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剧中人：谁是经济参与者？（2/2）

就算政治家已从大体上做出政策决定，政策的具体细节也要由公务员或官僚起草和执行。这些人有自己的决策规则，跟企业一样按等级划分，而不是像议会一样共同审议。

各种各样的团体会游说政客和官僚选择特定的政策。一些团体的游说都只为单个目标，聚焦在特定的议题上，比如环境。在一些国家，工会也对政客有直接影响。不过，对政府决策影响最大的，还是大企业。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对企业游说没什么限制，企业对政策的影响非常大。美国政治评论员吉姆·海托华曾经说过：“企业不必游说政府了，他们就是政府。”这句话是有点夸张，但也没那么夸张。

有钱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if及其他

有些国家组织很重要——我该怎么说呢，他们很有钱。世界银行和其他“区域性”多边银行，主要由富国政府所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 [4] 从他们那里借钱，会比民营银行的利息低，偿还期也要更长。if则为陷入金融危机、无法从市场借到钱的国家提供大规模短期贷款。

世界银行、if和其他类似的多边金融机构在放款时都要求贷款国采取特定的经济政策。我们得承认，所有借款人借款时都会有附加条件，只不过世界银行和if的条件总是挨批评：那些条件对富国虽说很不错，但不见得对借款国有帮助。这是因为这些机构实行一美元一票制。他们的股份大部分在富国手上，因此富国能够决定做什么。更重要的是，美国在世界银行和if拥有实际上的否决权，因为世界银行和if最重要的决策需要获得85的票数才能通过，而美国刚好拥有18的股份（超过15）。

制定规则的国际组织：wto和国际清算银行

一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很大，因为他们有制定规则的权力。 4 比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它就负责制定全球金融监管规则。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制定规则的国际组织是世界贸易组织（wto）。

wto为国际经济互动制定规则，这些互动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甚至跨境知识产权保护，如专利和版权。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唯一采用一国一票制的国际组织。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数量上占优势，因此理论上，发展中国家能够主导国际事务。然而很不幸，在实践中，wto几乎不通过投票表决任何事。富国使用各种非正式影响（比如拿削减国外援助威胁不配合的穷国）避免了投票。

推广理念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和国际劳工组织

一些国际组织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是因为这些组织赋予某些理念以合理性。许多联合国下属机构或专门机构就属于这一类。

举几个例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提倡产业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则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国际劳工组织（ilo）则旨在促进工人权利。 5

这些机构如何推广各自的理念呢？主要的方法有：举办论坛，让公众参与讨论各自领域的议题；向那些希望实施其理念的国家提供一些技术支持。有时候他们也会发布宣言和公约，但各国要不要遵循则完全自愿，因此他们的权力其实很小。比如，国际劳工组织发布过公约保护移民劳工（rant worker）权利，只不过没有移民接收国家签署而已（你总不能让火鸡投票同意过圣诞节吧）。

由于没有钱也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这些组织在理念推广上就远远没有if、世界银行和wto强。

个人也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

个人主义经济理论歪曲了经济决策的实际情况：它轻视甚至无视组织。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也不是很了解个人。

分裂的个人：个人有“多个自我”

个人主义经济学家强调，个人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社会单位。在肉体意义上，显然是这样。但是否个体能够被视为一个无法再细分的实体，哲学家、心理学家，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

个体即使没有多相情感障碍（ulti-por dirder），自身也会具有互相冲突的偏好。多重自我（ultiple-self）问题普遍存在。这虽然是个比较陌生的术语，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

我们经常看到，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完全不同。一个男人可能在和老婆分摊家务上非常自私，但一到战场上，却愿意为战友牺牲自己的性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在生活中扮演多个角色——在这个例子中，这个男人既是丈夫也是士兵。人在不同的角色下行为不同，不仅合情合理，也屡见不鲜。

有时候是因为意志薄弱。本来下决心未来要做某事，但真到那时候却泄气了。远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就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了。他们甚至还为它发明了一个词——“akrasia”（不能自制或意志薄弱）。比如，我们决定过更健康的生活，但在诱人的甜点面前我们的意志力立马崩溃。你有自知之明，于是你预先使用一些手段，防止后面我们的“其他自我”贯彻其意志。这就像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尤利西斯（ulysses）一样，为了不让海妖塞壬的歌声诱惑而使航船触礁沉没，事先要求手下用绳索把自己绑在船只的桅杆上。你去参加晚宴，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正在减肥，不能吃甜食，这样一来，因为怕食言丢脸，你就不会点甜点了（当然，作为补偿，你可以在回家后多吃几块巧克力饼干）。

嵌入社会的个人：社会塑造个人

多重自我问题表明，个人并不是原子，因为他们还可以再分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个人与其他个人并没有明确的区分。

个人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问过：个人偏好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把个人偏好当作最终数据，产生自独立自主的个人。拉丁文格言“de gtib non est disputandu”总结得最好，意思是“爱好无可争辩”。

然而，个人偏好却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邻里、学校教育、社会阶级，等等。出身不同，不只消费的东西不同，想要的东西也不同。这个社会化（cialization）的过程，意味着我们无法将个体视为彼此分离的原子。用漂亮一点的术语说就是，个人“嵌入”到社会中。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名（臭名的名）言：“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单独的男男女女，还有家庭。”但如果说个人是社会的产物，那根本没有无社会的个人这种东西。

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bbc科幻剧《红矮星号》（red dwarf ）中，男主角戴夫·利斯特是利物浦一名工人阶级懒汉，他内疚地承认自己曾去过酒吧一次。他坦白这事时就好像自己犯了罪一样。之后他的一些朋友还因为这事骂他是“阶级叛徒”。英国一些穷人阶级的年轻人，甚至在政府鼓励他们接受大学教育的几十年后，仍然相信大学就不是让他们上的。在大多数社会，女性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像理工、法律和经济这样的“硬”专业不适合她们。

文学与电影的一个永恒主题是：教育以及因教育而选择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如何让你跟旧日亲友越走越远的。你喜欢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也就是说，跟过去的自己不一样。电影《窈窕淑女》（y fair dy ，改编自萧伯纳的戏剧《卖花女》）、威利·罗素（willy rsell）的《凡夫俗女》（educatg rita ，话剧和电影）、马塞尔·帕尼奥尔（loire de on père ，书和电影）都是这个主题。

当然，人都有自由意志，有能力做出违背其社会背景的选择（也就是跟本应该选的不一样），有些人也确实这样做了，像《凡夫俗女》的女主角就选择去念大学。但环境深刻影响我们的性格、喜好和选择。个人是他们所处社会的产物。

易受影响的个人：容易被人操纵

我们的偏好不仅由环境塑造，还往往受他人故意操纵，这些人希望我们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思考和行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政治宣传、教育、宗教教义、大众传媒，某种程度上都涉及这种操纵。

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广告。有些经济学家追随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家乔治·斯蒂格勒（e stigler），认为广告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不同产品的上架、价格和特性等信息，而不是左右人的偏好。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则同意加尔布雷思1958年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富裕社会》（the affent ciety ）中的观点。书中提到，大部分广告是为了让潜在消费者更想要某种产品（增强购买欲），甚至让他们消费自己之前从未觉得需要的商品（增加新需求）。

广告可以让产品跟明星、球队（你喜欢的球队的球衣上都有哪些商标呢？）或高档奢华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他们可以利用“记忆触发装置”影响我们的潜意识。广告播放时间也选在观众最容易受影响的时候（比如零食广告都选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此外，电影也经常植入广告，就像《楚门的世界》（the truan show ）所强烈讽刺的：我仍然记得oa可可粉，“纯天然可可豆制造，来自尼加拉瓜山顶”。

还有一种对偏好的操控更根本。有些人追逐自身利益，希望对其逐利行为的约束越少越好，因此，他们努力宣传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又回到观念的政治了）。大企业和富人慷慨资助生产各种支持市场理念的智库，比如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 foundation）和英国经济事务学会（stitute of enoic affairs）。他们捐献竞选资金给支持市场的政党和政治家。一些大公司还把广告投放到亲商业的媒体。

一旦穷人被说服，相信贫穷是自己的错，别人赚多少都是应得的，只要自己够努力也会变有钱，富人就会过得更轻松舒适。这样的话，穷人就会违背自己的利益，要求更低的再分配税收（即富人交的税少了）、更少的福利支出、更少的商业管制以及更少的工人权利。

个人偏好——不只是消费者，还有纳税人、工人和选民——都可以被操纵，且往往被操控。个人并不是个人主义经济理论所描绘的“自主”（vereign）的实体。

复杂的个人：个人不单单是自私的

个人主义经济理论假设个人是自私的（自利假设）。再加上个人理性假设后，我们就可以得出，政府应该让个人做他们想做的事，个人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并且知道如何实现目标。

几百年来，经济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直在质疑这个个人自利假设。虽然相关的论述在理论上很重要，但实在是汗牛充栋，很多论述也晦涩难懂。因此，我们只看其中最重要的观点。

自利是一个太过简化的概念，背后的假设是个人没法认识到自身行动的长远、系统性后果。早在19世纪，欧洲的资本家就主张禁止使用童工，虽然这样的禁令会减少利润。但他们知道，长期来看，对儿童持续的剥削，儿童没法接受教育，到头来会降低劳动力的质量，损害所有资本家的利益。换句话说，人们是能够追求开明私利（enlightened self-terest）的，有些人也确实做到了。

有时候人类也很慷慨。人们关心其他人，牺牲自身利益帮助他人。许多人会捐款给慈善机构，或者做义工，帮助遇到困难的陌生人。救火队员冲进火场救出老奶奶，路人跳进大海救起溺水儿童，在这两种情况下，救人者都知道这么做自己可能会丧命。这样的证据太多了。只有那些盲目相信个人自利模型的人才会选择忽视这些证据。 6

人是复杂的。的确，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追求私利，但他们的行动也可以出于爱国、阶级团结、利他主义、公平感（或正义感）、诚实、意识形态承诺、责任感、感同身受、友情、爱、对美的追求、无用的好奇，等等。这么多词语描述的都是人类的动机，可见人是复杂的动物。

常常出错的个人：个人并不是非常理性

个人主义经济理论假设个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他们知道未来世界所有可能的状态，能够进行复杂计算，算出每一种状态发生的概率，并且深知自己对这些状态的偏好排序，从而能在每一种决策情境下选出最优的行动方案。讲到这里，我们又再一次推出“政府应该放任人们自由选择”这个含意，因为人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而，个人主义经济模型假设的理性根本没有人有。赫伯特·西蒙称之为“超凡理性”或“超级理性”（hyper-rationality）。对这种理性的标准辩护是，理论的基本假设符不符合现实不重要，只要模型能够准确预测事件就好。然而，这种辩护现在很难产生反响了。2008年之所以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关键因素正是基于超级理性假设的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当时主要国家的决策者相信这个假说，误认为金融市场不需要监管。

简单地说，问题就出在人类不是非常理性，或者说他们只是“有限理性”。 [5] 非理性行为的清单多到列不完。我们在决策时，很容易受本能和情感的影响——一厢情愿、恐慌、羊群本能（herd stct，羊群效应）等等。我们的决策本不应该受问题的“框架”影响，但实则深受影响。对本质上一样的问题，呈现的方式不同，我们做出的决策往往不同。而且我们经常对新信息反应过度，而对已有信息反应不足，这种现象在金融市场很常见。正常情况下，我们思考往往用的是直觉和启发式（捷径）系统，导致逻辑思维很差。总而言之，我们对自己的理性过度自信了。

结论：只有不完美的个人才能做出真选择

将个人定义为高度不完美——理性有限、动机复杂又彼此冲突、容易轻信、受社会制约甚至内部矛盾，其结果反而让个人变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

正是由于承认个人是社会的产物，我们才更能欣赏那些做出跟社会习俗、主流意识形态或其阶级背景相抵触的选择的人的自由意志。当我们接受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就更能欣赏企业家做的那些人人不看好的“非理性”冒险（而当这些冒险成功后，大家又称之为创新了）。换句话说，只有在承认人的不完美之后，我们才能谈论“真正的”（real）选择。而在一个充满完美个人的世界，人们总是知道什么是最优行动，因此所做选择是注定的，这样的选择也就空洞无意义了。

强调“真”选择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做出任何我们想要的选择。励志书可能会告诉你，任何事情，只要你选择去做，你就能做成。但事实上每个人能做的选择（选择集）非常有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掌握的资源太少了。马克思曾经非常形象地写道：在资本主义时期早期，摆在工人面前的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在恶劣的环境下每周工作80个小时，要么就等着活活饿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养活自己的独立手段。选择有限的另一个原因是，正如前面提到的，社会化过程和对我们偏好的刻意操控，缩小了我们想要的事物的集合以及可行（可以实现的）事物的集合。

像所有经典小说或电影一样，真实的经济世界充满复杂又有缺陷的角色，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的确，构建关于他们（或任何事物）的理论，不可避免要对他们进行做某种程度的一般化和简化。只不过主流经济理论简化得太过了。

只有考虑到个人的多面性和有限理性，并意识到拥有复杂结构和内部决策机制的大组织的重要性之后，我们才能建立让我们理解真实世界中选择的复杂性的理论。

第5章 剧中人：谁是经济参与者？（2/2）

第5章剧中人：谁是经济参与者？（2/2）