程——但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把对邪恶的研究嵌入可感的生活中，这样的写法会更有效。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看守者们，夜里回到他们位于城郊的家里，进到厨房中，厨房中有粉色灯罩、粉色的猪肘子……诸如此类生活用品和生活画面，你用灯罩和猪肉为主题，就能写出一篇好文章，你不一定非得……
问：所以你对梅森先生这本书的结语是什么？严肃？优良？
答：啊，是的，就像我说过的，他很不错。他如果加强学习的话，会变得更加优秀，重要的是给他提供尝试的机会，这特别重要，是的。
轮到奥古斯丁爵士反诘，他反而说：“我没有问题要问，法官大人。”
辩方又请出了下一位证人，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她来自伦敦大学艾伯特王子学院。她穿了一套雅致的女士西装，纯羊毛料，西装是黑色的，有白色滚边。
赫弗逊-布拉夫对这位外表娇柔又纤弱的证人十分殷勤。一开始，这番客套和逢迎使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有点不安，她明明想一本正经地以自己的理解，为《乱言塔》的人文思想背景给出既有学术性又易懂的解说，而赫弗逊-布拉夫“介入”后，以提问的方式让史密斯教授借发表在《文汇》杂志上的书评，来对《乱言塔》抽丝剥茧。
问：史密斯教授，你在你的评论文章中曾指出，在座的陪审团成员们刚刚读完的这本《乱言塔》，“继承了欧洲人文历史和哲学辩论的主流传统”，这可是相当重大的一个主张。
答：我想我可以充满批判性地证明这一点，《乱言塔》这本书的作者对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其后期的法国思想争议、哲学争议有着极开放的接纳，所有这些争议的焦点都集中在两个议题上：人类应该多自由？对人类的限制究竟该达到什么程度？
问：你在评论文章中也提及了几位思想家的名字，比如查尔斯·傅立叶。你是否能够为我们简述傅立叶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在《乱言塔》中的体现？
答：傅立叶是一位既温和又有些怪异的思想家，和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认为对人类情感和生活方式发动一场改革，可以唤醒一个和谐新时代的降临。他坚持认为前几个世纪所遗留下来的“文明”是罪恶、压抑又颓废的。他声称对所有人类激情和欲望的迁就纵容，能将人类引入和谐，这是他在1810年提出的观点。他相信所谓的文明人和颓废的人认为所有的人类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人类之间千差万别。他主张女同性恋者、鸡奸者、自虐者、恋物者、慕男狂等，与其被惩罚，不如被社会容纳。他还写了一本名叫《充满爱的新世界》的书，讲述一群移民者去小亚细亚奈达斯的旅程，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社群，一个实践着绝对性自由的群落。他们举办滥交、群交活动，也举办狂饮暴食的派对——傅立叶在自己的书里看到了和谐中的“斗争状态”，比如，厨师们以文明姿态比赛制作小甜点——他对自己的小巧思很是喜爱。他热衷于发明等级制度，他在书中建立了一个洋溢着欢爱的宫廷，里面有大祭司、教皇、女总管、告解者、托钵僧、小仙子、酒神追随者……
问：所有这一切，在你看来，都很温和？
答：哦，是的，一派温和。就像华托的《舟发西苔岛》里的画面，表面上是一个如梦似幻的世界，事实上却掩藏着严肃的政治想象力。傅立叶真诚地相信：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和极端恐怖，也许能够将法国往前推得更远，也许能导致旧秩序和老规矩一如他渴求中的那样，进一步瓦解——比如，婚姻制度得以废止，因为婚姻在他的观念中，让几乎每个人都不快乐。傅立叶写道：“在和谐的境界中，每个自然人——男人和女人，都会被赋予最低限度却令人满足的性欢愉。”
问：你认为《乱言塔》承袭了这种“传统思想”？
答：是的，前半部分是。书中的角色们往一个“充满爱的新世界”进发，这是来自傅立叶的感召；其后发生的事情，则可看出萨德的影响。
问：请为我们讲述一下萨德，你真的把萨德当作思想家看待？
答：一定要把萨德当作思想家看待。他的地位举足轻重，尽管他血管里流淌着犬儒主义的血液，他却是那条代表着启蒙哲学家们开始赞美人类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时代的分割线。他问道：如果我们都能自由地遵从自己强烈的激情，谁能阻止我们去伤害、去杀戮、去奸污、去折磨他人的欲望？他说：因为伤害、杀戮、奸污、折磨，就是人类的激情，再自然不过了。有一种观点认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这些自由思想家能把人引向断头台或者萨德打造的闺房——梅森先生就读懂了这一点，也在书里展示了他的理解。
而那位话题中的被告，却在看自己的手——他根本不望向史密斯教授，一些陪审团成员注意到这一点。
问：你出此断言的依据是什么？
答：嗯，让我先从《乱言塔》这个书名开始说明。“乱言”可以被理解为噪声、嘶喊、嚎叫，有动物性的意涵，在有的语言解释中，“乱言”近似“乱吠”，是猎狗发出的噪声。“乱言塔”本身是“巴别塔”的一个象征，巴别塔的修筑是人类为了登天取代上帝，与上帝等同。人类的放肆触怒了上帝，上帝降下惩罚，派一个捣蛋的精灵到人类中间，搅乱了他们的语言，让人类再也不能彼此互相理解。巴别塔说穿了，是一场人类反抗上帝权威的共谋。在《乱言塔》中，那个乱言塔社群就是傅立叶构筑的“充满爱的新世界”，也是萨德建造的“西林古堡”，那群浪荡子砍断了将他们与外部世界相连的桥，以便能执行种种恶行。
赫弗逊-布拉夫向史密斯教授致谢，感谢她对《乱言塔》的清晰解读。赫弗逊-布拉夫入座后，控方接着向史密斯教授盘问。
问：谢谢你饶有趣味的讲解，史密斯教授，你为我们生动勾勒了一幅法兰西人文思想的图卷，也将《乱言塔》从哲学角度予以剖析，给我们带来一场深度讲解，这令人悦服。我想问的是，你刚才谈及的萨德的书、傅立叶的书，都是法语书吗？
答：是的。
问：在市面上自由流通，任人阅读？
答：是的，但傅立叶的书并未全部面市。很多都未经整理、编辑，原稿保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问：你所述的这些思想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法国思想？你的祖国法国，是不是在性方面给了国民相当大的自由空间？
答：在某种程度上是。
问：英国人一向惯于到法国购买那些被认为对英国读者不合宜的书，或者去看女神游乐厅的刺激表演，或者去你的国家做性质相似的一些事。有的人觉得像法国一样，拥有这些自由很好；有的人觉得对维护社会公德多付出一些关切，对阻遏傅立叶先生急切宣扬传播的那些观念多投入一些心力，有其正当性。你或许觉得，起草并制定《英国国会法令》，让《乱言塔》这本书的审判有法可依的那些人是很次等的。
塞缪尔·奥利芬特起身对控方表示反对，指出那是一个陈述，不是一个问题。
问：你的发言带有如此冷静的条理性，如此法兰西式的辩才无碍，无论对萨德还是《乱言塔》，都能侃侃而谈。如果我可以说的话，从外表看，你并不像是一位会对邪魔般的萨德挑灯攻读、潜心研思的人。史密斯教授，请你告诉我，你享受萨德的书吗？
答：享受？不，一点也不。(法庭速记员记录：这很明显是一个充满反感的真实否认。)
问：但是你之所以读萨德的书，是因为你觉得应该读？
答：是的，就像我说过的，萨德举足轻重。我个人更倾向于读傅立叶。
问：那位温和、怪诞、放纵的傅立叶，他是能写出华托画中仙子和自虐者逸事的文字家。那么《乱言塔》呢？史密斯教授，你享受这本书吗？
答：不，我钦佩这本书。
问：但作者可能很期待你能享受这本书。
美貌的教授和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不约而同地垂下了眼睑，涨红了脸。
答：此刻，我们一再被提醒，作者的真实意图是我们无法知悉的，也与读者对其著述的批判性解读丝毫不相干。
问：请一定原谅我做此提问：你在阅读《乱言塔》时，是否感到震颤的性愉悦？
答：(法庭速记员记录：证人脸颊通红。)可能有吧，我不记得了，但那不是我最主要或能够牵制住我的阅读反应。
问：谢谢你，史密斯教授。
紧接着出庭的证人是一位剧场导演，福斯托·杰梅利，他曾与彼得·布鲁克、查尔斯·马罗维茨共事过，这位证人热情洋溢地高谈阔论着爱德华·邦德的《拯救》，《拯救》中婴儿被杀死在手推车里的情节，是对布莱克诗句“有欲望而无行动，无异于将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的践行。证人还说起了热内的《女仆》和《阳台》，说起了阿尔托的“残酷戏剧”，证人引用阿尔托的话，昭示了残酷戏剧的目的：“像牺牲者在火刑柱上被焚，从火舌中发出了信息。”塞缪尔·奥利芬特问证人：“我们此刻活在热内、邦德、阿尔托、《马拉/萨德》和彼得·布鲁克《李尔王》的时代，你是否觉得《乱言塔》在此际的文化语境中是出格的？”证人说：“我觉得完全不会。”这位证人实在是太过激情昂扬，他说每一句话都是手舞足蹈，并常常从他那黑云般的长发中露出脸来大声发言。奥古斯丁爵士说：“我没有要问该位证人的问题。”奥古斯丁爵士做此判断，可能是因为已经发现这位证人总是对自己的“观众”喊话，全然不顾其他听不懂戏剧的公众。
审讯进行到第三天了，辩方传召了埃尔维特·甘德。证人自称是一名医学博士、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学家。他表示自己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精神困扰的青少年提供治疗，也出版过一些关于语言和社会、心理健康，以及精神病患者群体症状分析的一般书籍，《语言是我们的紧身衣》《压迫者之舌》《我是我兄长的守护人？》等都是他的作品，他也承认，自己对研究语言和压抑两者间的联系尤其有兴趣。“当然，还有语言和表达。”他补充道。
坐在证人席上的埃尔维特·甘德有着冷峻和整洁的形象，他的秃头在闪光，他的鼻尖在闪光，他的长牙在闪光，而且闪得更亮。他的眼睛巨大，有雕塑感，但眼皮耷拉着；他做证时，像逐渐在施咒，咒语的连缀感慢慢增强，但他的声音却是平稳的，只是到了快说完时，他气若游丝，像耍蛇人的姿态一样摇晃不定，他还有边说边用手轻敲证人席壁架的习惯。他出庭时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灯芯绒西装外套，黑色的，内衬一件米白色的马球衫领针织套衫，裤子也是灯芯绒的。弗雷德丽卡注视着他，把他想象成一件打磨光滑的象牙制品，或一块乳白色的大理石。赫弗逊-布拉夫问了他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问题，意图让他论证《乱言塔》作为一本阐述个人精神崩溃以及群体社会痼疾的作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甘德长篇大论着，声音洪亮，又极具音乐性，只消片刻，便将听审的公众全都笼络成一个对他的颠头耸脑心服首肯的群体，但他发言结束后，大多数人无法记得他发言的大部分内容，还有一些人，根本想不起他到底说过什么。甘德说，人类是分裂的生物，而且越来越分裂，不仅与其他人分裂，自己的身份和意识也呈分裂状态。甘德认为，《乱言塔》不仅体现了这种分裂感，也传达了一种与自我、与群体聚合统一的渴望，就像巴别塔原始的神话故事一样。甘德说，人类愈加成为一种“投射”，一种对他人想法或意识的投射——尤其是家庭成员的想法或意识，也是对内心恐惧及隐秘心愿的投射。他指出，我们活在一个人类被标签化的世界，不但被标签化，也被评判为罪犯、疯子、变态者、施虐者或其他极具偏见意味的名称，评判后即被惩罚，或者也有稍微好一点的标签，比如绝望的、深情的、合理的、疑惑的。语言毁灭了我们，正如语言造就了我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曾备受谴责，是因为直截了当地使用低俗的脏字来描写身体功能，我们因此用委婉语高筑起一整座语言牢笼，从此避免对这些身体功能的平铺直叙，用语言把人类从自我中分裂。但有一种人类疾病——妥瑞氏症——一种遗传性的神经内科疾病，会让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或者突然口出那些被认为是恶劣到不应该说出口的字眼——肏、屎、尿。甘德说不会因为自己用了这几个字眼，而向庭上致歉。他说，那几个字眼无非是像夜间遗精时，从人体流出的液体，再被如污渍一样擦拭即可，和射精是一样的道理，都是无比真实的存在。但人类却甘愿冒险犯难，连同我们为遮掩身体而捏造的语言，鬼鬼祟祟、徙倚仿徉。裘德·梅森为我们揭露了我们的结局：我们将面对皮舌和铁具，既然我们被禁止使用口舌和身体器具。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已经开始恍惚，却还在坚持。他既要掌握问答的主控权，又要敦促他的证人将关注点移转到“也就是说，我们手上这本书”上。这似乎正中甘德下怀，甘德说：“你的敦促，不禁印证了两种令人销魂的对比：一是对话和交配，二是自渎和独白。足够的医学证据显示，比起性交，男性手淫时释放的生理物质更多。”
“请问关联何在？”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忍不住问，“你刚才的话与本案，与本案中的书，或者与本案中这本书的内容，怎样能产生关联？”
“法官大人，我在说的是语言自渎，或者说是《乱言塔》式的自渎，是有意识的自曝、有良知的自曝，我在说的是这本书是孤立状态和非现实感的产物。”
甘德又径自说了下去，他说《乱言塔》中的塔民社群，求索的是一种早已遗失了的具有原始性质的统一状态。“那种统一状态是不可能的身份认同，一种多相变态。我可以引用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诗歌做出解释，里尔克祈求能够变成一个实现自我满足并独立生活的雌雄同体者。”
“他当真有这种执念？”
甘德吟诵道：
ross,
bau see leben een schnen schoss,
und see scha errichte wie e tor
eeen haaren
“我不知道，”法官说，“甘德先生，我是该请你为陪审团着想，把这段诗翻译成听得懂的语言；还是该请法庭速记员从法庭记录上把这段诗，作为无关、无效证词删除掉呢？我的德语不是那么灵光了，但我极力跟随着你的引用，你的引用让我觉得有点……有点……嗯，或者赫弗逊-布拉夫先生能够为我们指明：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段诗的翻译？”
赫弗逊-布拉夫说：“甘德先生的热忱尽管很有感染力，却也让他自己被冲昏了头，失去自制力，如果我对甘德先生的话做出了正确理解，我想说甘德先生的主要论点是说《乱言塔》的塔民群体是一个病态的群体，他们试图获取统一，最终却失败了。”
法官：这个论点与“语言自渎”以及里尔克的诗到底有什么关系？
甘德：能让我回答吗？dh劳伦斯说过：“我要使我的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保持健康，方法是邀请每条在我头脑中那片‘无意识沼泽’的边缘上盘圈、缠绕的小黑蛇，爬进我的小说世界中。”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米歇尔·勒西斯也说过：“施虐、受虐，以及几乎所有的丑行恶习，事实上只是让人类更加体会到自己是人类的方法。”我想要说的是，《乱言塔》一书中的英雄考沃特，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言，是一个像傅立叶一样的人，想要在塔里为他创建的社群安排筹划好所有事情，他希望从此不再有迷失的灵魂，不再有因被抛弃拒绝而苦寻皈依的生命，所有人将成为统一的一个整体。在书中，这最终是行不通的，不过，这种渴求是高贵的，不仅高贵，而且清醒、健康。我之所以引用里尔克充满寓意的诗，是因为它在同样程度上让我高兴，让我看到关于统一整体的一副盛景——对雌雄同体、多相变态、自我满足、浑然一体，那美丽而无望的向往。
法官：我不确定我应该这么做，我们可能会浪费庭上所有人的时间，但是我要请你翻译里尔克的诗。
甘德：谢谢您，法官大人。可以这么翻译——让我想想——就这么翻译：
使一个人丰美，主啊，使一个人壮大，
为他的生命建起一个美丽的子宫，
让他的羞耻之处雄起如支柱，
矗入澄金色的柔亮森林中。
法官：谢谢。非常感谢。我相信陪审团肯定觉得听明白了远比听不懂好。
甘德：这首诗很有力，很美妙。
法官：也许吧，但听德语原句时似乎更好，我这么认为。赫弗逊-布拉夫先生，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回到讼案的中心要旨上了。
赫弗逊-布拉夫：完全同意，法官大人。甘德先生，是否可以请你用你自己的语言，来为我们分析：《乱言塔》随着故事的深入和暗黑化程度的加深，施虐受虐的行径愈加频密。作者这么写，到底有什么意图？意欲达成什么效果？
甘德：好的，我当然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些行径被定义为“贬降仪式”。我想为陪审团介绍h加芬克尔发表于1956年第61期《美国社会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探讨的是“成功贬降仪式的条件”。文中写道：在现代社会中，贬降仪式是离间、异化行为的一部分，在所有机构中都会发生。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r d莱因，在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动物与人类的仪式化行为》一书中，将许多现代精神病诊断行为定义为不折不扣的异化仪式、贬降仪式，一些公共检讨会也属于这个范畴。《乱言塔》中的告解、忏悔活动，以及剧场，都有进行贬降仪式的功能。我们也可将这些活动与某些妓院里上演的一些画面相提并论，比如男人被强迫打扮成淘气小男孩或殉道者的样子，被链条捆绑起来，任凭妓女贬损、辱没。热内也指出，人们也有去扮演司仪、辱人者、法官、主教和司令官的需求。不管是在妓院寻欢，还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一样的。一种暴力躁动，一种血性反叛，在向真实自我穿刺和洞悉的过程中，都是必要的。
法官：我不确定我听懂了你的话。你的意思是说法庭、精神病院，甚至教堂，都是为了贬降人类而设计出来的？你的意思是说，梅森先生在书中是这么表述的？
甘德：不、不。只是从某些层面上看，这些机构可被理解为有贬降作用的，但《乱言塔》深刻、绝妙、流畅地论述了我们对彼此进行贬降的谜之疑团和含混暧昧。法官大人，你可以把我们的贬降欲望视为原罪的一个方面，或者是用于对将人群进行分裂的那种力量的一种展示——这在《圣经》中的耶和华身上就体现得很明显：耶和华沉重地打击了巴别塔原居民们的放肆无礼。
法官：甘德先生，你的自我表达清晰，但说理却让人有些费解。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你是不是在谴责耶和华打击对人类进行分裂的罪过？
甘德：耶和华是一个人类神祇，是一个人类投射，从这个角度看，你对我的理解没有错。
法官：我必须提醒你的是，你刚才出庭时，是以《圣经》起誓的。
甘德：我起誓的时候，说的是“我对万能的上主宣誓”。我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想的。我所说的“万能的上主”是一股凝聚的力量，是一片光与美的净域，而不是一个打压人民的残酷审判者。
法官：你教化了我。
甘德：法官大人，我记起一段语录，来自西蒙娜·德·波伏娃关于萨德的评论，想必能精准概括我的本意。
赫弗逊-布拉夫：我想我们可以摈除语录或引用，回归正题《乱言塔》和它对残酷虐行的描述。我记得你曾说过，《乱言塔》是一部反映人类苦难和社会痼疾的深奥作品。你用了一个法语单词“痼疾”，来指代顽症、沉疴。
甘德：但我想到的那句西蒙娜·德·波伏娃语录颇能说明一切，那句话完美地解释了萨德，以及裘德·梅森。西蒙娜·德·波伏娃洞悉了一切，她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作家，那么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请一定要听我说她的那段话：“太急于支持萨德，无异于背弃他，因为他想要的就是我们的困顿、屈从和死亡；而如果我们同情一个在孩子喉部割下一刀的性欲狂者，我们就是与萨德对立。萨德并未禁止我们去为自己辩护，他准许一个父亲去制止自己的孩子落入色魔手中，也不反对那位父亲在孩子被性侵被残害后去复仇，去杀死那个强奸犯。萨德的诉求是：在不可调和、互不见容的独立个体之间的搏斗中，每个个体都以‘存在感’的名义，与自我意识牢固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萨德认可人们之间的宿怨和世仇，他不认可的是法庭。萨德认为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法官的惺惺作态远比暴君的装模作样更加傲慢自大，因为暴君把自己囿限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法官却将自己的观点上升为普遍规律。法官的成就，根源无非是一个谎言。因为每个人都明明被自己的皮囊死死囚禁，根本无法成为任何两个不同个体的调停者，毕竟，谁跟谁都是隔绝的。”
赫弗逊-布拉夫：甘德先生，你不会是在暗示梅森先生藏于书中的论点是“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吧？
甘德：啊，当然不。裘德·梅森不接受萨德的信仰——他根本不接受这个人。但为了版税，他愿意给萨德的论点一次被讨论的机会。我们身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任何严肃的论点，都可以被有偿地传播、散布。
法官：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论点：“萨德认为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
甘德：但那只是个论点。您是个有智慧的人，这是个智慧的法庭，您怎么样也得意识到这一点——抱歉，我这句话的表述不对劲——我知道您明白这是个很严肃的论点，其实，您和裘德·梅森都不接受这个论点。尽管我对审判、标签、投射、灌输、心魔等概念都抱持怀疑态度，就算我是这样一个人，比起累积仇怨和轻易杀人，我还是站在支持法庭这一边，我也不接受萨德的论点，但我愿意承认他的论点所具有的深远重要性。我们不能禁毁萨德，或裘德·梅森。
法官：好的，甘德先生。好的，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你的证人已经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往深层境界了。
赫弗逊-布拉夫：法官大人，我们正在讨论的正是一本很有深度的书，这是毋庸置疑的，毕竟《乱言塔》不是一本悦己愉人的小说，不是一本烦言碎辞的小说，它的确在往深处探伸。
奥古斯丁爵士问埃尔维特·甘德：“如果你拥有权限的话，你是否有想要禁止发行流通的书？”证人回答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禁止芭芭拉·卡特兰的小说，因为她的小说全是谎言，会给相信这些谎言的人带来不幸。”奥古斯丁爵士说，即使爱读这样的书，也是一种微弱欲望的体现，也是一种值得被认真探讨的心态。甘德微笑了，他同意奥古斯丁爵士的看法：“我刚才的答案给得有点仓促，那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你说的是对的。重点是：无论什么，这都不构成禁毁一本书的理由。”
问：反正到最后——万事皆可？
答：啊，是的，我是这么觉得的——万事皆可。
问：法官大人，我没有更多问题了。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开始显得面红耳赤，四肢懈怠。他跟自己年轻的后辈同事和鲁珀特·帕罗特悄悄交谈，很显然对证人选择以及之后将要上庭的证人存疑。不管怎样，他还是传召了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他在去证人席之前，把自己的录音机交由弗雷德丽卡保管，请她来帮忙录下自己做证的过程。
斯尼特金出庭是为了根据多份社会学研究资料来论证一点：那些有性冒犯、性亵渎癖好的人，在能直接接触到“露骨的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实施性侵犯或性暴力的概率其实较低，尽管一般认为这个概率也许是较高的。但斯尼特金真是一个糟糕的证人，因为他无论做怎样的供述，几乎每句话都免不了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这么说”“在一些能被精细描述的情形下”之类的赘语，这让他的话像被紧紧包覆在茧里，缺少鲜活的说服力；而在当控方只是简单地问了一句：“你所说的那些社会学实验里，使用的文字素材是否可被归类为‘淫秽作品’？”斯尼特金却用了冗泛口舌，大费周章地论述到底何为“淫秽作品”，他说：“淫秽作品的定义要看‘淫秽’的定义，也要看那些作品的读者或使用者，到底赋予了作品怎样的用途；同时，也要看所谓的‘淫秽作品’的读者或使用者的习惯或习性，是否经过研究和分析……”
法官打断了他的发言，让他长话短说，也许是因为有了应付埃尔维特·甘德雄辩言辞的前车之鉴，法官必须适时地表现出一种急躁感。
斯尼特金还辩解道：社会学研究显示，淫秽行为历来是被疏离和被挫败的一种反抗武器，这带有传统性，而当他口若悬河地解释什么是“淫秽行为”时，又遭到法官和赫弗逊-布拉夫的制止。然后，他将裘德·梅森形容为一个“怀有理想主义、希望重新改造社会的年轻人”。斯尼特金说：“如果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另类社会诞生后的初期形式，那么对语言的蹂躏与玷污，或者说让语言变得淫秽又无用，正是建构一种新语言的必经过程。”
奥古斯丁爵士直接设问：“你是不是在说《乱言塔》是一本淫秽的书？”
赫弗逊-布拉夫立即提出反对——证人关于《乱言塔》是否淫秽所发表的观点不应被庭上接受。
反对有效。
奥古斯丁爵士改问斯尼特金：“你认为《乱言塔》是不是年轻人希求蹂躏、玷污语言的例证？”
斯尼特金否认，他说完全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乱言塔》是反对蹂躏、玷污语言的，《乱言塔》中使用了极端清晰表意的语言，来造就其文学价值。“我想说的不过是——”斯尼特金说，“我们活在一个新的舆论环境中，《乱言塔》的文字已非多么令人心惊胆寒了。这就是我要说的。”
奥古斯丁爵士说：“我们中有些人活在那个环境中，而另一些人则极力避免活在那个环境中。”
下一位证人是阿德尔伯特·霍利教士。他白发轻扬，手指被尼古丁渍染成黄色，穿着神职人员的白色硬立领。众人被告知他是任职于圣保罗教堂的教士，也是神学和心理学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专业的“性治疗师”，还是一个专门以提供热线电话来帮助绝望人士的慈善组织的负责人。
赫弗逊-布拉夫问他是否认为《乱言塔》是一本有道德信息的好书，霍利教士肯定地说：这本书既有文笔，又有道德。
问：你作为一位基督教牧师，是否会鼓励别人去读这本书？
答：当然会。这是一本很深邃、很有基督教色彩的书。
问：请问你为什么会做此评论？
答：这是一本关于承受苦难和施加苦难的书，而受难和施加苦难就是基督教的中心。我们崇敬那位被鞭打、折磨、戴上荆冠、剑刺、双手钉在十字架上直到气绝的人的尸体。我们更宣称，我们的上帝使此人受难——而此人是上帝的一部分，即是上帝——受难承担并偿付了我们的罪责。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残酷的、善妒的上帝——这是《圣经》一直固执地向我们讲述的。残酷和苦难是我们教义和仪式的重点，基督教是一种观念的表达：即现在被我们称为虐待、受虐的行为和思想，便是我们存在的中心真理。
问(法官)：你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基督教牧师，认为上帝本质上是残酷的，另外，这本书也指明了这一点？
答：以前我们所称的上帝有一部分是残酷的。另一部分是人性的，是基督。我认同威廉·布莱克的说法，他在《最后的审判》中写道：“如我所想，世界的创造者何其残酷，作为基督的崇拜者，我不禁要说：‘哦，儿子多不像父亲啊!’全能的上帝先往头顶上一记猛击，其后耶稣携疗伤的良药而来。”为了缅怀他，我们必须崇拜耶稣的人性，我们必须吃下他垮掉的身体，饮下他流失的血液，因为他祈求我们那么做。
赫弗逊-布拉夫正在引导，或者说正在试图引导这位证人回到对《乱言塔》里一些事件的道德分析上，比如儿童们的捕猎、洛绮丝的死亡。赫弗逊-布拉夫想引导霍利教士说，这些片段充其量只是在道德上是惊悚的，而非在性意识上挑逗。赫弗逊-布拉夫的诱导并不算成功，因为霍利教士的回应痴迷而癫狂，他说这些片段写得“骨寒毛竖地恐怖，神乎其技地奏效，光彩射目地邪孽”。霍利教士离题地说起对儿童和死亡的看法，他自言尤其为诺曼·o布朗奥妙的精神分析学说所吸引。他形同呼喊：“《乱言塔》《圣经》，以及诺曼·o布朗的著作都是对人类社群里爱与死到底如何产生的一种凝视。不管是生殖细胞，还是人类社群的‘一灵真性’，都弄不懂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死亡伴随着‘个体化’而来，婴儿脱离了曾经吮吸过的乳房，将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生物——在家庭中，个体开始分离，预示着新的核心家庭就要出现，死亡也即将诞生——当儿子成为父亲，儿子的父亲就可以死了，也必须死。人类家庭是由强烈而紧张的爱的模式构筑的，因此必将制造出更强烈更紧张的死的模式。法官大人，这是诺曼·o布朗的理论，也是裘德·梅森在书中所论证的。”
法官：是吗？我恐怕没听明白你的意思。你每个单独的句子我都能理解，但整体大意令我似懂非懂。
霍利：我可以释疑。
法官：不，不必了。我相信陪审团成员们各凭才智，达成了对你证言程度不一的理解。我也相信陪审团会自行判别你这番神学领悟，是否能和他们对《乱言塔》的解读达成一致。
塞缪尔·奥利芬特代表裘德·梅森向这位教士展开问讯。
问：你与裘德·梅森相识？
答：我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
问：你会怎样形容他？他是不是一位严肃的作者？
答：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同时处境也非常艰辛，有才华的人常常如此。他与社会的关系不能说是顺畅的，他的生存状况也堪忧，不过他挣扎着向外界传达着想法，进行着创作。
问：即使他个人境遇欠佳，他是不是也从不间断写作？
答：他生活在边缘上，在极端上——我是指他的经济状况，他很贫穷。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其实是一种疾病的表现——他遭受过社会的迫害和嘲弄，他是一个替罪羊，一个受害者。
塞缪尔·奥利芬特没有预期会得到这样的答案，犹豫了一下子他决定继续问下去——这要比重新回到上一个问题更好。
问：你是说他因身处困境，所以了解现代生活的苦痛？
答：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圣愚”般的人物看待，就像让-保罗·萨特笔下的“圣热内”一样，又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白痴”，他是一个在残酷世界中颠沛流离的纯洁之人。而萨特把“圣热内”视为一个萨满教的僧人，先被死亡精灵肢解，再被砍成碎块，尔后重生，成为一个智者。裘德·梅森也有复苏的智慧，他的人生蒙受苦难，但他却能在书中死而复活、重获新生。
听了这番突兀的又极致的颂誉，裘德·梅森完全没有露出任何感恩的表情，这让辩方律师们都尴尬不已。
奥古斯丁爵士起身，对证人反诘。
问：你对基督教和虐待及受虐的观察让我很感兴趣。你是否认为《乱言塔》中对折磨的描写，体现了一种对世界残酷性或对造物主残酷性的宗教式体验？
答：是的，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
问：所以你觉得作者刻画这些露骨性虐的动机是昭示一种虔诚的宗教狂热？是极度渴望带读者感受肉体痛楚及性痛楚这两种贬降行为的由浅到深的不同层次？
答：基督体尝了各种层次的痛楚，他死于痛楚——这我们都应该知道。
问：但我想他没有经受过性痛楚。
答：所有的痛楚都与性相关。他曾是一个人类，他以人类姿态受难。
问：你认为阅读这本书时，读到其中哪些晦涩艰深的性恐怖场面，会让读者能够以一种——或许是一种极恍惚极模糊的方式，将这些性恐怖场面与主耶稣基督的受难联系在一起？
答：如果人类竟然不能读取或感知世界上的各种可能性，这真令我无法想象。
问：让我问得更清楚一点，也请你答得更清楚一点——你认为推荐别人读这本书，是不是一种基督教行为？
答：我必须引用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那种动辄逃逸自保、一贯隐居避世的道德，那种绝无突围出击、回避直面敌手的秉性，那种只会临阵脱逃、不愿加入奋战的品行令我不敢恭维。须知那不朽的花环，是要在经历一番烟焰张天、腹热肠荒后才能夺取的。”
问：但我们的主耶稣不就曾说过一句话，也告诉我们要如此祈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答：翻译得有出入，我们现在都改说：“不让我们陷入诱惑。”
问：真的改成这样了吗？法官大人，我没有更多问题了。
弗雷德丽卡必须得错过几位证人的出庭应讯环节，因为她要见法庭福利处事务员。事务员会在监护权听证会召开前，来对她进行访谈。这位由法庭指派的事务员安西娅·巴洛是一位中年女士，来弗雷德丽卡家中进行访视那天，穿了一件波斯羔羊皮衣，戴一顶皮帽子。她的眼睛很亮，但眼睛间距有些大，头发白中带点灰，她在交谈时，表情常常过分热情、入迷，这让弗雷德丽卡对她没什么信心。在弗雷德丽卡眼中，这位安西娅·巴洛太太基本上是夏丽蒂·法勒一样的教条女人，夏丽蒂·法勒是吉迪恩·法勒的妻子——那个宗教组织“喜悦孩童”的创办人的妻子。出乎弗雷德丽卡意料，巴洛太太问的问题挺有一套，尽管发问急促，但问题很合乎情理。她问弗雷德丽卡：“你是否觉得利奥在布兰大宅的话，过得会更开心？毕竟那里有田地、马场、果园。”弗雷德丽卡说：“是这样，没错，正因为那些理由，我也差一点就把他留在那个地方了。”巴洛太太问弗雷德丽卡为什么最终没有将利奥留在那里。
“因为他想跟我一起走，那也是第一次我无比真切地感觉到：他是我的孩子，我的血肉，我是他的母亲，他的人生是我给的，不是皮皮·玛姆特给的!无论我多不完美，他也需要我，我们对望时，连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他父亲呢？”
“利奥的确也是他的，这就是灾难的源头。可幸好，利奥虽然年幼，却是个早慧的孩子，是个敏锐又有坚定信念的孩子，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你爱利奥吗？”
“比爱任何事物都要爱他，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书，不管我想不想爱他，我都爱他。这是天性使然，我想你问了一个荒诞的问题。”
“我明白。我只想听听看从你口中到底能说出怎样的答案。你会非常惊讶于不同人所给出的不同答案，很多人把这道问题当成监护权攻防战的要塞，志在必得；又或者他们会说：‘我必须得爱他，不是吗？’”
“好吧，其实我也可以说：‘我必须得爱他，不是吗？’这是我的生物机制。”
“你爱你儿子，这我毫无疑问。”
“最后会怎么样呢？”
“这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我还得去走访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姑姑们，也得亲自和你儿子对话，我可以和他单独对话吗？”
“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对与孩子们沟通很拿手，放心，我不会让他不安的。”
“这孩子有点容易精神紧绷。我另外想说的是，我完全不赞成把这么小的男孩送进寄宿学校，我觉得那很危险又糟糕。孩子们都太小了，寄宿学校那个环境……但利奥很像我，独来独往，他和我一样，需要一种自我的生活，他一定会厌恶寄宿学校的环境。请你一定要体谅这一点，他是一定会厌恶那种环境的。我希望我的话听起来不是那么刺耳。”
“不，这是很合理的担忧。我想知道，你能善尽抚养之职吗？”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有阿加莎相陪，利奥有莎斯基亚做伴，而且孩子们去的是一所好学校。”
“那学校的确不错，我调查过。”
“那么，最后会怎么样呢？”
“一般上，福利处总是会倾向于母亲，但如果是男孩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倾向了。不过，法官更愿意相信女性比较适合照料孩子，这没错，我是这么想的。”
“在利奥身边围绕着的还有很多其他女性，但只有我，是他母亲。”
“一点也没错。我能看出你多在乎这孩子。”
回到法庭，赫弗逊-布拉夫传召鲁珀特·帕罗特进入证人席。帕罗特说为能出一本像《乱言塔》这样的书感到自豪。《乱言塔》是一本重要的书，尽管有争议性，但它所传达的信息却是非常有道德感而且属于这个时代的信息。帕罗特口吻轻缓、快活，声音有一丝高傲意味，却被他那夸张的谦恭有礼全部掩盖过去，他真是十足的老派格调。他的蓝色眼睛熠熠发亮，他圆润的脸颊也绯红而有光，他回传给提问者的那份关注力，让提问者感到有点过于强烈。帕罗特始终是一副对所有事情都谨小慎微、用心推敲的样子。赫弗逊-布拉夫问帕罗特，最初承担这本书的出版时，是否想过这本书会被认为是触目惊心、难以领受、秽乱不堪的一本书。
答：嗯，是的，自然是这样的。这本书程度深，内容硬，完全不手下留情。但是，我相当有信心的是读者大众以及有关当局，会发现并注意到这本书的实质——严肃、有抱负的文学佳作。我当时感到：这本书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这个世界。这本书说的全是存在于我们社会里，亟须被挑明被正视的事情。
问：是怎样的事情？
答：控方已经多次提及了其中一部分事情——比如，寝室中那些孩子的施虐惩罚行为。实际上，包括这个情节在内的许多内容，都让我意识到这是一本我必须出版的书。因为读到书中的寝室和惩罚，我求学时的片段历历在目……
问：你也是“旧猪圈里的公猪”？就是说，你也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毕业生？
答：是的，我是。像你一样，我相信《乱言塔》的作者裘德·梅森也是。《乱言塔》里有许多细腻的绘写，但最细腻的绘写之一是对孩子们寝室里日常情况的叙述——在此刻的大型寄宿学校里，同样的事情肯定仍在发生。
问：请让我问得详细一点：你不是在说斯韦恩伯恩学校的寝室里也曾发生过谋杀吧？
答：没发生过，但险些发生。而且没有人外传，这是一种保持缄默的密约，一种心照不宣的氛围。反正大家觉得小男生们都很乖巧，老师们也是如想象中闪亮和体贴。《乱言塔》这本书却说出了真相，尽管读起来像是出自放肆的妄想，但大段大段的内容，就我所知，却是再令人清醒不过的事实。这就是一开始我被这本书触动的原因，后来，我发掘出其他更多的亮点。总而言之，清醒的现实主义观察和记录贯穿这本书始终，而那些幸运的，从没有在斯韦恩伯恩就学过的读者，可能无法更准确地评估它。
问：你认为让读者获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与《乱言塔》中给人空想错觉的叙事相去不远，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吗？
答：全盘考虑后，我认为是的。我是说，要限制公众的知情权已经再无可能。只要听过福斯托·杰梅利证言的人，都会认同我们此刻正置身于一种新的社会风气中——更多事情有了被广泛讨论的机会，而不是像以往般被掩盖。我们英国人不再蒙昧或那么轻易地感到震慑，而现在的冲击远比当年克莉丝汀·基勒、曼迪·赖斯-戴维斯的事件爆发时的冲击力小。我想，这样的开化风气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比如，新闻媒体报道会让某些人，尤其是脆弱群体陷入苦恼，比起如《乱言塔》般富有想象力的虚构文学作品，危言耸听的新闻报道伤害程度更大。奥古斯丁爵士在质询中提到了“沼泽谋杀案”，我认为对罪案的一些报道令人毛骨悚然、极度不安，《乱言塔》可不是这样的笔调。但我同时也承认，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社会，我们还是因循了一些老规矩——假装有些事情并不存在。当奥斯卡·王尔德被投入监狱时，法官说“这是我审判过最糟的案件”，法官还声称王尔德罪孽之深，深到令法官必须给自己下一个“禁止令”，好让那些不愿说出口的语言继续放在腹中——即使面对罪大恶极的王尔德，也不要口出恶言，法官说：“任何一个正人君子听了王尔德这两桩案件的案情后，那些语言都会禁不住地涌上胸口。”但当时有一份报纸，也只有一份报纸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指出那位法官肯定审理过真正恶性的案件，包括谋杀案、勒索案等，同时还痛斥道：这是一个因虚伪而有罪的社会!那份报纸疾呼：“为什么英国政府不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每个男学生，以及大学里至少一半的男大学生提起公诉？大学里男女学生间的狎昵行为，司空见惯如通奸!这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在许多公众或大多数公众对人性的了解与公共言论尺度之间，有一条鸿沟，那些和我以及我料想中的裘德·梅森一样，在学校中受到霸凌的人，也是那些旁观小男孩“缄默密约”的受害者。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缄默密约”，和寝室中那些暗不见光的威吓欺压，是一样可恶的!庆幸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活在一个进步时代中，对于忠实描述我们所作所为的成熟文字，难道我们成年人没有权利阅读吗!
(法庭速记员记录道：法庭里此时响起零零星星的掌声。)法官要求保持肃静，并示意：如此干扰庭审的行为不可再次发生。
轮到奥古斯丁爵士对鲁珀特·帕罗特提问。
问：帕罗特先生，你是一个颇受敬重的出版人，你在出版开智启蒙类书籍和前卫先锋书籍方面，享有盛誉。
答：是的，对此我不必自谦。
问：你也出版了埃尔维特·甘德的书，埃尔维特·甘德先生刚才关于“贬降仪式”和“多相变态”的演说令我们大长见识。
答：你也不需要话中带刺。他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备受尊敬和爱戴，能出版他的书，我很骄傲。(法庭速记员记录道：庭上小范围内响起了掌声。)
问：希望你不要把我的话当作讽刺。你也出版了阿德尔伯特·霍利教士的书，霍利教士向我们阐述了基督教的核心是受虐、受难和施加苦难。
答：是的，他也是重要的作家，能出版他的书，我很骄傲。尽管我并不认同他所有的强调重点，但我承认他是一位勇敢又细腻的神学家。
问：毫无疑问，毫无疑问。而你对《乱言塔》的出版也抱有一种责无旁贷的心情，对吗？你感到这本书代表的是对性自由的一记猛击，还有它对晦暗罪恶和隐秘残酷无畏又直白的揭发，对吗？
答：是的。但你的表述让我对这本书的感觉听起来有误导性，甚至有些荒谬。《乱言塔》是一本严谨、美丽、勇敢的书，与黑暗做最无所畏惧的对峙。就像我表明的那样，能与这本书产生关联，是我的荣耀。
问：我可以感觉到，对于公开你、裘德·梅森和我那位博学友人、你的辩护律师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在学校里忍受过的龌龊霸凌，你感到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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