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1/2）
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你说想收到我的信，所以我就正给你写着一封。真奇怪啊!在那片树林里见到你，你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生物，或者来自另一个世界，对了，还有你那漂亮的儿子。对我来说，看到他，着实让人吃惊，因为我从来不知晓他的存在，这也同时让我意识到我们两人分别多久、差异多大，对此，我感到遗憾。我怀疑你是否知道你究竟对我来说代表些什么，也直到我那天见到你，我才真正能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你那永不妥协的聪颖和那种我曾经试图让你领会的感觉——这也是阅读和写作对世界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以前都以为我们领会到了，但也正是那种想当然的“领会”，让人了解到，我们那时共享的是多么不真实、多么孤绝、多么宛若置身天堂的一段时光——我们都应该就停在当时、留在当地读诗，因为那是我们命中注定该做的事。我猜测，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下去，这一切都会“永存不朽”——就像拉斐尔所做的一样——但冥冥中我又有点心神不安，即使我能够在学业上非常突出(毕竟我并不突出)，我也不认为我真的想把我人生中剩下的岁月统统关在大学的墙垣中度过——就像丁尼生的灵魂寄托在《艺术殿堂》的楼阁中一样——尽管我能体会到这其中的荒谬，而那也是因为我能从一个完全站得住脚的知识角度来看待此事。不过，拉斐尔的人生仍是很好的、丰富的、严格的、复杂的——拉斐尔的人生真实确凿得就像他家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生与死，不过，我完全能从他身上看出，现实亦抽取、消耗着他人生的生命力。不管怎样，我愿意将我为自己创造出的一些现实讲述给你听——包含这些现实中的非现实的元素——也希望能得到你的回信。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依然在写诗。我首先说这一点的原因是，我有时候会连续好几天甚至好几星期也不写诗，因为我花费很多时间在教学上，也需要在帕帕加洛出版社读稿，所以若我把自己定义为诗人，是颇为荒唐的，有时候我又因此觉得沮丧。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我会向那些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介绍说“我是个诗人”，除此之外，我根本不会提起，我会说，“我目前暂时是个老师”，或者，“我有一份在出版行业的兼职工作”。我写过一两首我的确很满意的作品，但我知道我还没有属于自己的腔调，这令我担忧，因为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我的年纪已经不算年轻了，真的。如果我能收集好我所剩的勇气，我会把我写过的一首关于石榴的诗寄给你看，那是我见到你的时候，脑中就在创作着的诗。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看到你家的那片紫杉树时，脑中会涌现出诗中的画面——可是，紫杉的果实也不是说不像微缩的石榴，它们是像的——但紫杉，是我无法安插在诗中的一个意象。所有的诗歌都在那些意象后面拖曳徐行，这些意象组成了诗歌的一部分，却不能全部融入诗歌中。每一件事物都与另外的一件事物有着联结，尽管我引用“只有联结”来形容你的现状时，让你有了暴怒的反应。
星期一到星期四的午餐时间，我去支教。我的教学内容在每间学校里有着极大的不同。有时候，我要教饥渴的六年级学生学习《冬天的故事》或者《哈姆雷特》；有时候，我面对着的是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坐不住也不会保持安静，甚至说不了几个多于一个音节的词，这些会时不时地让我害怕。我常常觉得像有一把剪刀刺进了我的肋骨，而我只能在一两个星期内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在放着《圣经》的那个角落，屏着一口气。每一次必须重新融入学校里那种气氛时，都是异常让人讨厌的，我绝对说不出来我曾经享受过甚至有一点点喜欢过那种气氛(连这都算说得客气了)，且不用说那些暴力相向，那些愚蠢行径和那些庸俗表现(这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用“真实”来形容)。学校有着它封闭的、象牙塔般的真实感，因为它有着在学校内独有的规则和语言，这点跟剑桥一样。我很幸运，因为我一开始便不期待教学是多受益匪浅、多振奋人心的——带着崇高理想与伦敦青少年分享dh劳伦斯和哈代的同事们最终无可避免地陷入悲伤——有一个同事使用他课余的私人时间为一群十几岁的少女汇编了一个描写“火”的选集，这个同事在一片像女巫发出的欢声和尖叫中，竟然还把自己的教室给点燃了。学校教育中有太多理想主义的成分，《蝇王》对这一点的正确理解，是值得耀武扬威的。在那些我教过的学校中，我也发现绝大多数学生注意到了这种理想主义的存在。但我不希望这代表我有意把自己投放在这个游乐场中的献祭台上，就像我那位着了火般的同事一样。
我偶尔也会遇上令我惊喜的孩子——我教的一所综合学校中有一个叫作鲍里斯的男孩儿，他有完美的听觉，能听出完美音调和诗性译文，他给我了极大的乐趣，而且他能品味《哈姆雷特》中那种丢弃式或堆砌式的韵律——但是我不想跟这样的孩子产生任何情感联系，一旦联系产生了，那就会让我变成一个“老师”，但我不是。我只为了那些书而教书，而仅仅是去年一年中我在斯泰尼、杜丁峰和莫登等地教学时，从《哈姆雷特》中发现的东西，连你听了也会震惊啊，弗雷德丽卡。即使我能勉强称得上是一个还不错的老师，那也只是因为我关心书籍胜过关心学生。一部分学生在这一点上尊重我，当然我在唬住这些孩子上也有一套——这个倒是与生俱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他们有时候能把我的话听进去。我想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既不爱他们，也懒得去管他们如何看待我。我还以为我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纪律主义者，但我毕竟不是。我要是对他们说“闭嘴”，他们有时候真的闭嘴，这让我感到愉快。谁想得到呢？
除了教学，每周中有一天半的时间我为鲁珀特·帕罗特工作。鲁珀特·帕罗特的帕帕加洛出版社，是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的分支，是一间连年亏损的定位为高端文化的出版商，鲁珀特只出他认为值得出的书——诗集、一些文学小说，甚至随笔集。他非常想出一本以帕帕加洛为名的月刊，即使他最终成事，我担任这本月刊首任编辑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况且，年老的吉姆森·鲍尔斯对此并不十分热衷，他紧紧把守着出版社比较赚钱的那一部分，这年头就数课本和宗教书籍尚有利可图。从出版一本大部头的古里古怪的神学研究专著里，鲍尔斯赚了一大笔，那本书叫作《神性内外》，时下好像人手一本。帕帕加洛出版社位于接骨木花宅邸，考文特花园的一个死胡同里，出版社由一个快要散架的楼梯上的两间黯淡无光的办公室和一间堆满包装材料的地下室储藏间组成。我爱这个出版社。我甚至爱那些被寄来出版社的很糟的诗——我必须将来件返还给寄件人，因为这会让人了解到诗有多么重要，即使对那些没有耳力、没有词汇、没有思想，却硬要凑写出一首诗的人而言，诗都是重要的。当学校里的孩子们问我：“但写诗有什么用呢？”我告诉他们，人们为什么在自己的婴儿诞生时，或祖母过世时，或在森林里看见一阵风时，要拿起笔来创作。
我好像应该向你描述一下鲁珀特·帕罗特是怎样一个人。他头发很卷，身材圆胖，也不是特别高，公立学校毕业的。年纪在三十岁末尾或四十岁出头之间。他常穿马夹，红色的、芥末黄色的毛料马夹，有的时候上面还有浮凸的花纹。他有一张很会说话的、有点微噘的小嘴，嗓门有点尖细，这让人很容易误会他能力有限，因为他的确符合一种刻板印象。但是他实际上非常聪明，他眼力极好，而且总做好事。他喜欢我写的诗，但他语带保留，这我接受也尊重。我恐怕你没办法从我的描述中把他对上号，那就权当这是一点介绍——你应该来见见他。
我差不多该在这封长信上停笔，回去批改那些关于《精灵市集》的文章了。我最近也见了艾伦和托尼，告诉他们说我见到了你，他们俩都高兴——他们说想你，让我转达他们对你的爱，他们也希望能早日见到你，我把他们的心意在此转达。我们曾经都是乳臭未干的小生物，你让我们中许多人或多或少甚至全心全意爱上了你——但那都是前尘往事了——我们现在都老了，也变得明智了些吧。我猜是这样的。
我想我会把我写的那首石榴诗给你读一读——在我积攒起所有勇气的时候。或者我应该把这首诗先给你，为它找到一个归宿。我时而好奇自己是否应该写关于希腊神祇的诗——他们不是都死了吗？我们难道不是应该想点别的事情？但关于教室或每日庸常琐屑的事情也是没什么新意，在我眼里看来无异于枯木死灰，跟德墨忒尔和珀耳塞福涅没什么区别。谁真正掌权了啊？弗雷德丽卡。是1944年颁布的“教育法令”？还是霍利教士和他的那本《出神入神》什么的？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神并不像是死了，至少在诗里是活着的——我写的时候看到它们了——尽管我写的是关于死亡的东西。你会发现这首诗似乎没有一个真正的结语，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一开始是怎么写出来的——等我弄明白之后，再告诉你。现在我终于又找到你了，所以请务必回信。
爱你的
休
石榴
谜之果，皮之球，羊皮纸般坚韧
承装了立方体的果冻
沾染着血液和褐色的水
包含着煤黑色的球体，像一张好看的照片
当然也包含着果园
黑暗中的冰冻果霜和黑色皮肤的男孩
端着月华色盘子中的蜜瓜
像裹在蛇皮中的绯红之月
端来炸裂的石榴和那段虬曲的茎
橘光中，薄纸上泪迹斑斑
丰厚的甜美汁液，拿来银针吧
为了种子，为了银勺子
为了果浆和高脚酒杯
为了黑血般的酒，他们唱着
在暗中甜美又低回地，他们唱着
月色洒向一片荒漠
她坐在一张银椅上
他黑丝绒般的眼球
凝望着她，一次一次吞噬吸收着她
不要倒映出她的样子
这漆黑的眼睛何处可见？目光如此黯淡
柔和闪烁，闪着淡淡黑晕
蓝白色的牙齿微笑
在淡淡黑晕的唇间
他多么巨大，他多么宜人
他的眼睛被她锁住
她坐在一张银椅上
无序地用粉色指头摘取着
只为客套地浅尝几颗种子
石榴的味道近似
无味，多叫人惊讶。她品赏着
这片空白，她吞咽入喉
果冻中黑色的小球体
她喉中潺潺。她的味觉
思虑着，回忆着
土与水的味道，昏沉甘美
他在暗中微笑
老妪在空中蔓延
她生气，她干枯，她身上没有水分
她的乳房只是皮，像她的鞋底般干枯
她裙中夹带旋风和盐
她蔓延着，她盯着她植根的裂隙
她皱缩着无法抓住，骨瘦的鸟儿
叽叽吱吱。它们的卵只是壳
卵中并无肉体，没有盘成螺旋的蜥蜴
卵中蕴积湿气，没有形块
要跃上翅膀，她一筹莫展
穿过干枯的平地，留下碎裂的黏土
以及灰尘。她要让地表化为灰尘
都是灰尘。那老妪的怨气
如此单一又恐怖，灰尘扬起
卷入她的裙子，她搅动着
带着可怕的欢悦，提取着
土壤、骨头和细软种子的湿气
皮皮·玛姆特在布兰大宅的早餐时间，将信呈给了弗雷德丽卡。他们都环坐在餐桌上，眺望着草地另一端的护城河、平地和树林。利奥在吃水煮蛋和烤面包条，奥利芙和罗萨琳德吃的是培根、蛋和鲜蘑菇，她们俩一边吃一边称赞味道。在奈杰尔自己从餐具柜的扁平烤盘中拿了更多的蘑菇时，皮皮·玛姆特从邮箱里取出了信，拿了进来。她把奈杰尔的信都放在奈杰尔的碟子旁边，罗萨琳德和奥利芙两人也各有一封信，最后是弗雷德丽卡的信。然后她过去查看她的粥煮得怎么样了。
寄给弗雷德丽卡的那封信很厚，弗雷德丽卡一开始也没认出来信封上是谁的笔迹。她只知道她对这个笔迹很熟，然后她才注意到是休写来的。她把叠好的诗放在自己盘边，又觉得应该把整封信都收起来，等一会儿私下里读。她抬起头，看到有好几双眼睛在盯着她——皮皮的眼睛、奥利芙的眼睛，所以她打开信，开始看，时不时笑一笑。奈杰尔从餐具柜那儿回到餐桌上，看到了弗雷德丽卡的微笑。
“你收到了一封长信啊，谁寄来的？”
“一个老朋友。”她没有抬眼看他，仍在看信。奈杰尔用他早上还没用过的黄油刀戳进了信封，先扯，再割，又扯。
“你在剑桥的朋友？”
“对。”
“一个好朋友，一个特别的朋友？”
“是的，是的，让我先看完信，奈杰尔。”
“看起来是很有趣的一封信，快告诉我们你在咧着嘴笑什么？”
“我没咧嘴笑。我只是读到信中关于在伦敦的学校中教书的描述而已。读你自己的信吧，奈杰尔。”
他站起来，又去了餐具柜那边。奥利芙说这些蘑菇让人吃了还想吃。奈杰尔没理会奥利芙这句试图转移注意力的话：“弗雷德丽卡，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那个笑话吧。”
“信里没有笑话。让我看完我的信。”
“那肯定是一封情书。”奈杰尔说，像绸子一般突然滑到弗雷德丽卡身后，“你放在一边的是什么？”
“这不关你的事。”
奈杰尔躬身，从桌上拿起那些叠好的信。
“是一首诗，跟你没有关系。”
“那天来喝茶的那个年轻男子也写诗。”罗萨琳德委婉地说。
“那个年轻男子大老远从伦敦跑来这座古树林里迷路，”奈杰尔说，“我希望那天我也在这儿，好见见他——我是那么希望。他现在找着你了，他跟你说了什么，弗雷德丽卡？”
他身体前倾，抢过弗雷德丽卡正在读的那封信，他身手迅速又干净；弗雷德丽卡的手没有攥紧，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信已经不在她手上了。奈杰尔更像击剑手一样稍微闪了一下，隔着桌子，弗雷德丽卡就更够不着他了。他举着信，念了出来：
你说想收到我的信，所以我就正给你写着一封。真奇怪啊!在那片树林里见到你，你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生物，或者来自另一个世界，对了，还有你那漂亮的儿子。
他用一种断断续续的、孩子气的声音念着。他说：“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哦，来了来了。‘我怀疑你是否知道你究竟对我来说代表些什么，也直到我那天见到你，我才真正能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你那永不妥协的聪颖’，废话连篇、废话连篇。”
皮皮·玛姆特说：“别顽皮了，奈杰尔。”她的声音没有带着被听到的期待，的确没有。
弗雷德丽卡说：“把信还给我。”
奈杰尔继续用一种口齿不清的愚蠢音调念着信。没有人给他反应，所以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放弃，自己把信看完了，阴沉地皱着眉。然后他打开了写着诗的另一封信，开始用一种新的挖苦的语调来念：
她坐在一张银椅上
无序地用粉色指头摘取着
只为客套地浅尝几颗种子
弗雷德丽卡怒火中烧，尽管如此，她还是注意到，即使奈杰尔现在用了装哭的腔调读诗，他还是知道该在哪些地方使用重音。
“这是什么胡说八道啊？”他质问，莽撞又厚颜，“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
“是在好好说话。”
他继续读了几行，那些重音仍是放对了，然后他停下了。
“把我的信和诗都还给我。”
他想不出来接下来要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就在那儿阴沉着脸，咄咄逼人又激愤难消。正当他要把那些信递还给弗雷德丽卡的时候，弗雷德丽卡不明智地说了一句：“在我的家乡，拿走别人的私人信件是不可原谅的行为。”
“你现在不在你的家乡，你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我不希望你收到缠绵诗人寄来的信，在我这里，并不允许你结婚生子之后，还跟以前的男朋友保持往来。”
“是你们漂亮的儿子哦。”利奥用沉静的声音说道，向他们提醒自己的存在。
“小男孩儿可不是漂亮的，亲爱的，”皮皮·玛姆特对利奥说，“更适合的词是‘英俊’或‘好看’的。”
利奥执拗地重复着：“‘你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生物，或者来自另一个世界，对了，还有你那漂亮的儿子。’信上就是这么写的。就像精灵或哈比人一样，我想他是这个意思。你看吧，我们让他感到了惊喜，他人很好，我喜欢他。”
弗雷德丽卡，她的怒火已经达到即将要爆发的临界点，她满腔没说出来的话跟她爸爸当时要吼出来的一样多，她无言地凝视着奈杰尔。
利奥说：“我不喜欢你用淘气的语气念诗，我不喜欢那样。是我请他来喝茶的，我喜欢他，我跟你说过了。”
“显而易见，他用他的小手段已经把你收服了。”奈杰尔说，但已经没有那么威吓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利奥说。他的眼睛在他的双亲之间来回扫视着，在想接下来要说什么或表演什么，来避免灾难的发生。
奈杰尔说：“在这儿，你的信，你拿去吧。我希望你打算也写一首诗回复他。”
“我不会写诗。”
弗雷德丽卡把那封被亵渎了的信叠好，看奈杰尔吃他的蘑菇。奈杰尔盯着自己的盘子，长长的黑色的睫毛下，他的眼睛很黑很黑——不可能在别处看过这么深这么黑的眼睛。“我恨你。”弗雷德丽卡脑中的声音说，“我恨你，我恨你，我当初真不应该来这里，我不能再住在这儿了，我当了这么久的傻瓜、傻瓜、傻瓜。”她桌下的手握紧了她的信，她满怀思虑地咀嚼着一小块面包，想起了休，想起了以前的弗雷德丽卡，那时的她是另一个人。那时的弗雷德丽卡可以马上就讲出一个男人是不是被她所吸引——不管她是否容许那个男人触碰她。那跟两个人爱不爱同一首诗无关，跟一个人能不能轻易地对对方讲出一段悲伤、成功的故事或一种想法也无关。有的男人可能是令她会觉得惺惺相惜的，有的男人则不然。她曾为此思考过一阵，但还是搞不懂原因。她喜欢过休·平克，其实她爱过休·平克，的确爱过，而且爱得比爱奈杰尔还深——她气恼地、恐慌地告诉自己。但即使在奈杰尔赌气地解剖蘑菇时，他的身体也依然能挑动她的身体。至于休，她重见他是满心欢喜的，这像是她一本曾经钟爱的旧书，遍寻所踪却失而复得。不是那种简单的重逢的惊喜，而是永远都与她切身相关的这种感触，萦绕在她心中。而奈杰尔，则用力咀嚼着蘑菇。
休·平克的来信改变了弗雷德丽卡的婚姻。尽管她已经习惯告诉自己这段婚姻并不幸福，但她也已经习惯因此埋怨自己。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她也无意接受这种境遇，诸如此类的明智观点是她不断提供给自己的，但也伴随着由百无聊赖和挫折失意所导致的混沌的悲鸣。她不会为了自己的不快乐去埋怨奈杰尔，但是她确实对奈杰尔在她生活中的长期缺席而生气，也认为奈杰尔无法认清她所要的东西——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工作，她想要去工作。她非常急于向奈杰尔解释她是爱他的，因为他跟其他男人相比是不同的，但是这并没有也不能改变她。她依然是弗雷德丽卡，她多想跟奈杰尔解释啊，但这种对话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奈杰尔不是个好说话的人。她只好告诉自己一早就应该了解到这一点，但可怜的弗雷德丽卡渴望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类发明了“原罪”的说法，因为除此之外的其他假说实际上更糟——宁愿能位居宇宙的中心，面对因自身失败直接导致了厄运的那种恐怖，也不要沦落为一个由偶然的、巨大的、邪恶的外力所造成的无辜受害者。“这样很糟，是因为我没有想得更透彻。”弗雷德丽卡对自己说。她为奈杰尔抢她信这件事感到苦恼，既因为这是奈杰尔向她发起的第一次的真正的“侵略”行为——不听她说话并不能算侵略行为，也因为抢信让他显得荒诞可笑。她为他的愚蠢而难过，他竟然用那么幼稚、吹毛求疵的声音朗读休·平克的信。她想继续爱他、要他，即使她并不喜欢他的朋友、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她喜欢他有神秘感和危险性的模样，而不是愚蠢。
休·平克的信也带来了其他变化。那期间奈杰尔正好在家中，处于一种“戒备”的状态，弗雷德丽卡却接二连三地收到大量老朋友的来信。这都是些“不请自来”的信——她根本没有写信给任何人——但她担心奈杰尔可能以为这全是对她急切的或深情的话语的回应。他盯着她看信，没有再抢她的信了，但他问过她那些写信的人是谁。她据实以告。“你所有的朋友都是男人。”他观察到这一点，没错，是这样。他有一次说：“如果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女人，你也不会开心。”“我不会介意。”弗雷德丽卡坚定地说，但奈杰尔不在眼前的时候，她想象了一下，她发现自己还是会介意的，“这只是我所受的教育的独特性。”她安抚着他说。奈杰尔不应答。
其中有一封信是艾伦·梅尔维尔写来的：
最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休·平克说你想得到我们的消息，并且把你的地址告诉了我们。我们在“羔羊和旗帜”酒吧里喝酒时祝你健康，托尼、休、我，还有一两个其他朋友。休说你住在一栋乡间别墅里，还有树林和田产。真想不到你会过上这样的生活，但我相信你不排斥，我确信即使在这样的生活中，你也会过得很棒、表现得很棒，就像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一样。你的房子里是不是收藏着画作？我想写一本关于早期威尼斯艺术的书，在那些被与繁华世界隔离开的旧式英国大宅的长廊中或灰色墙壁上，隐藏着一些出人意料的画中人和画中风景。我当然不是以收藏艺术品为生，但我教相关的课——不是在休教的那些学校里，我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教书，学校在考文特花园里。我教的是艺术史，学生是一群不想知道太多关于乔托或提香的事情的画家、陶艺家、工业设计师和布艺编织者，怕我让他们的原创性产生一丝凹陷——当然了，他们都是神的子民，即使是那种最亦步亦趋的派生艺术家也一样。你会喜欢我教书的这个地方的，这也会让你感兴趣。
休不太善于描述建筑物和人物。他说他在你那里注意到了一些紫杉木、一个大阶梯、一阵打哈哈和一些茶杯之类的，这几乎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有关你或你周遭事物的实感。但他的确提到了你那非常漂亮的儿子。你怎么不给我寄一张印着鹳鸟的卡片？或者一个装着糖衣杏仁的银篮子？我现在对应对住在乡间别墅里的人物挺有一套的——你说，我该不该去拜访拜访你啊？
另一封信来自艾伦的密友托尼·沃森。在剑桥的那段日子，艾伦和托尼是室友，弗雷德丽卡称他们俩是“变色龙和冒充者”。艾伦，是出身于格拉斯哥贫民窟的男孩，有一种机敏灵活、无阶级意识的社交魅力，而且还一头金发；而托尼，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儿子，托尼本身也受过完整的阶段式教育，浑身充满了一整套的工人阶级品位和习性，并且用一种刻意训练出的口音讲话，介于“伯明翰口音”和“考克尼口音 [1] ”之间。托尼的信写得比艾伦的更长一些，也更有情感的直接表露，尽管弗雷德丽卡和艾伦比较熟稔和亲热。可以说，她和艾伦建立起一段真正的友谊关系，她是这么认为的，至少自己不会和艾伦陷入两性之间的性诱导、性失衡，或性霸凌。因此，她偶尔会好奇：艾伦是不是同性恋者？
托尼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我料想你需要一些调味剂。我们这儿有很多。因为选举热火朝天，所以办了很多舞会——人们扭动着、叫嚷着、摇晃着，每个人都有移位的脊椎或脚踝，简直像流行病一样。我曾在《政治家》上写过一篇关于“摩德俱乐部”的文章——你会很欣赏我对“谁人乐团”的歌词带有利维斯格调的评论——就像你会欣赏我的意大利西裤一样。但说起来，你一直以来就一点音乐感也没有，也有可能的是，你此刻正在一些很时髦的夜店里尽情舞动，根本不需要我向你更新时下最流行的单曲……我真希望我们没有失联。
不过，说真的，选举很火热。我在贝尔塞斯公园里、居民住家门前的阶梯上发传单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气氛真是令人激动地高涨——各处都一样，但我的诚实让我不得不补充——工党的宣传攻势跟保守党一样古板又枯燥，但你像特别支持保守党那一阵营的。但我必须依仗着你，因为你是能在公牛群、牛奶搅拌机、洗革皂和驴叫声中发动起那场女性革命的密探。认真说话不行吗？托尼·沃森，你这个笨蛋。我到处奔走，向人们保证会有一种新的道德秩序、一种新的政治科学——不会再有跟电话应召女郎、不穿裤子的部长联结在一起的丑闻；不会再有穿着褶边围裙、拿着马鞭的蒙面男子，只有诚实可靠的来自利物浦的经济学家和穿着白色工装裤的干净男人。为尽快实现一个公平社会，而做很多有用而“无阶级”偏差的事情(比方说，在伦敦北部居民的住家前面放一台自动化的餐具清洗机，就是开展革命的具体措施之一，尤其对大多数工人来说是这样的。又例如妇女，她们一直和肮脏的旧式洗碗机困在一起，从事无偿劳动)。
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政治性的报道，在《镜报》上有两篇，《政治家》上有三篇，《曼彻斯特卫报》上有一篇。我写的都是对冗长乏味政治演讲的机智解读；在候选人未造访地区举行的选举会议议程摘要——我正在变得小有名气，我觉得——但你知道，这些时日真正的阵地是电视——这是电视将发挥重大作用的一次选举。可怜的休姆爵士(呃，其实是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爵士，但这个名字卡在我喉咙里，我的圆珠笔也不愿意这么写)有一张像骷髅一般的脸和一口不像样的牙，现在家家户户能看到这些琐屑的小事，一点一点加固着你的印象，就像棺材盖上的钉子越钉越紧一样。这些东西挺解闷的，但我不喜欢那种无谓的恶意。人们叫他“骷髅脸”，说他对人怒目而视——像仅凭目视就能使他人遭殃的邪眼一样。电视就像一个魔术箱子，弗雷德丽卡，它的法力正要开始搅动。我一定得上电视，我是一定得上电视的。文字是很美妙，但已经是明日黄花——姑娘，电视才是新能量的汇聚之地，所以我要上电视。你那位在“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吨位不小的朋友欧文·格里菲斯，就因为工党和媒体的关系而上了电视，时不时都能在电视荧屏上看他在那儿奉承拍马地咧嘴笑着——你看电视吗？亲爱的，还是说你在工业化前的隐居地里，过着不染俗世尘嚣的日子？我敢说格里菲斯那家伙很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电视那个小东西——他用直觉教导人们，把煽动者驯化得彬彬有礼、易于亲近、说话麻利不重复——很多未被驯化的“煽动者”觉得这很难——会飞的威尔士小伙子们，再也没有“大集会”的暗语了。格里菲斯还能指导那些大人物，告诉他们哪里做错了和哪里做得很好。我料想，他能在这一行走得很远——但我不确定，他对他的那些原则是不是严肃的——
休说你生产制造出一个小家伙。坦白说，对我而言，这难以想象，但我想你能用你一贯的混合在一起的皱着眉头的决心和神经质，把这一切处理好。虽然我这些日子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但总觉得老朋友们是得更花时间和更深入地经营的。我们爱你，弗雷德丽卡，来看看我们，来和我们玩，如果你被允许的话，来和我们一起创造胜利吧。(我想你不被允许。哎呀呀，托尼·沃森，可得注意了!)
你记得我这位饲酒之神吗？你记得总是能把你所有的仰慕者召集起来看你表演的聪明的我吗？总是机智过人、资源丰富——像大山崩一样!我这超群的才华，已经在你的“牛群”之间发动起一个大型的宣传活动了，就是想让你看看你究竟有多受重视。振作起来，想象得到一个超大的、火热的吻，来自——
托尼
我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我不怎么常写信，但是我得知有人需要我写一封。那是来自曾经的一个声音在说话，而我多希望那是来自未来的声音。声音小心翼翼地说你现在是一位拥有优渥生活的已婚女士，请问你是否记得一辆摩托车？是否记得斯卡布罗一间血腥的旅馆？还有我想要帮助你解决一个深奥难题的意愿？以及卡马格的一个海滩，罗伊斯顿镇的一个台阶，夏日夜晚中的微笑，你那清澈年轻的声音(对，我记得你的声音，我可以专业地告诉你，那是只有从脑海中才能听到的声音，那是一个根本听不到了的声音)。“我会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的，我不会流血的。”那声音中的质感已经消逝了，不可避免地消逝了——一同消逝的还有树林中的亮光。我非常害怕诗剧的复兴，可我也知道诗剧无以挽回，这格外令人忧伤。
你在做什么呢？我在骑着两匹马——朝向终点站狂奔——我不能永远这样，我告诉自己，我会在赛场上穿着我粉红色的褶边衣一头冲进漫天木屑中，好吧，不用比喻句——我努力得像两个人在干活一样，裹着两种不同人生。我有自己的实验室。在北约克郡大学的“进化楼”里，我们在做很有趣的工作，研究视觉的建构、对形状的认知、出生后的可视化记忆之类的事情。我经常见到你弟弟，他参与了由微观生态学家们和新型神经系统科学家们合组的一个项目，他们的项目跟我自己做的一些关于活跃大脑的心理学实验有关——每个人都很看重马库斯，微观生态学家亚伯拉罕·考德尔-弗拉斯、数学家雅各布·斯克罗普，也相当重视他，你听到应该挺开心的。我们极其理想主义的大学副校长仍坚持着知识一体化的观点，所以我们常做一些跨学系的探讨，比其他研究场所更频繁。所以我能向他们说起我另一半的人生——我与那个魔术箱子所发生的私密的、羞耻的调情——可能是基于了解我对于大脑如何构想并识别脸面和箱子所得出的严肃分析理论，所以或多或少他们都愿意相信我在电视上所说的话，毕竟我工作做得不错，也有不错的助手。
我最近做了一两个关于艺术和感知的优雅的小艺术节目。你看不看电视？你几乎无法开始想象在接下来的十年或二十年里，电视这个屏幕、这个箱子，究竟能以怎样的形式传播艺术和思想。现在，我们手中有一个新的文化工具，能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能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不管能让这一切变得更好或更坏。可能会更坏吧——得知人们对惰性、便利和不思辨的需求……但当我这么写的时刻，我发现这件事的对立面也是成立的——人们通常需要复杂性、困难和思辨，而且电视也提供这些内容——用电视独有的方式。这是一个比我们以往讨论任何话题都更加严肃的对话，你意识到了吗？——也因为我看不到你，所以不会为你的脸庞和仪容所分心，所以能直抒胸臆。我甜美的弗雷德丽卡，书写式的文化——而不是电视文化，马上就要被贬谪到博物馆里和满布灰尘的书架上。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电视上，在箱子里，你不用“语言”思维，它需要的思维模式是图像、联想和很多一闪而过的形式。大众害怕的是：电视会被有权势的操纵者所利用，用来控制民众——就像赫胥黎的“唆麻”一样 [2] ——但那不是真正吸引我的。这的确可以实现，但任何有天分的人会因为想要去实现这种控制欲而感到无聊——当然，我说的是科学家们，而不是政治家们，科学家都有单纯的灵魂。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新的思维模式将会改变我们头脑中的微小分子，改变这些微小分子所能做的和不能做的——即使是莎士比亚、康德、歌德，甚至还有维特根斯坦都会觉得我这兴趣是既陈腐又艰难——无论结果是更好还是更坏，弗雷德丽卡，我都不做任何判断。
我原本不想谈论这个议题。我本打算对着一股余烬，写一封壮丽恢宏的信，信上说：回到我们身边来，来看看我们，来谈天说地!电视上有一个猜文学语录的游戏节目要开始录制试播的第一集——就像往常一样，他们想要找一个哪怕只知道任何一点语录的女人，但简直找破了头也找不到——你看，你虽然不是个非常有名的作家或名人，但你很有急智，长相又能登上台面，更是满腹才学——所以，如果你哪天突然想起要来伦敦待一阵子——给我个电话，我认识那个制作人。
我还听说你有了一个儿子。这是多大的一个责任啊!我可不确定我能担此重任。
照顾好自己。写信给我。语言目前依然是个有效的交流方式。
向你致以爱与敬意
威尔基
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我最近才听说你有了一个儿子，所以尽管这封信来迟，还是要祝贺你，希望你过得开心——你之前在我们中间，消失得太突然。我常常想起你，也真的希望你过得开心。
至于我呢，我现在在教育电视台工作，从不同的戏剧表演中截取小片段做成节目，并做出分析。这不是一个全然令人满足的工作，因为仅凭这些小片段是无法真正理解一部完整的戏剧作品的；连教的这一部分也不能让我满足，因为我根本看不到我教的那些孩子，但我的生活已经足够愉快了。我的同事和我所遇到的戏剧演员们都认同我的工作，所以，我能持续下去。我目前并不负责编剧，尽管我偶有一两个不错的点子，对电视节目或剧场来说可能都有用。
对我而言，最近发生在我身上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受邀成为由政府成立的咨询委员会的一员，对语言教学进行调查研究。我们开过第一次会议——我们的委员会主席是位人类学家，看起来挺明事理的，他基本上是一个集所有善心人士于一体的一个人——他拥有老师、语言学家、写作者、广播员、犯罪心理学家、物理学家等各种身份。我们制订了一份探访各所学校和学院的繁重计划，已经有许多文件陆陆续续送到我们手上，等待我们的深入研究。我还给你父亲写过一封信，请他提供一些意见。他是我曾共事过或结识过的最好的教师。还有，他既有脚踏实地的实践性，也保持着高尚的理想，我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北约克大学的副校长威基诺浦，也在委员会中，尽管他不是主席——但他是个文法学者，我猜测他给人一种太过有“先人之见”的印象，所以应该没办法把不同的意见整合到一起。
如果能收到你的近况，我会非常开心，当然还有你先生和你儿子的近况。我看我这封信写得相当生硬，但你会带着一如既往的敏锐度，读完我的信。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亚历山大
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请原谅这封突如其来、让你一头雾水的来信，毕竟时间已过了这么久。我最近在北部——你可能已经听说了，玛丽发生了一个意外，一个相当严重的意外，但她现在已经安然无恙了，也重回校园，表面上看起来挺开心的。也可能你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你失联了许久，我也一样。这就是我写信给你的原因。我和你父亲一直有交谈，我想他会很愿意收到你的来信——这只是典型牧师的说法，其实他很受伤，很沮丧，他特别想得到你的消息，但是他的自尊不允许他这么说。我对写信不在行——在你面前尤其如此，因为对你来说，写是你的第二本能。你父亲很赏脸地告诉我说他觉得我们俩很像(说的是你父亲和我很像)——全世界只有你能参透这句话中的滑稽和讽刺，因此我才说给你听。我没有对他反驳些什么，因为他说得也有点对。但真正像他的人其实是你，是你啊，弗雷德丽卡，他也知道这一点，而且他不再年轻了。原谅我这么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归咎于像我职业习惯似的干预行为又发作了——但是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对你母亲提及此事——她有着一颗包容又隐秘的灵魂——所以我才跟你父亲一直对话。这对我们来说都是让人惊讶的。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动态。我还在那个“地窖”里工作。我的工作是把人们从边缘拉回来——听起来很有戏剧性，但真的也是这样——尽管那些人不见得会因为孤注一掷而过得多么好，当然也不一定就过得糟。这是一种好笑的专业工作。但适合我，当我看到人们在路上放声高歌，显得怪里怪气，那同时让我意识到我也是古怪的。
照顾好你那漂亮的儿子，弗雷德丽卡(我看到你寄给你父母亲的照片了)。我对我儿子是疏于照看的，我已经知道我会用余生来后悔这件事。我期盼我们能再次见面，我更希望我是因为足够了解你，而觉得你会原谅我这种干涉的行径——不管怎样，我希望能获得你的理解。牧师似乎又在说话了。上帝保佑你。
爱你
丹尼尔
奈杰尔看着弗雷德丽卡打开这些信，一封接着一封。她读的时候时常抬起头来看他，发现他也在看她。她读了艾伦的，读了托尼的，读了埃德蒙·威尔基的，读了亚历山大的和丹尼尔的，而他带着一股充满监视性的岿然不动又阴沉神秘的安静，坐在桌子另一端。秋日阳光落在白色桌布和银汤匙上，而深色皮肤的男人专注地看着女人。这些信带来了老朋友们生动又形象的“魅影”，艾伦无声的微笑，亚历山大逐渐褪色的风采，托尼别扭的幽默感，丹尼尔和弗雷德丽卡父亲那种似是而非的连接性。他们无一不在提醒着弗雷德丽卡，让她想起自己以前是怎样的一个人——好辩的、激昂的、糊涂的、聪颖的。当她私下里重读着这些信的时候——“私下”是指她的浴室，浴室的窗户上雕饰着曳地的茉莉花叶和向上攀爬的爬山虎的纹路——文字的生命力和信件书写者一闪而逝的影迹，也不期然地引致那个深色监视者的出现。他比那些寄信的人都更真切。她确记着他的肩胛、他的腹部、他的喉咙和他深色的阳具。她想起了他的阳具，在她读威尔基、艾伦、托尼的信时，她边读边舔舐着自己的泪。他比他们都更真切，她却比以往的自己虚幻了一些。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回复这些信笺，也不知道是否能把回信放在大厅中那只中式大碗里，然后被拿走，寄出去。事实上，她先写过回信，又全部撕掉；后来另写了一些回信，再全部撕掉。她很害怕。她安排好自己的日程，与奥利芙、罗萨琳德在市集日去史派森德镇。在那儿她买了一沓明信片，先写好地址和姓名，在所有明信片上写了简短的几句话：“收到你的来信真好。我会很快回信。f。” [3] 她没有丹尼尔的地址，但她记得丹尼尔工作的那个教堂的名字，就把地址写为那个教堂的地下室。奥利芙和罗萨琳德看着她寄出那些印着山峦、河堤与夏日原野的卡片。她故意在她们面前扇了扇那些明信片，好让她们看到她写的字有多么零星。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必要这么做。
奈杰尔这次在布兰大宅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弗雷德丽卡和他有过不错的日子。他们带着利奥在山坡上野餐，带利奥看鹿和獾所留下的痕迹。她和奈杰尔还谈论过利奥。后来，弗雷德丽卡不太记得他们又谈了些什么。她只记得他的手放在她的手上，而她的手则放在凤尾草上，那是一种幸福感，她记得他们两人的身体在地毯上伸展着，只有狂乱的、秘密的精神活动在她自己的头脑里进行着。她打算在他离开的时候才继续回复她收到的那些信，但他没离开。
他手上拿着的又一封信是一封装在平淡无奇的棕色信封中的信，用打印的方式标示着：“奈杰尔·瑞佛的夫人收”。他是在她就要打开信的时候，把那封信抓过来的，他边伸手，边说：“把那封信给我。”她递给了他，他读完信，又还给了她；那是一封她母校剑桥寄来的一封参加纪念晚宴的寻常邀请信，信上写着：“请告知您想和哪些旧同学就近入座。”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她质问他。
“我想你可能会筹划某些事情。我想你可能会将之前说过的回到那个老地方的计划付诸实施。我看我是想错了。”他并没有补加一句“抱歉”——那句抱歉似乎勉强悬浮于空气中。
“也许我真会那么做。”
“我看你可做不成。”
“我可以——如果我真想那么做。我可以来来回回。在那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只要妥善安排就行。反正你也是来来去去啊。”
“那也是你所不能那么做的一个原因。”
“你凭什么这样说，这不公平。”
“我想不出我不能这样说的原因。你许下过承诺。你知道你做过些什么。”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我还以为你挺聪明的。你不应该结了婚，然后一走了之，就像你没结婚一样。”
“即使结了婚也不意味着要在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本性。”
“可能吧，但你却应该改变，而你没变。我不准许你离开这里，就当利奥和我不存在似的。你没有理由这么做。”
“你不能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为什么不能？”
最终，他还是被通知得走。他舅舅休伯特从突尼斯打电话来叫他走。奈杰尔开始准备去阿姆斯特丹的行李。弗雷德丽卡却郁闷地发现，自己为他又将离家而感到受伤和低落。她想不明白自己这种心绪是因为会想念他，还是气恼他有这种说走就走的自主权，而她却没有，又或者是他可以兴冲冲地离开她。婚姻在它自己的弹性牢笼里带有固有的一部分情绪，但这部分情绪却不真正属于那些身在婚姻中的任何一方。她想：“我不会愚蠢到再结一次婚。”过后又觉得这么想其实更愚蠢，她明明身处一段婚姻中。
她看到奈杰尔在他们两人的卧室里读着她的信，这正好是他要走的前一天。他坐在他们的床上，一手拿着威尔基的信，一手拿着托尼的信。
“我只是想确定，”他说，带着他早已聚集好的精力充沛的镇定，“确定你不会有任何计划。”
弗雷德丽卡在门口静静站着。
“那我有任何计划吗？”她说，她用了一种和在此情形下不相称的讽刺和戏谑的口吻。
“我不喜欢你的朋友们，”他说，“我不喜欢这些人。”
“他们这些信不是写给你的。”弗雷德丽卡说道，探究着他的脸色。
“你简直就是个贱人，你就是，”他说，以一种和开始一样泰然自若的口吻，“就是个愚蠢的贱人。”
弗雷德丽卡曾经拥有像她父亲一般的狂暴能量。她继续在门口多站了一会儿，因手指和肝胆间的怒气而感到刺痛，于是终于忍不住咆哮起来。她在气势上和速度上压过了奈杰尔，抢回了信——丹尼尔的已经有点撕裂。她又说了在那些相似场景中总是说的话，说她不可以被如此对待，说她一刻也待不下去，说她要走了，现在就走。她打开了衣橱，把衣服往地毯上丢。她又找到一只旧皮箱，开始把各种东西往箱子里面塞，一边大哭一边尖叫。她的信、一件睡衣、一把牙刷、一件胸罩、一件毛衣；她泪如泉涌，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这些东西也得带走：书、她写的信，这些都太重了，也太多了，一想到重量，又引发了她新一波眼泪的喷流。“我要走，我要走，我一刻也不能留!”她拼命叫喊，塞着东西，任何东西，包括奈杰尔买给她的但她从来没穿过的黑色丝质内裤，杂乱无章地被扔进那只皮箱里。肾上腺素的释放，对她来讲是一种发泄和刺激。奈杰尔来到她背后，一把抓住她后颈上披散着的红发，给了她一记猛烈又专业的扭转。那种剧痛令人难以忍受。弗雷德丽卡听到她颈项中不同骨头的碎裂和移位。她想到了：“他把她杀死了!”她停止了对代词精妙使用的惊叹，看了自己依然还活着，依然拥有自己的知觉，体尝到了疼痛。
“愚蠢的贱人!”奈杰尔又说了一次，并给了她一阵殴打——他用的是膝盖？还是用他没用到的手肘？——就在她后背上的一小块区域，用极轻微的力道，再一次造成了她巨大的痛感。弗雷德丽卡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起过肢体冲突。她们家里的孩子都叫人惊讶地温和；她父亲的怒气只能导致家具的毁坏和书籍的焚烧，绝不会伤及人体。她所就读过的学校都是受人尊敬的，并且她牙尖嘴利，她不是那种会沦落为受害者的孩子。这是第一次。奈杰尔的胳膊绕在她脸上。他喘着粗气。她张开嘴想要呼吸，却只吸入了滚烫的布料。她的舌头碰到了布绒，她扭转着头，她的鼻尖划过他衬衫袖口的棉布，然后划过了他的皮肤，那是她非常熟悉的皮肤，那也是此刻因暴怒而产生了刺鼻气息的皮肤。她用力将牙齿往那块皮肤中深陷了进去。她尝到了血腥。她没办法关闭自己大脑中管理自我嘲笑的“审查机制”，尽管，她，作为弗雷德丽卡，必须做“咬人”这么下作的事情。
“贱人!”奈杰尔又骂她了，用他空出来的拳头朝她的肋骨处撞去。弗雷德丽卡喘不过气来。她把头扭了又扭，在痛苦和难以置信中呻吟着，闭紧了牙齿，几乎是在咬啮着，制造出相当大量的血液，充斥了她的口腔。“贱人会咬人。”她在窒息中默念，正当血液在她齿缝间流动，她竟然能抽出一刻对吸血鬼产生了好奇。然后她前倾倒下，松软无力，失去了生气，像一摊死肉——这是书中教的最古老的伎俩，她的脑袋给自己解释着步骤。这奏效了!奈杰尔终于放手了，站起来看着她的躯体，弗雷德丽卡用尽全力，狠狠地踢了他的腿，导致他失去平衡。他半身倒在床上，半身撑在地上，这时，弗雷德丽卡，权衡了她毁损的脊柱所残存的力量，踉跄地直起了双腿，几乎从他身前把自己扔进了浴室，紧接着锁了门。
冲水马桶旁边堆了一小摞诗集。弗雷德丽卡喜欢坐在上面，读诗背书，让这些重要的诗句活起来。有叶芝、有马拉梅，还有拉斐尔·费伯，还有莎士比亚。弗雷德丽卡坐在马桶盖上，打开了莎士比亚。她发现她完全看不到书上的字——空气似乎在闪光，她眼前像蒙上了一层清晰的罂粟花色的红纱。她冥思似的舔着自己唇上和嘴里的血——盐味、金属味和其他东西的味道，她觉得那是人生、盐和金属混合的味道。她抖个不停，以至于无法站起来去漱口。她的牙也很痛，好像在牙龈里松动着。她用一种捧书学习的姿势坐在那儿，举着莎士比亚，呼吸着、嗅着浴室里的空气——体味、水汽、香水残渍、漂白水的隐约的刺激气味，还有，血。
先是一阵静寂，再是浴室外拖着脚走的声音。奈杰尔正朝着浴室踱步过来。她等待着。突然，传来一阵猛烈又可怕的爆响：他正在用一个很重的工具猛击着浴室的门，并高声咒骂着。浴室门很结实，这座房子很结实。这座房子以前没有这么多浴室，但扩建起来的浴室都被装上了很结实、坚硬的门。弗雷德丽卡坐在里面，举着莎士比亚，什么也不说。她想不出该做些什么。她是那种会因为无能为力和迟疑不决而感到痛苦的生物。这种情况持续了一阵子，弗雷德丽卡思考起这栋房子里其他的栖居者，好奇他们会怎么想，或者，他们会怎么做。她觉得奥利芙、罗萨琳德和皮皮·玛姆特会把她们的头钻进被褥里头，塞住耳朵。她又想到了利奥，她明明尽量不去想到他。利奥会听到吗？会不会害怕？会埋怨谁？现在她第一次同时感觉到两件事：一是她自己的愧疚，二是她对奈杰尔确凿的恨意，她都一起感受着。
砸门声停止得像开始时一样急促。她在等待着一句问讯：“弗雷德丽卡？”但什么也没等到。这道门太厚实了，她听不清楚外面到底发生着什么事。拖脚走路、磨蹭、一声碰撞。安静。很安静。她读着莎士比亚，发现自己竟然让奈杰尔翻开过《无事生非》：
本尼狄克：世上万事万物，没有什么如你那般值得我爱。很奇怪，不是吗？
碧翠丝：就像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一样奇怪，我也可以说没有什么如你那般值得我爱，但是别相信我，可是我也没有说假话。
弗雷德丽卡，十二岁时瘦骨嶙峋、满脸雀斑；弗雷德丽卡，十七岁时棱角分明、哗众取宠；弗雷德丽卡，二十岁时在剑桥里被年轻男子包围，但她头脑里有着爱情的样子，对某种必然性怀着美满的、诗意的认定。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爱情，难道这只是一个危险的想法？外面响起了一阵鼻息声，浴室也慢慢暗了下来。浴室门的下端没有安装灯线。浴室里黑了，很黑。她既看不清莎士比亚，也看不到自己的脚。这是在乡村，路上没有街灯，窗外也是一片黑暗。她听得到自己的呼吸，某处有一滴水的坠落。浴室门外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带着急切的满足感：“你现在还能做些什么？”
她没有回答。
“你现在可没办法在那儿一连待上几个小时读书了，你能吗？快出来吧。”
她说不出话。她把下巴靠在自己的双膝上，把莎士比亚蜷在她身体中。
“我不能等了。我没办法坐在这儿等你。”浴室外的声音说。
她踮着脚走近浴室门，透过锁眼对外面说：“你会吓着利奥的。”
“那又是谁的错？是你这个贱人，你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生下他。”
她像在浴室门口被重新充了电。弗雷德丽卡又退回去了。她的视力已经习惯了黑暗。窗户很小，扭扭捏捏的方形，透着午夜的蓝黑色。她看得到茉莉的细叶和蔓生叶片的影迹。她看得到一两颗星星，隔着窗玻璃像小针孔一样，那些不知名的星星，孤零零地散落在天幕一隅。
她在黑暗中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弗雷德丽卡想起了丹尼尔的信和他所提及的比尔口中那番认为自己和丹尼尔很相像的说法。她此时的境遇更让她感怀童年的情景，因为她的童年就是在发怒的咆哮、在暴风雨般的恶言谩骂中、在软弱的委曲求全中度过的。她以为在自己嫁给奈杰尔的好处中，至少有一项是因为她觉得奈杰尔身上有那种克制的冷静，而这与她父亲比尔的滔天怒火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但她现在，竟身处这番田地，被关在浴室里，苦等风暴平息。斯蒂芬妮也是违背了比尔的意愿，嫁给了与比尔“完全相反”的丹尼尔。丹尼尔说得也对，他是像比尔的。命运总是骤然降临，出其不意在你后脑勺给你一击，弗雷德丽卡悔恨地思索着，轻探了自己酸痛的后颈和腰部的神经。必须加以必要的修正——比尔的确多话，但他不伤人；奈杰尔只愿意不断重复着一个或几个字，并且伤人很重。利奥是个能言善道的小孩儿，大概他不需要以武力伤人。一想到利奥，她又忍不住啜泣起来。她从头脑中以微观的方式看待她自己的存在与行为。“她在啜泣。”啜泣——这是一个很好的几乎可以拟声的词。眼泪从她鼻子上滚下来。
“我可以进来吗，弗雷德丽卡？我不会伤害你，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如果说话的人是比尔，那么这将是一个转捩点。但不管怎样，她已经筋疲力尽了，也悲观地相信起宿命来。她在阴暗中把钥匙插进锁眼里，又退到后面。他缓慢地走了进来，顺着墙壁摸黑寻找着路线。他用弗雷德丽卡的棉质衬裙包扎在自己被咬伤的那只手上，也就是他的左手。他把他的另一只手——右手，放在她前胸，他的手跟她的胸一样烫，但他的手是沉重的，她的胸是刺痛的。
“你还是一个贱人。”他说。他的声音因混合了一些无以名状的情绪而沙哑着，但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我说得对吧？一个彻头彻尾的贱人，我早就该知道，你看你把我的手弄成什么样儿了？”
“我看不到，你应该把灯都打开，不管你是弄断了保险丝，还是干扰了总输电线。万一，万一有人醒了要起来。”
她在悄声低语。
“你快跟我出来吧，我不想再看你做傻事了。”
“我也没心情做傻事了。”
“跟我出来。”
他把手绕在她的腕上。他们搀扶着、挨着墙，走出了这黑暗的房间，脚步极轻地旋过楼梯口，在熟悉的阶梯上小心翼翼地落脚。保险丝盒在后厨房的一个保险箱里。奈杰尔松开了弗雷德丽卡，才能去够到总电闸，他发出一声铁质的粗气或鼻息，才把总电闸拉了下来。幽暗长廊左侧的一束灯光，唰地点亮了门道。房子里鸦雀无声。奈杰尔拍了拍弗雷德丽卡的屁股，像人在鼓励一匹母马一般。“好了吧？”他说。
他们比来时更快地返回了他们的卧室，卧室像刚才一样，只亮着桌灯和阅读灯。真是一个可怕的场景。床上扔满了弗雷德丽卡那些原本装着乳液和蜜粉的瓶瓶罐罐，但都空了——多数是礼物，弗雷德丽卡最喜欢用的“香水”是强生的婴儿爽身粉。地板上散布着砸烂的椅子腿。那些砸烂的椅子横七竖八，像死掉的动物，被截肢后凭空放着。镜子被恐怖地粉碎了，连窗帘也溅上了血，还有床罩和床褥也壮观地遭此厄运。弗雷德丽卡惦记着威尔基的信，像惦记着自己处女膜破裂那般难忘。她极快地说了一句话，试图转移奈杰尔的注意力，以防奈杰尔也想起那封信。
“简直像谋杀现场。”
“看上去真是挺糟的。”他语气中带着骄傲，又有一点适度的尴尬。
“我不会睡在这里，我去另找个地方睡。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该把这里清理一下？”
“当然不了。为什么？他们可以清理，我们花钱请他们来清理的。我们去找个别的房间来睡。我们可以去睡你那张旧床，就是你以前睡的那张。我晚上也常常窝在那儿陪你睡。”
弗雷德丽卡很想说她想要单独睡。但她太累了，也急需睡眠，又害怕——尽管她不想承认，但她害怕自己像很多时候的很多女人一样，随时准备好到自己害怕的男人那里索取慰藉。他们二人静悄悄穿过长廊，溜进了弗雷德丽卡从前睡过的客房，床上罩着一个防尘套，奈杰尔把防尘套扯到地板上，上面沾染了他的血。他们做爱了。他灵巧又温和，又在枕头上留下了他的血迹，她隔天早上才看到。她脊椎上的伤痛让她难以高潮，有那么一两次她想放弃算了，或者伪装，但奈杰尔坚持不懈，他等她，他触碰她最私密的部位，他在她耳边哼唱着没有语言的歌，终于，好不容易，万幸地，她高潮了，她叫了出来，她的声音和身体一齐颤抖。奈杰尔说：“就这样，没事了。”没有意义的短语却承载着很多意义。
漆黑夜里，躺在他身边，弗雷德丽卡说：“你伤害了我，伤得很重。”
“我要是想的话，可以杀了你。我服役时，在突击队里学过徒手格斗。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轻而易举地，你还没注意到，就已经被我杀了。”
弗雷德丽卡沉思着他的话。
“你是说我该为没有意外被你杀掉而感到庆幸吗？”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不是，别傻了。我只是学过怎么找到人的疼痛点。”
“所以那是一句警告还是一句道歉？”
“都是吧，你不觉得吗？我想我们还是不要说话了，说话让事情变得更糟。就睡过去，让它过去。刚才，你很喜欢吧？喜欢我们刚才做的，不是吗？你很开心，对不对？”
“是的，不过……”
“我都已经说了，别再说了。你是一个啰里啰唆的愚笨贱人，弗雷德丽卡。说话很伤人。”他把他的手，温暖、坚实、亲切的手，放在她两腿间的三角地带，“相信我，睡去吧。”
第二天，来了一个女人，站在楼梯平台上清刷壁纸上的血渍。皮皮·玛姆特带来一个开厢型货车的男人，把碎烂的椅子运走了。房间里换上了新的床单和窗帘，那些空了的瓶子被摆回原来的位置。奈杰尔又要离家出差去了，他吻了弗雷德丽卡、利奥，利奥像个巨大的乌贼一样，缠在奈杰尔脖子上。“要乖一点，”奈杰尔对他们两人说，“我会打电话给你们的，要乖一点。”
奥利芙和罗萨琳德都不跟弗雷德丽卡说话。反正是那种在餐桌上重复进行的固定对话，倒是按部就班地发生着。早餐很安静，午餐很“行政”——“我想我得去赫里福德买些种玫瑰的东西，还得剪一剪头发，你想一起来吗？”喝茶就以更社交制式的方式举行着，姐妹俩和皮皮·玛姆特尽量尝试着跟弗雷德丽卡聊聊，她们总是把利奥当作话题，下午茶时，利奥也会在；午餐时，他偶尔也和她们一起吃，但通常，他在自己的育婴室里吃午餐。她们讨论利奥的进步，利奥说过的话，还有利奥的马——小黑。如果利奥还坚持做这些事，他以后一定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头会变得很大——她们每每都以这样的结论，来结束这一席对话，而利奥则在一旁把他的手按在眉毛边上。他第一次这么做时，是出于真正的惊恐，因为弗雷德丽卡看得出来，他害怕自己的头骨向外膨胀，但他现在纯粹是为了“做效果”，因为他的姑姑们和皮皮·玛姆特，一定会因为他这个动作而狂笑不止。她们也常常把利奥和他爸爸在儿子这个年纪时相提并论。比较他们俩翻的跟斗，还有怕黑的习性，尖锐度和成长进度。早期，她们尝试着向弗雷德丽卡讲述奈杰尔的童年，好像弗雷德丽卡会因为未曾参与奈杰尔这段黄金年龄充满无尽焦虑似的，也为了弗雷德丽卡不至于过得魂不守舍，就一定得经由这几位代理人，来获取关于奈杰尔的知识。这种对话现在进行得比较少了，但也没有任何活动来接续这类对话。弗雷德丽卡有时候好奇皮皮·玛姆特是真的一直在这里侍奉吗？真的经历过奈杰尔的成长阶段吗？还是说她从这间大宅里的居住者道听途说中吸收到了这些知识呢？问问她不就好了。但弗雷德丽卡没有问，就像这间宅邸里的人从来也不向弗雷德丽卡询问她过往的任何事情一样，不问及她的父母、她的姐姐、她的弟弟、她姐姐的孩子们。弗雷德丽卡偶尔在与利奥成长状况的对比中，谈及她姐姐的孩子们——她谈利奥时，把它当成和自己在玩桌上游戏，每次重复了某些陈词滥调就能获得加分，头奖是那个陈词滥调能以一个极平庸的归纳法，融合奈杰尔、马库斯、利奥和威尔于一体。奥利芙、罗萨琳德姐妹俩和皮皮都知道弗雷德丽卡的观察结果里有一些错误，但却不知道到底错在哪儿，而就像弗雷德丽卡心中明了的一样，那三个人也不是特别在意她的想法。
她觉得那三个人在她不在场时，互相说话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她在紧闭的门后，听到她们一阵热情的低语声，她们有紧张的语气、坚持的语气、痛苦的语气、欢笑的语气，这些语气是她在她们面前从来没有听过的。
她不想知道她们的事。她跟奥利芙不是一类人，跟罗萨琳德不是，跟皮皮·玛姆特也不是。她们清楚地对她表明这一点，既没有带着残酷的意图，也觉不出来带着善意的必要性，她们只是想把一些事情阐明——她碰巧出现了，奈杰尔碰巧看上了她，她碰巧成为利奥这完美生物存在的必要条件；房子很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她说的话不多，她感觉自己有点虚弱，的确，也有点懦弱。她们都各自为政，不过如果她需要有人帮她跑个腿，找个医生，寄个信什么的，她们都随时准备好了似的，太过乐于帮忙——也只是“太过乐于帮忙”罢了。帮助她适应、融入布兰大宅的生活方式，帮助她取悦奈杰尔和利奥。但她却无法为她们提供任何帮助——可能除了一件事，就是别碍手碍脚，这也正是她在做的，但她们可能并不欣赏她这种不碍手碍脚的做派。
在婚姻的初期，她和奈杰尔都把布兰大宅当作一个蜜月度假胜地。他们手牵着手攀爬着通向卧室的楼梯，每时每刻都牵着手，咖啡时光、正午、下午茶时间和晚上。弗雷德丽卡记得，他们在递茶杯时，在倒葡萄酒时，触摸着对方。他们径直从两个姐姐面前穿过，站在楼梯上的皮皮也被他们视而不见，就像她们从不在场似的。此刻的弗雷德丽卡，孤独又脆弱，回想起来，为以前的愚行而羞赧不已，或者是那些她以为被当作愚行的事情——无论从前还是此刻，没有任何人跟她反馈过是否有“愚行”的产生。奈杰尔像是住在他自己宫阙里的“帕夏 [4] ”，她是这么想的，但她不能说。利奥是住在女眷后宫的小男孩。利奥会在八岁左右被送去寄宿学校。他会去念他爸爸念过的学校。
弗雷德丽卡觉得她无法接受利奥被送去宿舍里，跟一群男孩子同睡。她曾经看过那些住宿的男孩子哭，这一点也不好。
弗雷德丽卡觉得等利奥走了之后，她自己也可以走了。
弗雷德丽卡觉得当利奥八岁时，她都已经三十二岁了，她的人生基本上算结束了吧。
她遇到奥利芙和罗萨琳德时，她们俩像是一体的，但她们并不是双胞胎。奥利芙比罗萨琳德年长，但大不了几岁。她们都比奈杰尔年纪大，大了五六岁的样子，也可能是七岁——反正，弗雷德丽卡没问过，当然也没被主动告知过。这意味着她们俩都在三十岁左右，她们自己肯定也想过嫁人这回事，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们要嫁人。不过，她们已然嫁给了布兰大宅。她们从不争吵，甚至连姐妹间的小口角也没有过，这让弗雷德丽卡惊奇而疑惑。尽管连她自己也不相信，弗雷德丽卡却给自己讲述了一段关于奥利芙和罗萨琳德两姐妹的很长的故事，她们曾经斗到要死——抢过同一个男人，也因为在姐妹中一个人有焦急离开的渴望而发生争执，那个人渴望去做点别的事，比如去开拉力赛车，去医院里当护士，去考一个关于家禽饲养的学位，去乘坐一艘希腊游轮——弗雷德丽卡的想象力瓦解得极快——在她杜撰的故事里，姐妹俩两败俱伤，也产生了恐惧，因此，姐妹俩答应彼此永远都不要再有分歧。她幻想出的这个故事根本无凭无据，但有真凭实据的是，即使在没人看她们时，姐妹两人的脸也像是各戴着一副郁卒的闷闷不乐的表情面具那样。像奈杰尔一样，她们两条明确的、实心的、棒状的、深色的眉毛之下，是和眉毛相距“遥远”的、巨大的、凹陷的、深邃的眼窝。奈杰尔的胡须很浓密，每天要刮两次胡子——沿着他的长脸，从下巴到颧骨那片贝蓝色的须根阴影，是他的魅力点之一。他们姐弟三人都有着能垂下大片阴影的上唇。奥利芙和罗萨琳德的头发剪得整齐，一丝也不会翘起来，但其他部分的毛发——她们的粗花呢衣服，她们健美的、密布黑毛的腿，甚至她们的嘴唇上方，都是毛茸茸的。她们看起来不高兴时并不代表她们真的不高兴。奈杰尔在最尽兴地自娱自乐的时候，显现的竟会是极其阴郁的样子。这就是他们脸孔固定的神情。利奥遗传了他们庄严的双眼，但形状像易变的几何图形。
姐妹们有她们的社交生活，其中并不包括弗雷德丽卡。她去过郡上的一两场公共表演，那些飞身跳跃的戏码、马鬃和皮革的气味，都让她挺享受的。她也学会了骑马，她用自己的方式骑着，她享受着骑马——她曾以为置身于这个异度空间般的世界中，会充满无限惊喜，但只有骑马这一部分，最接近她对惊喜的预设。她喜欢和奈杰尔一起骑马，她喜欢策马漫步草叶沾着露珠的草原，她喜欢看奈杰尔匀整的身体前屈靠向飘扬的马鬃，骑在她的前面——这动作中有一种即时性，让她立刻兴奋起来。她喜欢朝着地平线猛冲。但和奥利芙、罗萨琳德一起骑马，却并不是那么奔放的。她们喜欢彼此陪伴、漫无目的地骑着马，让马快步小跑；另外，她们喜欢打猎，这是弗雷德丽卡不想去尝试的，但她们姐妹俩几乎是无视般地鄙薄着她——“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乎你认为什么是对的？”弗雷德丽卡的骑友来来去去，因为各家各户开着路虎车来来去去。一个叫作佩姬·格里辛尔的女人，一位优雅又容易紧张的女士，带着袭人的马华丽香水味，曾尝试着要与弗雷德丽卡结为朋友。佩姬·格里辛尔去过弗雷德丽卡家，和这位新嫁进来的瑞佛太太，一道坐在休息室里。她一坐下，就立即推出了她先生不忠行为的私密话题，仰头灌着掺加了奎宁水的杜松子酒，就像一把正怒放的花束的花朵必须靠着水和阿司匹林才能重注活力一样。然后，她就睡倒在沙发上，皮皮·玛姆特带着私人司机进来，把她扛起来，开车送回家。“我恐怕，这种事总是发生，”皮皮对弗雷德丽卡说，“不管怎样，有些人总是离不开杜松子酒。就算有了杜松子酒疗法，她的反应也不怎么样。一个迷失的灵魂，可怜的佩姬，说起来真可悲。”弗雷德丽卡疑惑，皮皮·玛姆特是不是也经诊断，会成为另一个潜在的迷失的灵魂。
奥利芙和罗萨琳德最牢靠，也是最常被邀请的、最常被征询的朋友，是一个比她们俩年纪小一些的女孩子——爱丽丝·英格利希，娇小、活泼，一整头像开塞钻似的松软银色卷发，一张圆脸的底端是一个极尖的下巴，那张脸很宽阔，上半张脸上是一双很蓝的眼。爱丽丝比瑞佛姐妹有生气得多，在她和弗雷德丽卡见面后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她多次和弗雷德丽卡说：“我们必须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弗雷德丽卡逐渐认清她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爱丽丝竟对奈杰尔抱有企图——尽管弗雷德丽卡一点也不明白，爱丽丝的意图是否有任何站得住脚的依据。至少奈杰尔从来没有提起过爱丽丝·英格利希，但这对他们两人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有没有意思，都构不成证据。爱丽丝·英格利希常常带着一种坚定的得意扬扬，说道：“我知道奈杰尔觉得这样或那样。”比如，实施综合学校教育的危险性，或者是议员们对下议院所撒的谎的荒谬度，又或者是一个廉洁的司法机构存在的重要性。尤其是大选制造出了人们壁垒分明的立场后，她来得更是勤快——她的到来跟当地的保守党委员会有关——她的屡次到访也激发了奈杰尔对自己认定的政治观点的态度更加坚定。弗雷德丽卡在初期爱丽丝坦诚对奈杰尔的感觉时，觉得很有意思。拥有一件别人很渴望的东西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更加确定了别人对你所拥有的东西的渴望，这可真是痛快。但是她对那个新崛起的保守党支持者奈杰尔并不抱同情，如果奈杰尔在场，肯定也会在郡上、在伍斯特市的后街上掀起反抗，阻止那个卑鄙下流的、鬼鬼祟祟的肮脏小人哈罗德·威尔逊 [5] 。爱丽丝知道奈杰尔觉得威尔逊完全不讲原则，完全坏心眼，完全无能。爱丽丝知道奈杰尔觉得威尔逊想要把每个人辛辛苦苦赚来的储蓄都捐给“乞讨者”，好让他们能开心地坐收政府的渔利，好让他们豪奢入住一分钱都不用花的公寓里，好让他们在屋外停着车，好让他们在屋内安装电话——是这样的。爱丽丝甚至知道奈杰尔想让弗雷德丽卡去帮忙劝阻郡上的那些店主，不要再听那个无耻之徒的虚妄奉承——即使奈杰尔从来没跟弗雷德丽卡提起过政治。弗雷德丽卡推测奈杰尔是投票给保守党的——这是他不正当的迷人之处的一部分，像唐璜，像拜伦，有着终极的、不可被接受的罪孽。她还推测出奈杰尔知道弗雷德丽卡是不会也不愿投给保守党的，但最近她也开始好奇起来——奈杰尔是否曾经对她说过任何与爱丽丝所称的“我知道奈杰尔觉得……”有相似之处的话，如果真说过，弗雷德丽卡在嫁给他之前会三思一番，因为他的品位会变得——像爱丽丝一样——完美又完全地不可接受。但是他显得对政治漠不关心。弗雷德丽卡清教徒式的家教，让一种奇怪的效应，作用于她此刻对政治的看法。因为尽管比尔和温妮弗雷德都是忠心的工党党员，出于阶级出身、出于本能，也出于缜密的信念，他们还是以宽容、不盲从世俗、深思熟虑的怀疑论者的传统，把弗雷德丽卡这个女儿教养长大，要求她凡事都多思考几遍，要求她对每件事都看到正反两面。比尔也有着自己的一些执迷，其中一项就是对执迷本身有着相当执迷的排斥反应。所以弗雷德丽卡知道自己对保守党直接的反对本能也是值得深究的，从表象上看，是保守党反同性恋、反黑人的态度。“同性恋者、黑人，和保守派女性一样，都是人类”，弗雷德丽卡明白也坚信这一点。可是，当爱丽丝·英格利希说出“你必须伸出援手，弗雷德丽卡，你必须拥护大众”时，弗雷德丽卡因天性中的厌恶感，觉得恶心，以一种在这个房子里从未听到过的、只属于她自己的声音，回答道：“他们不是我的大众。”她这么想着，也这么说出来了，“并且，我很高兴他们不是，我必须这么说。”
她上楼去了，步履沉重，踏出砰砰的声音。她关上了她卧室的房门，砰的又一声。但任何的“砰砰”又有什么用呢？
她寻找托尼的信，想安慰一下自己。自从他把信都收走，她就再也没有看到她那一沓信；那些信被怒火和泼溅的血弄得污浊了，连写信人知道了都会恐慌。她找到了托尼的信，充满理想主义和机智辩言的信；也找到了丹尼尔的，信中是愧疚感所导致的一场短暂的波涛汹涌。但他说得对。她应该写信给比尔和温妮弗雷德，她却又不能。她担心再过上一遍斯蒂芬妮过世前后的那一段日子。她心里有一部分希冀随着姐姐的死终止了，她的过去，她的家人，每件事，每个人，因为美好的记忆比不好的记忆更令人痛楚。那段充满着动荡情绪的结局，让整件事显得无比骇人；斯蒂芬妮的微笑，斯蒂芬妮的聪慧，斯蒂芬妮懒洋洋的平和宁静，都变成了鬼魅、幽灵和可怖的无形的残像不受控制地骚动在虚空中。丹尼尔说得很对，比尔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不能又因此失去第二个女儿。
她想说她会给比尔写一封真真切切的信，但不是现在——还不是写的时候。她又接着找埃德蒙·威尔基的信，但遍寻不着。她翻遍了所有的东西，就是找不到。那是所有来信中最个人化最出人意料的一封——因为威尔基比起休，不算她的真心朋友，他也比不上艾伦、托尼，也从没爱过弗雷德丽卡，而亚历山大甚至都爱过她。威尔基的信也是唯一一封性感的信，对一个未经批准的读者来说，这是唯一的实在的挑逗。她把她的抽屉倒空了——她装毛衣的抽屉——那是她原本藏这封信的地方。她又翻遍了她的书桌。没有。她很快意识到奈杰尔拿走了威尔基的信。威尔基的信在她脑中灼烧耀眼，变成一件极其重要的物件，就像在梦中找到的一件失踪的东西，能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那样。那想法刺激她看到这样的情景：在斯卡伯勒北约克大学“进化楼”，一张床上满是血迹。她也重新经历了一次被殴打脊椎和头发被撕扯的疼痛感。她充满了痛恨。她把奈杰尔视为一件危险和可憎的事物，她因这些感觉而自惭形秽，她因自己而恶心。
晚上的时候，她开始在奈杰尔的私密地点搜索。过去她从来没有打开过他的抽屉，从来没有碰过他那一沓堆放着的文件。他的文件全都是经年不动、蒙着灰尘的，像是一辈子也没碰过，她自己的也是。现在她开始碰那些纸了——在奈杰尔抽屉柜的最上层——她在做一件很无谓又愚蠢的事情，奈杰尔会拿了威尔基的信，把它塞到自己的账单和银行结算单里吗？她又搜索起奈杰尔装袜子的抽屉，像一棵结着整齐的黑色果实的苹果树，接着是奈杰尔的衬衫、内裤——都收纳整洁，纤尘不染，平淡无奇。她还把衣橱里奈杰尔的夹克衫都浏览了一遍，掏出内衬的口袋里每一个弄皱了的信封，只要信封上写着“奈杰尔”，她都检查了一遍，良心不安地尽量不去读信封里信件的任何一个字，就好像这种无心刺探的行为能够保护她自己的隐私权一样。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回原位，甚至包括一个还没拆开的保险套，她也将它塞回一个棕色的信封里。奈杰尔的衣橱里有好几个上锁的箱子和手提箱。她直视着这些箱子，整个人还被黑色肿胀的恨意控制着，她重新从奈杰尔内衣抽屉的底端找到那个装满钥匙的一只雪茄盒子。这在她眼里看起来像是一个精明小男人把担心会弄丢、会消失和会忘记的所有东西的钥匙，放在一起的地方，就算别的钥匙都不见了，只要这个雪茄盒里的钥匙还在就行。这些钥匙是缝纫机钥匙、旧珠宝盒钥匙、写了五年才写完一整本但最后由于太尴尬而扔到一边不敢再读的日记本钥匙等诸多女性钥匙的男性版本。她把雪茄盒从那个很深的抽屉里取出来，用不同的钥匙去试验不同的箱子。一个相当大的手提箱很轻易就被攻陷了，而且是被一把看起来很简单的钥匙打开的，开箱后，传出一阵腐坏的臭气，像来自融化了的乳酪。原来那里面装着的是卷成一团的一看就知道没洗过的橄榄球衣，什么颜色都有，橘色的和黑色的，深紫色的和猩红色的。还有她觉得是沾染了旧时尘土的成捆的袜子，20世纪50年代的液体，甚至，那个年代的蛋糕屑——她从来不知道奈杰尔玩过英式橄榄球。她赶快把这只手提箱锁上了，但打开这只手提箱极大鼓舞了她，所以尽管遇到了几次失败，她还是坚持不懈，这是一种带有美妙快感的暴行实施，一种得到了正当性辩护的暴行。她打开了另一只箱子——应该是一个档案箱——装了大量的学校照片，五岁的奈杰尔、九岁的奈杰尔、戴草帽穿西装外套的奈杰尔，站在一排排目不转睛、目光如初星、嘴唇坚毅丰盈的年轻男子中间的面色黝黑的奈杰尔。然后，一只非常小巧的、构造相当繁复而且有些厚度的钥匙——这只钥匙绝不是那种随心所欲打造出来又大批量复制过的钥匙的其中一只，它很特别，是有一丛尖利细齿的桶状钥匙，打开的是一只巨大并且古旧的文件箱，就像“财政预算发表日”当天，财政部长挥舞炫耀的那只文件箱一样。
她仍没有发现威尔基的信，但她发现了一些收藏好的杂志和照片。“你也知道就是那些东西。”一个男人常常对另一个男人说，或者一个女人常常对另一个女人说。然后点头示意，是一种世故的心照不宣。这么多肉体，在这种肌肉上如此程度的拉伸，这么多球体，这么干净、丝滑、桃色的皮肉上又裹着这么一层晃眼的高光，这么阴湿的洞穴竟然敞得这么开，这么闪亮的尖头，这么白如珍珠的牙齿在接近、在吞咽，这么紫的像抽芽似的血管，这么多的物件，这么多的捆缚，这么不真实的扭曲发生在这么不可能压缩的却像橡胶一样的身体上，这么光滑的噘着的唇，这么肿胀的充血，这么多泪，这么多恐惧，这么多纵情欢乐，每样都面面俱到。这么多富有创造力的角度，一个阴蒂，一个肛门，一个龟头，一个小舌，一个这样的或那样的、流质的或硬实的事物的串联。一本叫作《我的坏坏的小小的床头书》，另一本叫作《调皮女孩们所受的真实惩罚》。人的身体并不是无限度地五花八门，但它五花八门的程度确实是要比这些图片中所展示的一系列姿势、情态和身体部位要高得多。人的色情想象似乎在严格的条框范围中边受制边努力工作。扣锁、链条、皮鞭、尖锥、笼子、皮靴——自从中世纪的刑讯室被修好了以后，一切没有太多变化，除了橡胶的发明问世，这制造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装饰品和人类习惯。如果你要问弗雷德丽卡这些东西会不会造成伤害，或者是否应该被禁用，她会给你一个正统的答案，一个适用于任何忠告式专栏的正统的答案——“不，它们没害处，它们有娱乐功能，如果人们喜欢它们，它们就是有用的。”但看了这些赤裸裸的屁股、这母猪一般的乳房、这张成球形的嘴巴，她自己的身体反应让她十分措手不及。她很快想到了自己，想到她在暗影里的乐趣——她思考：在这种程度上她对这些照片的反应是色情的——她回想：当他在……当我在……当我们一起在……在他的头脑里他看到……她恶心起来了，她知道已经看见的不能当作没看见，她知道这一点也不重要，她也知道这暗光中一闪而过的性幻想，已经令所有事情改变了。就像在劈裂的树杈细枝中，竟找到了粗重的树桩，她五体投地、疯狂地告诉自己：“我没办法假装自己没看见。有的人会被吸引，有的人会被击退，我是被击退的那个。”这也不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吸引力隐藏于厌恶感之下，像带有一些模糊的气味，这我都明白——也不止这一点，全部的事情，都简单到可怕的程度，像露天游乐场上的玩具娃娃，这是有辱人格的。不管我善良的、自由主义的头脑如何避免那个评判意味重的词，这始终是有辱人格的、肮脏下流的，那所有的粉红色的、橘红色的、明晃晃的怒放的肤肉。
她想过要不要点起篝火烧书，这让她回忆起她父亲在她的童年里也点燃过篝火，焚烧了她谨慎隐藏好的秘宝——《少女的水晶》。可怜的比尔，他怎么能将《少女的水晶》与她眼前这番恶心的叙事画面，或者与对水晶的病态狂热所相提并论？她也无法回答。她自己的性爱想象总是发生在文字之后，总是取材于没有被言语文字说出来的部分；在她明确知道男人和女人在一起都做些什么之前，她想象的是伊丽莎白·班内特和达西最终裸裎相见 [6] ，她也想象过罗彻斯特先生 [7] ，但罗彻斯特先生带来的是舒适的带有保护感的兴奋，还有一种爱的表情，对“她”的爱，简·弗雷德丽卡，或者是弗雷德丽卡·简，那个被爱的女人。
“如果你把手指放到其中一个丰满的乳房上，”她对自己说，“那乳房会像气球一样把你的手指弹开，搞不好还带着一阵哼唧，或金属般砰的一声。”
她终于锁起了这只档案箱，把它放回原来发现它的地方。
在她自己的睡袍口袋里，她找到了威尔基的信。
当然要说并不是她把信放在那儿的，也有可能。她的确记不得曾这样做过。
弗雷德丽卡、奥利芙、罗萨琳德、皮皮和利奥一起乘坐着路虎车去史派森德镇。她说她想搭这趟便车，在一定程度上，她确有此意——她想要离开布兰大宅透透气——她同时也想打几通私人电话，但并不知道要打给谁；她已经沮丧到无力承受威尔基的尖锐了。史派森德镇是一个小型的市集镇，小镇的一端被牛栏和褪色的混凝土场院占据。另一端却是美的，有一家小客栈，叫作红龙——沿着小客栈是一条宽阔长街，开设着旧式杂货店、烘焙房、肉店、糖果店，和一间镶着厚防护玻璃罩的男性服饰用品店，还有一间看起来更摩登一点的店，卖的是老派物件——当地的手工陶器，家庭自制果酱和腌菜，还附设一个把药装在彩色瓶子里卖的药房。主路还分出一些支路，沿路上是红砖的乔治王朝风格的房屋，支路再上端是一幢幢低矮小屋，其中一些拥有开满鲜花的小花园、擦拭干净的黄色门环和干干净净的蕾丝窗帘。镇上有两间咖啡馆：一间叫“手纺车”，一间叫“紫铜壶”，两间咖啡馆都摆放了纱锭状椅子腿的扶手椅，詹姆士一世时期风格的印花坐垫，还有椭圆形或圆形的岩石桌。基于某些原因，瑞佛一家人总是去“手纺车”咖啡馆，从不去“紫铜壶”。他们喜欢“手纺车”的英式奶油茶点，司康饼、覆盆子果酱和康沃尔凝脂奶油。这家咖啡馆的茶壶都包着手工编织的茶壶套，茶壶套上有凹陷式的间隔，壶盖上是羊毛编织的壶顶。弗雷德丽卡一直等到皮皮端起了茶壶，才说自己忘了在药房拿些东西，说去拿了就立刻回来。在药房的上缘一点，就是个电话亭，从“手纺车”里面是看不到那个电话亭的。
她有一大把零散的便士和先令硬币。她站在红色电话亭里，将一把零钱全部放在撕裂和毁损了的电话簿上。电话亭里是再寻常不过的一种气味——陈烟的臭味，淡淡的尿臊味，窒闷的灰尘味，酚醛塑料气味和石头的冷冽感。她拾起电话，拨给接线员，她对接线员陈述着——这让她在最后一刻做了决定——她要打给艾伦·梅尔维尔。远处带着咆哮意味的牛叫声传入她耳里。她等待着，聆听着电话中的咔嗒、嗡嗡、空白音和刺耳的传输音，最后，突然响起的是一个清晰的苏格兰腔。
“喂。喂？”
“艾伦？”
“我是。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艾伦，是我。弗雷德丽卡。”
“弗雷德丽卡!”他叫着，听语气他很高兴，“我说呢，为什么这么久还没听到你的回音。你好吗？你在哪儿啊？你打来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
他总是这样的，即使是很亲密时，他也保持着令人惬意的谦恭和游离。
“不。是的。我想找个人说说话。我多开心收到了你的信。我觉得你离我非常遥远——从各方面来说都很遥远，不仅仅只是距离。听到你的声音，我好愉快，我真的好愉快。该死，钱不够了。等一下。这下就行了。我又多投了一先令，我们可以继续讲了。”
“我可以打回给你吗？你的电话亭在哪里？”
“史派森德镇。不用打回给我，没事的。我攒了很多零钱。我从电话亭打给你是因为——我打给你是因为——我觉得可以更自由地交谈。”
“弗雷德丽卡，你听起来不是很开心。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不。并没有。不。我只是有点孤单。就是这样。”
电话亭玻璃窗上有个空洞。是利奥，他的小白鼻头正挤在窗玻璃上，对着弗雷德丽卡膝盖的高度。她环视四周。原来奥利芙、罗萨琳德和皮皮·玛姆特，都在从不同的位置盯着她。她们看起来相当冷峻，但是当她们看到她在张望时，开始挥手和微笑，带着鼓励的神情。
“我得挂断了，艾伦。”
“但你还没说什么啊，亲爱的，你还没开始说话呢。”
“我必须得挂断了。大家都围绕着电话亭。”
“让他们等一下啊。”
“我没办法在她们盯着我的情况下和你讲话，我不行。我得挂了。帮我问候大家。告诉大家他们的信都、都……”
“弗雷德丽卡，我可以打回给你吗？”
“不可以。也可以。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再试着打给你的。”
“你听起来不妥，弗雷德丽卡。”
“我得挂了。我得断了。”
“弗雷德丽卡……”
“再见。帮我向托尼和其他人问候。再见……”
她们不需要批评她，她们不需要问她正在打给谁，她们甚至不需要说：“你说你要去药房，但我们却在电话亭里发现了你。”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她们心中总是极其明确的。弗雷德丽卡说：“抱歉让你们等了。”她们却说：“没关系，你没让我们等，我们也只是碰巧路过。”然后所有人都钻进路虎里，弗雷德丽卡坐在皮皮和奥利芙中间，利奥则坐在皮皮的腿上。
弗雷德丽卡心想：“我受困于此——这种想法是一个错觉。我随时都可以起身离去，比如说明天，我可以做到。如果我直接说‘我现在要离开了’，她们三个人应该会很开心听我那么说——就是这样的。”
利奥说：“你的茶凉了，我们好奇你去了哪里。”他把自己的小手放在她手上，紧握着她的手。她却很僵化地一动也不能动，因为奥利芙和皮皮坚实的臀部就在那儿挤压着她的臀部。
利奥对汤米·布洛克和托德先生 [8] 产生了兴趣。弗雷德丽卡尝试着给他读一些其他的故事，比如《托马斯小火车》和更多《霍比特人》的故事，但是每一天晚上，利奥都坚持让她重复读这本味同嚼蜡的书。他几乎可以复述出书中大部分的情节，并且对结局情有独钟——狐狸相信自己施展计谋杀死了獾。
“我要把那个肮脏的坏蛋埋葬在他自己挖好的洞里。我要把我的寝具都搬出来，在大太阳下晒一晒。”托德先生说。
“我要用软皂，要用猴子形状的香皂，用所有不同香皂；还要用苏打水和硬毛刷；还有波斯粉 [9] 和石炭酸来去除这种气味。我也得给自己消消毒。可能得烧点硫黄。”
“什么是硫黄，妈妈？什么是波斯粉？”
“硫黄是黄色的，带着一种令人不快的气味。”弗雷德丽卡说，她连说话的语气都被碧雅翠丝·波特的习语所感染了，“火柴上就有硫黄，还有烟花，坏掉的鸡蛋也会有这种气味，你可能不知道——现在的鸡蛋几乎都不会坏。那可是一种难闻的气味。”
“如果用坏鸡蛋的气味去去除汤米·布洛克的气味，那他身上的气味该多糟糕啊？”利奥问，“你觉得他闻起来像什么？”
“也许像好几个月没洗的脚的气味吧？”弗雷德丽卡说，“可能你也不知道那是怎样一种气味。”
“维戈先生做园艺的时候，我闻过他的衬衫，”利奥说着，“爸爸说维戈先生浑身臭烘烘。你觉得汤米·布洛克闻起来像维戈先生吗，妈妈？”
“应该更糟吧。利奥，你不应该说任何人臭烘烘，那是一个不雅的词，这个词会伤了别人的情绪。”
“但我喜欢这个词。臭烘烘、臭烘烘、臭臭烘烘臭烘烘，臭像松针一样，而烘烘像小黑的大便和小便。”
“你的臭烘烘说得够多了。我们接着念故事吧。”
“噢，你还没有告诉我波斯粉是什么呀？”
“对啊，还没。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昨天就告诉你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你可以去查查看啊。”
“我的确可以。但我怎么知道你会想一直听汤米·布洛克和托德先生的故事，一直听到了第四遍。”
“你应该知道的呀。我爱汤米·布洛克和托德先生。我们明天也要读他们的故事。我喜欢看他们对彼此做一些可怕的事。他们是可怕的人，做可怕的事，一切都是可怕的，但小兔子最后很安全就够了。我只是有一点害怕，他们也害怕，我是说小兔子们。他们的妈妈折了她的耳朵，因为她也害怕。你怎么折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是只兔子，你就没办法折你的耳朵。像这样。”
弗雷德丽卡把手放在头上，做做样子折了折自己的红头发。利奥尖声地笑起来——妈妈对于故事演绎，更叫他兴奋。
“继续读吧，现在，继续读。”他催促着，“托德先生打开了门……”
“汤米·布洛克坐在托德先生厨房的桌子上，他把茶从托德先生的茶壶倒进托德先生的茶杯里。他自己全身是干燥的，咧着嘴笑；然后他扔了茶杯，往托德先生身上泼滚烫的茶。”
利奥边尖叫边笑，在他的枕头上滚来滚去，笑到流眼泪，慌慌张张稳住了呼吸。弗雷德丽卡抚摸着他的头发，把脸埋在他的胸前。他抓着她的头发，小脚乱踢，继续笑、继续抽搐。
大约是过了一星期之后的一天，奥利芙、罗萨琳德、皮皮·玛姆特、弗雷德丽卡，还有利奥，他们在一起喝茶，车轮轧在砂砾上的声音从外面传来，罗萨琳德说：“肯定是爱丽丝来了。”皮皮·玛姆特满嘴都是没咽下去的水果蛋糕，说：“不是爱丽丝的车，是路虎的声音。”“也不是我们的路虎，”奥利芙说，“我们的车没有这么震的噪声。”“听不出是谁的车。”罗萨琳德说。皮皮走近窗户。“是三个男人，”她说，“没一个是我们认识的。正下车，走向我们的大门。”“难道是保守党的说客？”奥利芙问。皮皮已经走去门边。一阵男人的低语声后，最终响起一句很大声的“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站起来，趋身走向大门。皮皮·玛姆特站在那儿，在通向前门的一段阶梯上——那是一个他们并不应该置足的地方，那是一个他们的存在感很不真实的地方，但他们却真的在此——托尼、艾伦和休·平克。他们的路虎崭新锃亮，休说：“下午好，玛姆特女士。我们碰巧路过……”
“所以就想来找我们的老朋友弗雷德丽卡。”托尼接着说。
艾伦说：“弗雷德丽卡，我们没有打扰吧，我看？”
弗雷德丽卡担心自己会哭出来。她跑下台阶，用双臂环绕住艾伦的脖子，他也抱了她，休抱了她。休·平克在她脸上留下一枚轻吻。皮皮·玛姆特站在门道上，观察着这些随性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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