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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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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她只不过问:‘那些噪声是怎么回事?’我说:‘是狗吠而已。’——并未如一些传言中所说:我告诉祖母,录音机砸在我的脚趾头上。”

“这一切对话都发生在争吵期间?”

“不,不是这样的。”

“但非常可疑的是,她为什么会在吵闹声停止一段时间之后,才问那是什么噪声?”

“并不可疑。她可能是刚刚从睡梦中被吵醒,下了床,走到她卧室的门前。”

“你非常坚持,这位老年女士不应该过问这件事?”

“是的,那就是我朝她喊的原因,好阻止她下楼,一旦她下楼了,她会被眼前的一切吓到休克,甚至吓死。”

“另外,你的一双鞋上有血迹,对吗?”

“是的,很可能是被血溅到了,因为我那双鞋就留在客厅里。我出去的时候只穿高跟鞋。”

“现在审讯已经进入第十一天了,我们以前也听过你的说法,你坚持说你的那双鞋放在客厅里,你当天晚上并不是穿那双溅血的鞋出门的,对吗?”

“是的。”

“请让我看看你现在所穿的高跟鞋。据你所知,这双高跟鞋内部完全没有血迹吗?”

“完全没有。”

“但你的脚就穿在这双鞋里,你的脚竟然没有沾上任何一丝血迹?你穿着你的鞋,难道不是在血迹斑斑的地上行走吗?”

“反正没有血。”

“你现在穿的高跟鞋就是你当晚所穿的那双吧?”

“是的。”

“请让我看其中一只。”(一只鞋被上呈给总检察长。)“这就是你去沼泽时脚上穿的鞋吗?”

“是的,我穿着它上了车。我在户外总是穿高跟鞋。但我们没打算在沼泽上走,我们就是把车停在那儿。”

斯通的故事

彼得·斯通,一个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雕塑系学生。他是一个因佝偻着身体而显得瘦小的年轻人,脸上的皮肤坑坑洼洼,肤色有点灰,嘴唇宽厚,一头浓密的头发总是盖满了石粉。后来我被告知他的作品也在“专科毕业展”或“本科汇报展”上展出,也看到了那个作品:那是一面不算太大的大理石竖石纪念碑,大理石是白色的,有着粉红色的脉纹。整个作品呈圆柱形结构,顶端稍圆,显然经过了一番雕凿,碑体表面出现了裂纹、浅凹,以及肌肉般的线条脉络,所以从不同角度看,石碑明光烁亮,也让人想不到石质是大理石。石碑并不高,大概只有三英尺的高度。我一直被启发着要以颠覆和冲突的眼光来看待新形态的艺术作品,所以看了斯通的作品之后,我认为这个作品的创作,就是对焊接金属雕塑、模压塑料雕塑、纤维玻璃雕塑的蔑视和挑战。斯通的大理石纪念碑是今年“专科毕业展”上唯一一件石雕作品。

他的最后一科考试是我监考的,不仅仅是考试,那天对他来说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最后”的。我记得他好像是坐在倒数第三排的一个座位上,一个大的画室摆了几张课桌和椅子,临时充当了考场。他进考场时笑得很豁达,坐下后东张西望,根本不答卷。他抖着腿,无聊地晃着身体。他突然开始在纸上写东西,看他的动作,知道他在纸上写了很大的字,他不断跑到我这边来,要更多纸。他还在得到准许之后,离开了考场一会儿,回来之后,在纸上多写了几个大字,接着要更多的纸,然后又请求离开考场,回来的时候,满头石粉,风尘仆仆。反正他们都是学艺术的学生,没人会觉得他们的行为出格或离谱。终于,我搞清楚他像孩子一样进出考场之间。每次回到考场,都在纸上写下很大的一个字。来来回回中,他桌上已经写了一摞纸。他最后一次冲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石化了!”考场中一个学生说,大家笑起来。考试结束,我收好、整理了答卷。他只写下了一句话,用超大的圆体字反复地写了好几遍——“你无法让一块石头流血。”

后来,我们才得知他跑去了霍尔本地铁站,下了自动扶梯,来到中央线的月台,张开双臂,迎着一辆进站的列车,跃入轨道。据消息说,他当场死亡,在那种情况下,跳轨者一定是没有生还可能的。可能他以为自己能飞起来,可能他在考场中感到了人生的绝望。没人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死亡。事发现场一定有大量血迹,列车司机精神崩溃,此后无法再驾驶列车。这个故事太干净利落了,像是语言构筑起了这个故事,与现实对比,事情好像没发生过,抑或构筑起这个故事的不是语言,而是血和石头。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故事。离奇,正是因为这伟大的、闪烁着精确感的语言。

为什么舌尖对每一丝风中的蜜香都难以割舍?

为什么耳中那股狂热的涡流能引来八方声色?

为什么一只宽鼻能将恐慌、颤抖、惊惧统统吸入?

为什么要给一个热情迸发的年轻男孩套上枷锁?

为什么我们要将欲望温床上的肉体以帘幕遮蔽?

处女失声尖叫着从她的座位上仓皇逃开,

畅行无阻地奔向了通向港口的小山谷。

但尸罗并不像一般的龙,她浑身没有柔软的部位,除了她的眼睛。她身上有太多异变的骨节和凹陷,经年累月,都成为她保护身体的遮盖物,坚硬的皮层不断增生着、累积着,她的皮层层加厚,厚度难以估量。刀刃只是在她的表皮上划下一道丑陋的划痕,但她那些令人作呕的皮层是任何人使尽了力气也刺穿不透的,精灵族或矮人族用钢刀也无可奈何,就算诺多族精灵贝伦或大英雄图林·图伦拔的手也是徒劳。经历了一击的她屈服投降,在山姆头顶上用力撑起她巨大的如袋般的腹部,毒液在她伤口处起了泡沫和气泡。对准她的脚再一砍,她整个庞大的身体支撑不住,轰倒在山姆头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山姆当时还站在地上,尸罗这一倒,让山姆自己的剑掉落了,山姆只好双手举着叶状匕首刺针,用力向上刺去,试图躲开那屋檐般的可怕的肚皮。尸罗带着满腹怨怒,使出了比任何勇士之手都更强大的气力,她趁着力道尚猛,射出了毒针。毒针深深、深深地刺中了山姆,被毒针刺到的山姆慢慢被挤压进土中。

尸罗从来没想到过会有如此痛苦,尽管她作恶多端已久,却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会体尝到这种痛楚。连与最骁勇善战的刚铎王国勇士、最野蛮的半兽人对峙时,也没有被伤得这么重,也没有被任何一把剑刺进她心爱的血肉。

1966年5月8日《观察家报》莫里斯·理查森的报道

“如果他们两个曾经是神志健全的,他们此刻的疯狂,证明他们早已抛弃了自己的心智。”我对这一句话的印象尤其深刻,这是曼彻斯特当地旅馆的勤杂工对伊恩·布雷迪、迈拉·欣德利的心理所给予的评价。如此凶暴狠戾的行为只能用“爱尔兰逻辑”或“黑格尔逻辑”——这种矛盾逻辑来描述,让人无从解释。

或者可以说我们曾经都是“多相性”的——婴儿期的多形性反常,普通成年人无意识的施虐和受虐冲动,当然,这都是真实存在的普遍情况。但是他们经过精心策划过的一场场可怕表演,跟冲动扯不上任何关系。他们对受害者所进行的复杂诱惑,也说明他们是伺机犯案的。我即使能对“开膛手杰克”报以同情,都不会对那两个人施舍半点怜悯。真古怪,有人竟然亲热地称他们二人为“布雷迪和迈拉”。

整起事件中另一个古怪的因素是“双重元素”,这种在两个人身上同时发作的“感应性精神病”,其病发原理目前尚不可知。不过,粗浅来看,一个歇斯底里的癔病患者爱上一个精神病患,那么,只要两人在一起,他们的精神错乱就会被共享或分享。如果分开他们,癔病患者会康复,而精神病人会继续发疯。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女性的癔病患者极易感染伴侣的性反常行为。

被告席上的布雷迪是个单薄、骨感、瘦长的年轻人,没什么肉的脸上,鼻子格外挺直,显得额头格外扁平。他深棕色的头发梳理得干净又整洁,不过发质不好,显得有点灰暗。他的穿着是这样的:灰西装、浅蓝色的衬衫、流露文青气息的深蓝色领带——他这样的装束让他不为时代所拘。跟大卫·史密斯不同,大卫·史密斯上庭时,极尽打扮之能事。你若对布雷迪一眼看去,你首先注意到的会是他极差的面色——一种白泥色。他真的看上去就是一副病得不轻的模样。

相比之下,迈拉就容光焕发。她的头发原本是自然的棕色,但每个星期在庭上出现时都会换一种不同的颜色。先是银紫色,再是耀眼的金丝雀色黄发。她身材高挑,五官突出:鼻子很直,嘴唇薄而有线条感,下巴相当厚实,蓝色眼球。综合看起来,她几乎是一个美女,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们应该会羡慕她的长相。

她外罩黑白斑点的上装外套,下装是相同花样的裙子,内衬一件衬衫,领子敞开,露出脖子,而衬衫的颜色也是浅蓝色的,这跟布雷迪的穿着倒是搭配。我怀疑她在每件事上都模仿布雷迪,连保持手帕折叠工整这个小细节,她也不放过对布雷迪的模仿。乍一看去,从她脸上可以看到一种如公爵夫人般的威严气度,但走近你就会发现,她那不过是被大批量生产的超级市场廉价品所堆砌起来的时髦外表——她给你一种爱吃泡泡糖和的印象。

他们两人都在庭审时惯做大量笔记,也常屈身从被告席的前端,用一根铅笔去戳他们的代表律师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偶尔,他们两人还互相为彼此带一盒薄荷糖。有一次,在大卫·史密斯上庭做证时,迈拉还给布雷迪一个极快的灿烂的笑容。当布雷迪本人走上证人席时,迈拉凝视着他;而轮到迈拉作证时,布雷迪则在他的草稿本上画着一些人脸。

“一起喝杯茶?”“好啊。”在跟一些调查过此案的侦探相识后,我们把与此案相关的一些话题全聊过一遍:当代青年、暴力倾向、审查机制、自由放纵之类的。其中一位侦探,有些社会学家的特质,并且对曼彻斯特的街头文化和流行文化有些研究,他认为曼彻斯特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危险的变态气息。“变态”对曼彻斯特人来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词。他说曾经看过一个商店打出这样的广告——“变态雨衣又推出新系列。”“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宣传语?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昭告天下说他们卖的雨衣都是给变态者穿的,这不就行了么?”他一连问了超过两遍相同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道德上极拘谨的人的一种过度反应,但无论如何,他的所见所感已成为现实世界的普遍情形。我在想:可能因为这个案件,以后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更多将“变态”视之为常的现象吧。

报道这个案件以来,我从没做过跟案件相关的任何梦,一次都没有,什么也没有,但偶然间我发现,在下午快结束的时候,我在法庭上会进入一种幻想状态。幻想的内容基本上是对被告进行复仇,我的幻想连细节都很清晰,而且复仇的手法细腻。我问我自己:“如果我能穿上蝙蝠侠的装备,俯冲向被告席——这对我来说太易如反掌了,因为我在旁听席上的座位离被告席很近。好吧,如果我冲到了被告席,《世界新闻报》会愿意花多少钱采访我,让我讲述我的人生故事?”

凌晨两点,我还醒着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是因为街上有一些飙车的浑小子。现在连切斯特这么古风浓厚的地方都有了夜店,那些浑小子在街上按着喇叭狂飙扰人。我试图从萨特的《圣热内,喜剧演员和殉道者》中找出一句话来形容我对布雷迪的看法。书是切斯特当地一位很亲切的朋友借给我的。那位朋友认为,可以相信的是:布雷迪终有一天会弃暗投明,成为一个过人的天才。我想,那布雷迪可能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改造,更重要的是,他欠缺热内的才华。我说得不对么?

萨特写道:“因此,偶生恶意的人却是不同的,恶——一闪而过、略施小计、微不足道的恶,只能从一个人的眼角间和其他部位看出……真正的敌人像是我们的双胞胎兄弟,像我们自己在镜中的影像……而在和平时代,社会有足够的智慧,能制造出专业化的、职业化的作恶者。”

他还写道:“对善人来说,恶人的存在是必要的,就像对贞妇而言,淫妇的出现也是必要的。他们是彼此执迷的,一个施虐狂的横空出世,必定能给另一个人带来意识上的安抚、涤荡和舒缓。恶人都是经过征召的、选定的,他们一出生就是坏的,也不须赋予他们任何改过迁善的希望。”

嗯,我认为法官芬顿·阿特金森先生应该相当认同萨特的话。毕竟,庭上的恶人恶贯满盈。

又该放暑假了,利奥会去布兰大宅消夏;这种一来一往、有去有回的模式,表面上似乎成为利奥的生活常态,而弗雷德丽卡某种程度上也希望利奥能适应这种常态,但是完全没有这回事。无论是在哈梅林广场还是布兰大宅,对利奥来说生活的周期是不定的,是临时商定好的,而且大多没有经过他本人的同意,因此往返两地之间,少不了既成事实的暴力强制,或言语威胁中的暴力强制。律师的信也你来我往,频密不断,弗雷德丽卡把奈杰尔的律师信剪碎重拼,贴在自己的“贴合”摘录簿上。同时,她也在计划着属于自己的夏日计划:要不回一趟故乡约克郡吧。

正当她思考的时候,约翰·奥托卡尔来电话了。他正在工作,不过,弗雷德丽卡不知道他办公室和住家的地址,但她猜测可能都是在伯爵宫一带。她想象约翰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广阔的空间,摆满了高大、光洁和发出微微嗡嗡声的机器,四周墙上是发亮的蓝灰色大屏幕,显示着各种图表,还有柱状的二进制语言,工作人员把这些数据和图形全部打印在可折叠的风琴褶纹纸上,进行分析研究。在她的想象中,围绕着约翰的是他庄重得体、西装革履的同事——而其中有些人,或许得穿白色的医用外衣。虽然是幻想,但这一点连“幻想者”本人也不太确定。“幻想者”自由地设计着——约翰的办公室里应该装设着冰冷的金属制软百叶窗,摆放着锃亮的纯钢办公家具。搞不好根本不是她想象的那样,但这就是她头脑中的画面。电话那端的约翰问:“你可以出门和我共进晚餐吗?”

“基本上没问题。我可以找个临时保姆,阿加莎说今晚得迟一点下班。我可以问我一个学生能不能来帮我带孩子。”

“维克多的小舍,”他说,“今晚八点。”

弗雷德丽卡喜欢去“维克多的小舍”用餐,那是一个小巧、隐秘、简单又高雅的法国餐厅,有法兰西小馆的风情,而且做的是相当地道的法式料理。那里的法国美食,除了让她联想到法国风景画中黑绿色的密林背景,还有可说是法国特产之一的蚀刻拉花玻璃,更有令她神往的普罗旺斯的炎夏,令她想起大仲马笔下的“格里莫夫妇”,也叫她口中有了葡萄酒的甘醇和大蒜瓣的香气。她穿了一件黑色的亚麻连衣裙,裙长至膝,搭了一条丝质披肩,也是黑色的,上面绣着奶白色的形状像卷心菜的玫瑰,还有金色的百合花,披肩还坠着很长的掺了亮丝线的穗儿。另外,弗雷德丽卡也学会了画眼线,她在上下睫毛根部描画上两条乌黑的粗线,让眼睛看起来显得轮廓鲜明,眼神犀利,好像在瞪人似的,与画眼线同属一类化妆技巧,她顺便也学会了刷睫毛膏。无论怎样的妆容,都无法使得外形棱角分明、步调流星赶月一般的她,蜕变成一个娇柔可人的洋娃娃。可是她已经努力过了,这个眼妆是她尽最大的能力化出来的。她用浅棕色的口红涂抹在自己丰厚的嘴唇上,以便让嘴角看起来不那么宽阔,但这个颜色并不是特别适合她。约翰·奥托卡尔穿着西装,是工作时的那套西装。弗雷德丽卡喜欢看他穿西装的样子,毛发蓬乱、又瘦又蓄须、身形松垮、爱穿绒料毛衣或刻意不修边幅的男人,都令弗雷德丽卡无感,连假设要活在一个充满着那种男人的世界里,都令她心生畏惧。爱穿西装的约翰·奥托卡尔刚好是她喜欢的类型,而且他虽然头发很长,却修剪得很整齐,打理得很细腻,他让金发也变得有型,不似一般印象中金发男人的漫不经心、随意慵懒,他在外形上和弗雷德丽卡一样,是有棱有角的。他坐在维克多的小舍中真好看、真应景,一个认真考究的男人,吃着一餐认真考究的晚餐。他们点了法式肉酱、传统鱼汤、风味烤土豆、精致法式沙拉,和一块完美的柠檬馅饼儿。餐桌上,他们谈起了夏天该做些什么。

“我在想,要不要回一趟弗莱亚格斯。”

“那儿很漂亮,越往北,风景越美。”

“我们上次在戈斯兰德住的那几天也不错。”

“比‘不错’好太多了。”

他们之间好像有一些拘谨。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你还有假期吗?”

她以前从不约他一起去任何地方,她都是等着他先开口、先邀约。这一次,她表明了心迹,掌握了主动。

“我当然很想去,很想和你一起去。”

“不过?”

“我还有十天假。”

“不过?”

“你明明知道我的‘不过’是什么,弗雷德丽卡。‘灵虎会’要在四便士村举办为期一个月的静修会。蒂莫西·利里的‘灵性发现联盟’会派人来,还有一些佛教徒参与,这个静修会是埃尔维特·甘德主办的。保罗也会在,保罗希望我去陪他。甘德又写信邀请我了。”

约翰看着浆过的白色桌布,没有看弗雷德丽卡。他补充了一句:“保罗让我问问你要不要一起来。”

“当然不!”弗雷德丽卡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像是自动设定好的答案,语气里是强烈的憎恶。她看着约翰压抑、黯然的神情,约翰慢慢低下头,原本以为他的脸会融进餐厅苍绿主调的背景色中,没想到,他低落的脸庞却因洁净桌布的反光,而被一丝丝点亮了。“约翰,对不起,我本无恶意。但是我没有宗教信仰,也因反感从不参加团体集会。我讨厌一大群人的集体活动,我无法应付那种压力,也害怕在人群中迷失自己。我受不了,我没办法。”

“我告诉过保罗,说你是不会去的,也说明了原因,我对他解释的,跟你现在说的话是一样的。”

“然后呢?”

“保罗说:‘那就是她更应该来的理由,如果永远不接触,她所不知道的事情,她将一辈子也不知道。’”

“他说得可能没错,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宁愿过一种‘不知道’的人生。我会用一只大袋子装许多书,去北方,沉浸在阅读和写作中,还要和我的家人们好好享受家庭时光——家庭,毕竟是一个让我别无选择、无法割舍的群体。”

“我将会失去你。”

“那没人说得准。但我们应该判断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想法,我只能说:我无法把你——至少是我接触到的你——想象成某个狂热团体里的一员,整天只是低吟、哼唱和忏悔。话虽如此,我也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相,即使是我,也有你可能无法想象出的一面吧。”

“不是你说的那样,不是每天只有低吟和哼唱。”

“那是夸张的说法,我承认我说的话不够公允。我觉得我们应该停止对这个话题的谈论。”

“贵格会的沉思……”约翰·奥托卡尔话刚起了头,没有说下去。

“贵格会的沉思?”弗雷德丽卡满腹不解。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那种沉思,让所有人在我心中都变得不再难以忍受。不只是那样。我可以坐在那里,把所有人都当成再普通不过的存在。又过了一会儿——在沉默中浸透过一会儿之后——每个人都变得很沉静。有一种失落感涌上来——不是自我的失去,而是周遭这一切——这喧扰庸碌的生活中琐碎的消失,你和所有人静默地享受着这生命的空白质感。那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同样的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任何东西——现在想想看,那多令人难以忍受,你以为我的忍受能力比你强?那是一种真实到更真实的嬗变,并且从更真实升华至返璞归真,我不想让大家都变成什么‘灵虎’——我只是喜欢那种静默,那种去伪存真。听着,弗雷德丽卡,那是令语言失去解释能力的一件事。你看,我一直重复着‘真’,但你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即使是‘真’这个字眼,也无法透露真意。”

“我或许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不管如何,宗教是我不能离弃的东西,我以前一直不愿正视它。我搞不懂它对我会有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今年夏天,我会在四便士村的宗教活动里得到怎样的启示和收获。不过,我想贴近、想体验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其他的事需要我去做,我得照顾保罗,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尊重你。”

此时此刻,她洞悉了自己对他的爱,是洞若观火的一份爱,不再若明若昧,她想要用“爱”,来回应他这一番至真至诚的感言。

“我将会失去你。”他又说了一次。

“我真的不知道。”她尝试回应他,想做到跟他一样真诚,“我不应该说那些失礼的话,但我没有欺骗你,那也是我真实的感受,我无法接受你的执着和投入,无法接受‘灵虎会’,无法接受化学成分引发的癫狂,无法接受搂抱相迎的集会,我只感到……”

“排斥。”

“是的。”

“我也是,真的,如果是为我自己,我可以不去,但是保罗他……”

“不是你希望与他隔离的么?”

“没错。但我缺乏能力,有时候我想,能帮助我们兄弟俩的人是甘德。”

“你真的这么想?”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不知道我该想些什么。而保罗从来都知道自己该想些什么,讽刺的是,这恰恰是他的症结所在。长久以来,我都被当成是那个坚强的人,而我只是某种程度上的坚强,他才是个有信念、有感知的人,他能孤注一掷……”

“我的生活里无法容纳你们两个人。”

“同意。所以,我将会失去你。”

他又低下头,把眼光平铺在桌布上。弗雷德丽卡咀嚼着柠檬馅儿饼,她的味蕾上有甜和酸的味觉。她可不需要什么化学药剂的刺激,柠檬馅儿饼本来就是甜的,是酸的,是忘不掉的味道。

“你决定就好。”她淡淡地说。

他抬起头。

“我会跟你一起去弗莱亚格斯。我不能失去你,你对我很重要,我们两人一起在北方的旷野上找到属于我们的宁静。”

他轻轻地挪动手,他的手拂过白色桌布,触到了她的手。她一瞬间心悸不止——她是不是给出了无法兑现的承诺?她是不是将要卷入一段难分难舍、迷离扑朔的兄弟纠葛?

“不用保证些什么。”他仿佛从沉默中听到了她的迟疑,“就是过一个暑假罢了,我们一起过个很好的暑假。”

她这才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干燥、温暖,又好摸。他们结了账,搭地铁回到了肯宁顿。

当他们返回哈梅林广场时,发现广场的人行道上聚集了比以往要多的人群,阿加彭斯一家人出动,厄特全家人也在人群中,连那辆小奥斯汀的矮小主人都站在靠近人群的地方。哈梅林广场42号的门是敞开的——不是后门或侧门,而是正门,站在门框边上的是利奥、莎斯基亚和他们的临时保姆,几个人都焦急地向外望着。约翰·奥托卡尔和弗雷德丽卡来到圆形广场“锅柄”处——其实是广场的边缘,顺着广场边缘的台阶逐级而下。要走到广场中央时,他们发现一个光芒耀眼的人也正在台阶上蹦蹦跶跶,那个身影一次能跨三个台阶,很快地,那个人用芭蕾大跳式的剪刀步,跳到了中间那块泥地上。那个人长着一头飘逸的金发,裹着一件长款的、闪闪发亮的袍子——远看像是袍子,其实是一件透明的袖子很长的塑料雨衣,雨衣发出来的亮光,像汽油滴入雨天路上的水洼显现出的那种油水混合的复杂光色一样,塑胶雨衣也因人的动作,发出咝咝的、嗖嗖的声音。那个人手上搬着东西,小心翼翼地摞到一张旧椅子上。那个人紧靠椅背摞东西,好让东西不会掉下来。旧椅子立于泥地的中心位置,那块泥地上还留有不久前篝火之夜时焦黑的痕迹,与旧椅子毗邻的,是一张被胡乱丢在那里的破床架。那个人弯腰靠近了椅子,动了一下那个东西,整个哈梅林广场便立即被音乐充斥了——不是流行音乐,而是歌剧《女武神》的临近结尾处,女主角布伦希尔德身陷火海时的一段女高音唱段。不清楚为什么人们远远地看着那个人的出格行径,但没有任何人上前。那个人接着拿出一个基安蒂红葡萄酒瓶,拔掉塞子后,他从酒瓶里往椅子上倒出液体,以示祭奠,然后旋转着掠过泥地边缘一座座塔形物,那全是用书籍所堆砌成的,好几座书塔围成圈,围绕着泥地。他不再轻声哼哼了,而是大声地唱起来,听嗓音是个男人,但他唱的不是瓦格纳,跟电唱机里《女武神》的咏叹合不上,他唱得振振有词,唱词是混合式的文本。他还在舞蹈着,在街灯的灯光下尽情舒展着双臂。渐渐地,似乎能看清楚塑料雨衣之下,他一丝不挂,但他身上涂着经过特别设计的螺旋纹路的金色和紫红色彩绘,彩绘从他的四肢旋扭开去,一路旋扭到他的乳头,扭过了他金色阴毛中勃起的阴茎,连他的肚脐眼都没落下。他一头迎风飘散的金发之下,脸也涂了漆,但因为他戴了一个猫面具而不辨面目。面具上画着一只张着口,不知是咆哮还是打哈欠的猫。这副外表让人看得屏息凝神。他拿出一只打火机,点燃了其中一座书塔——书塔一共七座,都筑得相当高。他把一座一座书塔轮番点燃,向书塔敬礼,先是耷拉着脸,后来又扮起鬼脸,分不清是向人扮鬼脸,还是向书扮鬼脸。他唱啊跳啊,口中念着:“酒神的女信徒啊!扎格列欧斯啊!”这是既荒谬又骇人的一个场面。书塔上的书一开始烧得很旺,后来火势转小,发出刺鼻的气味,冒出阵阵浓烟。他暂时停止了狂舞,从基安蒂红葡萄酒瓶里往书塔上倒东西,是煤油。弗雷德丽卡原本和所有人一样,几乎快被他制造出的喧嚣、火焰和诡谲画面吓得瘫痪,可猛然间一股心胆俱裂的恐惧像电流一样贯穿了她!她把约翰的手拨开,踉跄地跑向前,她伸腿向离她最近的一座书塔踢,要毁掉书塔,书塔上的书竟然是被线连在一起的,书塔坍塌,书却没有散,火花滚了一地。从倒掉的书的书脊上,弗雷德丽卡辨读着书名和作者,那是她的藏书,全都是她的藏书!那不仅仅是书,也是她的一部分,是她在校外文学课上讲解的书,是她穷尽一生爱着的不肯放弃的书——《城堡》《审判》《白痴》《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曼斯菲尔德庄园》《堕落》《理性时代》《蝇王》《自由落体》《恋爱中的女人》《霍华德庄园》。

怒火吞噬了弗雷德丽卡。是丧失理智的怒火,是狼突鸱张的怒火,因为她的理智和顾虑早已写进她所有的笔记、所有的注释中,而这些笔记和注释,都写在熊熊燃烧着的书的扉页、衬页和空白页上。她努力要踢散这些书,用脚来为书灭火。她又冲向另一座书塔,那座书塔里有《失乐园》、欧里庇得斯的剧作集、《浮士德博士》。穿塑料雨衣的那个人从破床架后蹿出来,扑到她面前,向她狂啸着。“他在向我狂啸!”在心急火燎中,她仍在意着要用正确的字词来形容所见所闻。

“我要杀死你!”她也向保罗/“扎格”狂啸,“我只要一抓住你,就会杀了你!”

“我——不——会——被——杀——死——的!”他故意拖长音,“我——本——就——生——于——火——海!我——不——会——着——火!我——也——不——会——被——消——灭!”

“胡说八道!”弗雷德丽卡吼着,“你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她试图一把抓住他,但他的皮肤又烫又滑,他身上的金色和紫红色油彩或油污是吸热的,他的体温太高,她的手一碰到他的肉体,不得不又立即松开。她揪住了他飞扬着的塑料雨衣,塑料雨衣也是一样地烫手和滑溜,高温下的塑料,眼看就要熔化似的。他向后跳跃着,跳回广场中心,他点燃了那把旧椅子,椅子上还摆着他装着煤油的红酒瓶,这一把火蹿升起来,像一座火焰塔拔地而起,直冲夜空,把他的金发表层烧焦了,他的雨衣一角也迅速熔化了。塑料在高温中皱缩枯萎,制造出独有的臭气和浓烟。弗雷德丽卡身陷两种情绪中无法招架,一种是杀人狂般的残暴震怒,一种是拯救残书的心急,真想扑灭这场火,把书在化为灰烬前抢出来!她企图移动到另一座书塔,又被保罗/“扎格”先发制人,他在她面前疯跳着,又弯下身子,在她冒火的惊悸的双眼前,把书塔紧扣在怀里,像要保护书塔。现场弥漫着种种臭气,是肤肉被烧着的气味,还有烧塑料和烧纸的气味。书塔的结构并不稳固,他和书塔一起往后翻覆,倒在泥地上。弗雷德丽卡赶忙一脚把绑在一起的书从他已经被烧伤的胸腹部踢开,那些书早就在熏烧着,保罗/“扎格”抱着书时,是浑然不觉,还是置之不理?等约翰·奥托卡尔回过神来,奔到弗雷德丽卡身边,一切都为时已晚。保罗平躺在地面上,双眼圆睁,直勾勾地盯着什么东西,是烟霾中的夜灯,是黑色、橘色、银色搅和在一起的夜空,还是遥远的快被烟熏得看不见了的星星?保罗并没有痛感,疼痛席卷的时刻还未到来。玛丽·阿加彭斯出现在这个场景里,拿着添加了锌的蓖麻油药膏。保罗那不太像人的却依然灵动的眼神转移到弗雷德丽卡身上,弗雷德丽卡也看着他的脸,他的睫毛是金色的,但黑色和红色的眼泪从他眼中滚滚落下,拂过他涂成了金色的脸。他喃喃地说:“天空,爬满了旋转的大蜘蛛,它们和不同颜色的八足类动物成群结队地爬着,那些吃着生肉、吐着血的蠕虫和蛆虫也很稠密地聚集着,它们得赶紧躲起来了,但它们没有地方可躲,因为它们数量太多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布伦希尔德尖声唱出她的反抗和屈服。”弗雷德丽卡意识到她眼前这位敌人精准地指出了歌剧的行进过程,而他的宣告也吸引所有远观的人缓缓地聚拢到泥地上,近看这一切。“他进入了极度兴奋的状态,”玛丽·阿加彭斯说,“一定是这样的,他在药物作用下,进入了一趟糟透了的旅行。”

“我极度兴奋!”保罗大叫,“我在一个高远的地方,我要一跃而下,我的天使们会把我托举起来,你们看着吧,我在一趟糟透了的旅行中,蜘蛛追着我不放,我得跳了,我得狠狠地跳下去,只要我一跳,它们就会跟着我一起跳,所有原本承托着我的东西都会被我拽下去,你们都会看到这一幕的,不管你们愿不愿意,你们都会看到的。”

“疼死我啦!”他突然说了一句,接着就狂躁地呻吟起来。

“我已经叫了救护车,”玛丽·阿加彭斯说,“他被烧得这么严重,他们会把他送到罗克汉普顿的烧伤救治中心。”

她话刚说完,救护车的警报声就已传来,一辆救护车从街角绕进来,驶进广场里。

约翰·奥托卡尔说他得上救护车,陪伴着保罗。

弗雷德丽卡安抚了莎斯基亚和利奥入睡,自己却彻夜未眠,她从遭火舌凌虐的书中找出几乎完好无损的书,从烧得焦黑的纸中拣出烧成棕色或黄色的纸,从灰烬中捧出可以辨认的字。她静静地哭着,直到她那善良体贴的朋友晚归回家,她才停止了哭泣。约翰·奥托卡尔没有从医院里打电话给她,第二天也没有电话。

[1]  考沃特(culvert)的英语发音近似vert,意思是:不公开的、隐蔽的。

[2]  洛绮丝(roseace)的英语发音与rose-arse相近,rose-arse直译是“玫瑰-屁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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